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拥有第一件藏品以前就有这样一个观点：艺术可以使所有接触到它的人上进，可以促使个人信念擢升，可以帮助工业及制造业进步，可以使向善的理念实现；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和道德前提。

在这本弘扬大都会博物馆馆藏实力的图书的开头，有必要指出这些根本原则，因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借由这些根本原则，大都会博物馆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艺术博物馆。

百科全书式或“环球”博物馆的概念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创立的模式。在大都会博物馆，我们的使命是跨越所有文化和时期收集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包括早至公元前八千纪的物品。这些藏品中的精华既出现在我们十七个展览部门各自的永久展区，也出现在侧重特定主题、时期或艺术家的临时展览里。同一座博物馆内拥有如此丰富的素材，在看似迥异的历史和传统之间创造出特别的对话，这使我们的访客在一次参观中就能真正地周游世界。

从许多方面来看，大都会博物馆的故事都是独特的美国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雄心、公民责任和慷慨付出的故事：它来自1866年7月4日巴黎的一次午餐，借鉴了欧洲王室赞助了数个世纪的欧洲博物馆，美国著名律师约翰·杰伊在那一天宣布，美国需要自己的艺术博物馆，当天在场的一批美国同胞誓言要共同为之努力。于是，大都会博物馆在四年后成为现实。

自1870年成立以来，大都会博物馆就致力于推广民众教育。其使命宣言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声明大都会博物馆“将坐落于纽约市，旨在为该市缔造并维护一座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鼓励并发展美术研究以及艺术在生产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推动相关主题综合知识的发展，并为这一目的而提供普及教育”。

1880年，坐落在中央公园的大都会博物馆首次开放时，受托人约瑟夫·乔特宣告大都会博物馆符合“数百万工人最重要且实际的利益”（图一）。然而，博物馆在最初的时期几乎无法向这目标迈进，因为它的开放时间与工作日完全重合，只有士绅阶层人群才有空参观（图二）。因此，大都会博物馆的早期参观者在人口构成上区别不大，与那群创办博物馆的富商一样。伊迪丝·华顿的小说《纯真年代》将十九世纪末的大都会博物馆描述为“在无人问津的孤寂中腐朽”。纽兰·阿切尔同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坐在空荡荡的大都会博物馆里，无奈地说：“唔，总有那么一天吧，我想，它会成为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馆。”

事情确实起了变化。1889年，经过数年讨论后，大都会博物馆终于开始在星期日向公众开放。1911年的年度报告骄傲地宣称，大都会博物馆“ 已经不再仅仅吸引上流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博物馆的观众及馆藏都继续增长。学生在这里受到欢迎，人群涌入展馆观看重要展览，如1909年的“哈德逊—富尔顿庆祝展”，1942年的“艺术家支持胜利”，1963年借来的《蒙娜丽莎》及1978年的“图坦卡蒙的宝藏”。随着大都会博物馆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参观者也持续稳定增加。如今，博物馆每年的观众已经超过五百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早期在为大众提供艺术品欣赏时常常提供的并不是艺术品原作。博物馆在初期信守的观念是，名作永远不可能被大都会博物馆买到，因此将大量精力集中在积累世界名作的电铸版和石膏模型上（图三）。总数超过两万六千件的石膏模型如今被安置在中世纪雕塑厅和两个相邻的展厅内，后者主要用作欧洲时代馆。

但在1902年，一切都改变了。雅各布·S·罗杰斯给大都会博物馆留下了五百万美元的巨款，专供购买艺术品之用。这位古怪的商人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制造机车，据各方说法，他更像是位偏执厌世的人，而非博物馆爱好者。这份厚礼使大都会博物馆从一个挣扎生存的机构摇身变成了艺术市场上的一股强大力量，并使大都会博物馆有能力购买艺术品原作。在罗杰斯基金成立的头二十年内，大都会博物馆购得勃鲁盖尔的《收割者》、我们那不同寻常的来自博斯科雷尔的庞贝壁画和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乔治·华盛顿》；这些作品只是我们用这笔转型赠款所购名作中的一小部分。

在二十世纪初购买名作的并不止大都会博物馆。J.P.摩根、本杰明·奥特曼、哈弗梅耶夫妇等大收藏家此时已发起一种非凡的收藏与慷慨赠予并行的传统，并由几代博物馆捐赠者维系下来。您将在本书中随处看到，大都会博物馆许多展览部门的镇馆之宝，正是一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私人艺术收藏机构赠予的礼物。今天，这一传统依然延续，同样延续的是大都会博物馆通过购买更多艺术品来完善馆藏的坚定决心。

正如我们的馆藏一样，博物馆的建筑也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发展。1880年建在中央公园边缘的那栋简朴大楼，如今已扩展成繁华的第五大道上沿街而立的两百多万平方英尺的建筑（图四）。我们今天所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外观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建于二十世纪早期，而北展馆和南展馆（1911 年和 1913 年）则是麦金米德怀特公司的作品。这栋建筑在中央公园留下的最后足印要到1970 年博物馆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时才完成，自那以后我们的展览馆都是根据需要在建筑内部发展。

纵观大都会博物馆的历史，始终未变的是我们对学术的投入。学术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展览、教育活动、出版物、博物馆网站。若无对藏品的理解和诠释，我们就和一间托管保护珍宝的仓库并无二致。自1906年大都会博物馆开展首次考古挖掘以来，我们在考古工作上的投入就在古代世界研究上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已出版的数千种书籍中，许多都是相关领域内的权威著作。

本书出版之际，正是大众对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接触以及对馆藏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多更大之时。全世界数百万人通过我们的网站观赏这些艺术品，并愈加希望能亲临博物馆欣赏藏品。确实，没有什么能像大都会博物馆陈列室中的艺术品那样与我们产生强烈共鸣，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文明。我们与这些藏品的关系，就是大都会博物馆之所以建立的原因：这是一个由公民而建，并且为公民而建的博物馆。这在博物馆成立之时是个雄心勃勃的理念。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主意——也就是不靠教会或王室，而靠决意要与公众分享艺术品的捐赠者，从私人渠道积累艺术品——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其意义从未消减。

大都会博物馆最初通过展现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来教育和激励大众的使命，至今仍指导着我们思考博物馆的持久定位。我们的成功将有助于加深对所有艺术和文化的理解，并会相应地鼓励以一种更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我想象不出比这更重要的未来愿景。

托马斯·P·坎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