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那种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点还会看到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高考恢复，大学重新开课不久有关，老师能教给你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1987年我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当中，或许我想问题会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锺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九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其实至今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选了我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钱锺韩校长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
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教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 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他认为的好的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记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师提出画那种彩色的商业效果图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作业都要以它来结束。在我看来它基本上就是骗人的，是纯商业的，是用来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时商业刚有了点苗头，还没发生，但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一种性质。所以我向老师说我拒绝画这个图。老师当然很愤怒。后来事情闹大，老师们说：“你们派几个学生代表到教研室来谈判。”我带了四个学生去谈判。结果就是，教师们开放了，同意学生可以用任何形式来表达，不再限制学生必须要画这样的图。对学生做这样的开放，那可是这个系历史上第一宗案例！这是我们通过斗争获得的。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儿，以至于凡有此类事发生，系里一定会将源头归结为我。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学校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的状况，有人对我说中国建筑学其后二十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论文里讨论了。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二十年后的1997年，我参加东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怎样？”
“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十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经很亲和和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种力量并没有丧失，反倒多了很湿润、温暖的东西。
这种蜕变你很难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不喜欢很难的，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十年过去。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是苏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的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接进来，融合完了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区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正好是上世纪70年代初。时有武斗发生，只好停课闹革命。我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一起喝着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回忆那个年代就很愤怒很伤感不是吗？因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七岁时已经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的，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地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辘轳。冬天摇辘轳，脱掉手套，一贴上去那个铁辘轳会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来就会剧痛。但我仍然每天在做这件事。想想我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我看书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当时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做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七岁到十岁的年月里，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翻译本和中国的古书（繁体版）。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七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用手给他全身抹盐。家里的一些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这个躺在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公私合营后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布景，赚俩小钱。
1960年的某天，姥爷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就全身瘫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十六年后去世。我也算是曾经看护过他。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这件事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为什么要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
三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做建筑这一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野就不太一样。
十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开始没有校舍，全在帐篷里上课。后来一边用着临时借的校舍，一边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种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后来在这种竹篷学校上了两年学。帐篷学校和竹篷学校的经历，让我知道学校原来还可以这样。
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我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老师对我的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着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冬天会早上6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环境。我的父亲和他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 这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的。
认识妻子以后，抹平了大半。事实上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 比如一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心灵还很充满。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我都是这样度过。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她属于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个工资嘛，她只是对她感兴趣的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荡，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这样一个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是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蒙蒙眬眬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想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模仿也没有意义。一个人的心性首先变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发生了很敏感和很细腻的变化。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看到，雨是从哪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哪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的。在这个阶段，我看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里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个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它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可能从那儿开始，我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它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到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那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灯都挂在墙上。这个房子，如果说小的话，小到可以塞下八个建筑，它有多小呢？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 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做后面的每一个建筑，可以说都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 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东西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和自己的修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