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器，一出场就成了“国家艺术”，成了国家力量的象征。这不仅因为青铜器象征着财富，更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科学家用摄谱仪对二里头青铜爵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中92%是红铜，7%是锡。这两样金属，在当时无疑是贵金属。夏商时代，数以千计、万计的奴隶，分散在深山荒野，寻找着铜锡矿藏。甚至有学者分析，“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

在那个时代，一座都城可以没有壮阔的宫殿，却不能没有华丽的鼎，因为它，已经成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有人用“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指明了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具有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另一方面，它通过青铜的坚硬质感，克服权力的易碎性，使它得以永垂不朽。

但是，商朝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这个王朝在这座最后的都城度过了最后二百七十三年之后，在第三十代商王帝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纣王）的淫乱中，土崩瓦解了。纣王宠爱妲己，让一个名叫涓的乐师专门为她制造淫乱之声，然后他们一起，沉浸在“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中。当然他最重要的发明，是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然后“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第一章：国家艺术

时代的暗夜里，只有张华在秉笔嫉书。

那时候的张华，官至右光禄大夫，还没有被斩首灭门，用《晋书》里的话说，“名重一世” 。杨芷死后，他立即写下一篇文章，用来批评和规劝贾南风。

一千七百多年后，我坐在书房里，翻开书页，找到了那篇《女史箴》。张华说：

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

意思是说，每个人都知道打扮外貌仪表，却不知道也要修饰内存的本性；如果不作内心的修炼，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照镜子、洗洗澡、出出汗，人品性格才能日趋完美。

镜子，这日常生活的用具，在中国文学与绘画中，被转换成对历史与正义的隐喻。

到了东晋，有一个名叫顾恺之的大画家，将《女史箴》画成《女史箴图》【图8-3】【图8-4】。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历史是一面更大的镜子，所有的善、恶、美、丑，在它面前都无所遁形。假如说实物的镜子为我们观察自己增加了空间的视角，那么历史这个虚拟的镜子就为我们认识自己拉开了时间的纵深，在亘古无垠的时间里，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看见历史、确认自我的存在，而不至于永远囚禁在个人经验的狭窄牢房内。透过历史这面镜子，中国人不仅可以看清自己的当下，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第八章：犹在镜中

所幸在今天的故宫，存着一件宋代妆窑天青釉弦纹樽【图14-2】，让我们在千年之后，看得见宋徽宗最爱的颜色，而不至于像当年的瓷工，对着“雨过天晴云破处”的御批，不知所云。

没有什么器物比唐三彩更能代表大唐热烈、奔放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器物比汝窑瓷器更能代表北宋文人清丽、深邃的气质，一如这件天青釉弦纹樽，虽是仿汉代铜樽造型，但它不再像青铜器那样，以张牙舞爪的装饰纹样吸引眼球，而是以瓷釉作为美化器物的介质，色泽清淡含蓄，胎质细腻，造型简洁脱俗，釉面上分布着细密的裂纹，术语叫开片，俗称蟹爪纹或冰裂纹，那是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而在焙烧后冷却时形成的裂纹，汝窑瓷器在烧成后，这样的开裂还会继续，这使汝窑瓷器一直处于细小的变化中，似乎器物也有生命，可以老出皱纹。

唐的气质向外的、张扬的，而宋的气质则是向内的，收敛的——与此相对应，宋代的版图也是收缩的、内敛的，不再有唐代的辐射性、包容性。唐朝的版图可以称作“天下”，但宋朝只据有中原，北宋亡后，连中原也丢了，变成江南小朝廷，成为与辽、西夏、金并立的列国之一。唐是向广度走，宋则是向深度走。正是由于唐代有广度，使佛学发展，刺激理学兴起，才使宋有了深度。这变化反映在诗词、绘画上，也反映在器物上，所以，“晚唐以降，青绿山水盛极而衰，水墨山水取而代之，好比是绚烂的唐三彩隐入时间深处，天青色的宋瓷散发出形而上的微光。”

——第十四章：雨过天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河流、鸟鸣、美女、君子。这几个意象，把我们带回中国艺术长河的上游。

那是一个黎明，世界空阔，飞鸟带着清越的叫声划过天际。树林里的每一片叶子都湿漉漉的，万物生长显出自然焕发的本能。女人的身影从岸边闪过，轻风吹起，裙衫拂动，河水逆光勾勒出她身体的线条，让打量她的男子怵然心惊。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为我们描述的最初的画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典都美。

上帝说，要有光。

其实，时光并没有光，它有时只是一条幽暗的隧道。

在我们的文明里，《诗》才是光。

对于《诗》，中国人给予了圣经般的地位，称作：

《诗经》。

——第十八章：回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