我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本书。这本书是在我1968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就的。在中国艺术理论这一重要领域里，这本书过去一直作为有用的入门书，现在这本书依然能对学生们有所裨益，这让我倍感欣慰。我希望此书能激发人们对这一迷人领域的研究兴趣。

按理我应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奇迹般的存在。五十年前，我对13世纪早期金代绘画着迷，并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对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著作进行研究，但未能通过论文答辩，我于是开始研究宋代文人艺术和理论，因为这些艺术和理论影响了金代的作者。到第二次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这本书前三章的翻译，同时，我被告知要就这一艺术理论继续写作，并拓展到明代。明代的材料卷帙浩繁，我无所适从，于是选择概述不同的流派，并分析艺术史的开端。我确实认为，最后我已经理清了中国绘画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评审并不太认同论文的这个部分，他们评价说这个部分缺乏诗意。承蒙恩惠，他们告知准备授予我学位，见我总是盘桓不前，无疑他们也感到厌倦。
此时我在美术系并不得志，也正在此时，我获得了一些东亚语言教授对我古代汉语造诣的认可。几年后，他们把我介绍给方志彤博士，我对他深怀感激之情。他在青年时代就广泛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典籍，大学时代又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到美国后，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庞德的《诗章》。与他一起阅读文本真是难忘的经历。我把翻译出来的文本材料供他研究，然后我们再仔细检查一遍，有时再三检查。对他来说，很多文本是比较新的，他会把这些当作艺术著作的错误进行校正。尽管如此，他一直在研讨班上给美术专业的学生教授中国艺术理论，他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绘画“六法”理论，这无疑影响了我。
第三次非正式论文答辩后，我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去拜访方志彤先生，并询问这篇论文是否值得出版。他把我的论文推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那里有一套平装书出版系列，价格比较便宜。最终这本书于1971年出版，售罄后，又于1978年出了修订本。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方志彤博士的鼓励，这本书将不会问世。
大学教师们认为这本书对教学实践颇有裨益，特别是结合仅有的那篇学术评论：宗像清彦（Kiyohiko Munakata）所撰写的《一些方法论的考量》（“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亚洲艺术》，
1976年，38卷，308—318页）。就他一些总的艺术观来说，不能把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截然分开，那些断章取义地引用会导致误读，要是过分强调对立，就算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也会导致肤浅的理解。他的观点当然值得借鉴，尤其是对宋以后一些艺术家的讨论，这些在本书中没有进行细致研究。
再次翻阅多年前的作品，我很惊讶自己在年轻时竟如此固执己见，而且忽略了这么多细节。我天生是个“分裂者”，很愿意进行开放性的争论，那样就会引起某些观点并置和戏剧性的转换，当然，也会导致观点对立。在20世纪60年代，与高居翰一样，我对中国绘画的研究方法可能受到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从方志彤博士那里，我也许继承了一种反神秘主义、务实的阅读美学。其他研究者，比如艾朗诺，现在以更加细致的方式处理材料。这本书当然存在瑕疵，可我希望它能够激发更多人阅读中国艺术理论。至少，这本书进行了一些诠释，让文本更加明晰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