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在北京偶然碰到一个美国人, 是研究中国宋代艺术的美国女学者姜斐德博士，目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她知道我的工作是研究西方现当代艺术, 马上就对我说：“那太好了，中国很需要，非常需要。中国的当代艺术很热闹，但对西方情况的了解不够，尤其批评家们对西方艺术的史和论了解很不够，这怎么行。” 我听了，非常吃惊。一是吃惊她的诚实，初次见面，还没说上三句话，就如此坦率直言；二是吃惊她的准确，一个外国人，一下就点到了中国的穴位。 “哎呀，这正是我目前着手做的事，我希望能把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全局清晰呈现出来。” “这真好。那我觉得你应该认识一下大卫•普森教授，他从美国来，是我的朋友，目前在清华教西方美术史，你们俩可以谈谈的。” 于是姜斐德博士有一天就约了普森教授和我到她家里去吃饭聊天。 我们开始谈中国的当代艺术。他们两个对中国当代艺术都有极高的兴趣，见到精彩的艺术家，他们立刻会显得精神十足。姜斐德博士拿出一幅在上海买的抽象作品，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白的、兰的、灰的线条和色块，分布很优雅，描绘很精致，画面上虽没有具相，但姜斐德博士说，这不是抽象画，这是风景画。那幅画倒真可以当风景看，因为画中的线和色块分布明显具有山川水流的自然韵律，洋溢着抒情气质。普森教授看了又看，几乎呻吟着说，“看看，看看，你们有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还要推崇劳生伯！”——而这个画家在中国则完全不为人知。 艺术好像是，有些女子，尽管天生丽质，但生在小城陋巷，就无声无息，人也不去注意。而那些名模淑媛，即使相貌奇特，骨骼嶙峋，但舆论一力推崇，就成为大众眼中的天人。 又好像是，眼下世人对艺术品的判断已经不是一个直觉反映，而是一个观念投射，或者舆论引导。我从这两个美国朋友身上感到的不同在：美国人的直觉显然保存得比较好，比较多。比如，他们都喜欢吴冠中，我问，你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绘画里中国因素比较明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是，就是因为他画得好……那样的线条分布，那样的空白处理非常美。他们是就画看画，别的想得很少。美国人待人处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常常显得很单纯。 单纯在眼下的时代，成为稀罕的品质。 普森教授一晚上，几乎一直在叹息：你们为什么要如此依赖西方，做你们自己的事，做你们自己的！他把这个话说了好几遍。这句话，他是通过直觉说出的。对我这个中国人而言，则是花了二十年在美国生活的岁月换来的一份心得。在这二十年时间中，我好不容易把对于美国人的仰视换成了平视。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热闹而张扬的现当代艺术中存在的问题，庸俗和弱点，但他们最为动人的，是一派自信，一股子不管不顾的派头。这股派头，让他们(“二战”后)摆脱了欧洲的笼罩，让一个世界都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按常识说，权威者往往不是那个具有特殊技能的人，(美国艺术是在技术上做得领先吗？才不是。) 而是具有一种气度：最大程度地认可自己，不跟着别人跑，于是大家就反过身来跟着他跑。一如我们从小的玩伴，是有那样一种人，并不见得能爬上最高的树，也不见得能游过最宽的河，但他敢说了算，自在自为，众顽童就都服他。 中国人眼下最需要什么，健康的心态，心态，心态。我们三个对此很有共识。但这是最难描述的，又是最难度人的。因为自卑的反面就是自大，后果一样糟糕，全都没有弹出那个准确的音。就我的经验看，弹出那个最准确的音，需要了解，真正的了解，真正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短处。而现在肯安静下来，观察、体会、思考的人有多少呢？中国像一锅煮开的粥，每一个米粒都在其中急速翻滚。 这就引出了我们谈到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的研究，普森教授又开始大摇其头。在他看来，中国对于西方美术的研究，很多地方相当不靠谱。先说翻译，中国对西方艺术史翻译很可能不准确。他提到两个例子，一是翻译他的书，把“特别好”(terrific)一词翻译成“交通”(traffic)。 他说：“这么个词能错成这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译本的可信度。”另一个是，他的老师的几本重要著作被翻译了，那几本书可不好翻译，但译者统共只向他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词，简单到你可以在酒吧里问得到。显然，在这件事上，问题太少似乎并不说明译者的英文水平高。 除去翻译的质量，另一个问题是，翻译什么？就选择的译书而言，有些书，在西方已经过时，可是中国却不惜时间人力，把很厚的书翻译出来，有多少用呢？还有，中国学者不能用英文写关于西方艺术的研究论文，因此中国对西方艺术的研究根本没有进入学术圈。我对他笑道：“这个你还真不能要求了，我们现在对于西方艺术主要还是介绍吧，真正进入研究，还差着些时日，你要给我们时间。” “可以，”他说，“但是介绍也要介绍在点子上，比如，中国目前翻译各种各样西方的艺术评论，那些文章涉及的人和事，必须在整个西方实境中才可以有意义，尤其必须是了解西方历史是如何一点点走到这里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才能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感觉，有判断。只这样东一篇西一篇地翻译过来，对读者会有多少意义呢？读者不知道整个历史的上下文，就无法领会作者究竟在说什么，即使一星半点地明白一点点，可能会没多大意义。这样的翻译做了做什么？基本是浪费！” 他说的这一点，反过来理解就明白了。假如我们设想西方人推崇东方，于是今天翻译一篇关于日本东京的展览评论，明天翻译一篇对北京798的某艺术家的介绍，后天又是香港拍卖行里的什么消息，这些东西七七八八地扔给西方读者，那些零散的文字和消息对于西方读者能够具备多少意义呢？尤其是，如果他们不对整个中国或日本当代艺术的源流走向先做认真备细的研究，那些东一篇，西一篇的翻译文章就成为散沙，不小心还会迷了读者的眼。普森教授叹息说：“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人力物力精力？可惜，真可惜啊！” 他还提到，请他这样的外籍教授来中国，除了上课，他几乎没法跟中国的同行们交流，“他们太忙，忙极了。很少能坐下来谈谈。他们叫我来，就是为上两门课吗？唉，如果有钱，还不如把图书馆藏书好好好好地加强一下，那还显得实惠些，对吧？” “那就是说，你对我谈的这些看法，没有跟你的中国同事交流过，没有吗？” 他笑着摇头。 我不放弃，说出几个他目前任教的两个学校(清华，中央美院)教授的名字，还坚持问他，有没有跟他们面对面交谈过？他还是摇头，然后很得体地说，“他们大概是太忙，太忙！” 虽然他和中国的同事很少交流，但他和姜斐德博士却都知道，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史论工作者中，谁和谁关系不好，这方举办的活动，对立方就不参加，等等。这又引起这两个美国人的摇头叹息：“这是战场啊，战场。” 不过普森教授和姜斐德博士马上互相对视说，“西方这个情况也一样会有的，一样会有。”姜斐德博士就对普森教授轻轻笑道：“因此，我们就别只顾对着别人扔石头啦。” “中国的艺术评论也有很大问题，”姜斐德博士对我说，“因为办画廊的，被展览的艺术家，请来写文章的批评家，都是朋友，或者‘同学’(这个词她用中文说出)，你能说什么不赞赏的话吗？你能吗？”姜斐德博士看着我问。我张口结舌，什么也不能回答。普森教授在一边瞪着我，仿佛都是我的错。我的感觉很糟，好像是跟着外人揭家人的短，但人家又没怎么说错。我只好改变话题，问普森教授，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普森教授在上海看了好些画廊，但他感觉那些展览不够好。我问他怎么不好，他说，那些团体展，你根本不明白他们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团体展应该有比较明确的主题，不然，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但它们大部分让我不知所云。而且，说实在的，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当代艺术一看都觉得熟悉，是西方有过的。随即，他笑着掀起外套衣襟，指着贴身穿的一件黑色T恤衫说，“这倒是我这趟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那件黑T恤上印着最具历史渊源的中国图像：工农兵。两男一女三个头像横在胸前，旁边用英文写着“工农兵团结”。然而，这三个在中国现代史中最具权威的政治图像，在2009年出售的T恤上居然已经是：(男)兵和(女)农脸对着脸正在亲嘴，工人老大哥则待在一边，漠然地由着兵和农忙着亲他们的嘴。这个现像简直颇具深意，因为，非常巧，姜斐德博士除了收藏中国艺术，也很注意收集流行图像。在她的书房里，我看到了她特别的收藏：中国特殊时期的搪瓷杯盘，上面粗劣地印制着当时的各种图像和语辞，红太阳啊，波浪啊，芒果啊，“大海航行”啊，“伟大领袖”啊，“万寿无疆”啊，等等，等等，充满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气息。姜斐德博士就根据1960年代流行图像中的芒果，写了一篇精彩论文，她把这篇文章示我，并在上面用中文规规矩矩地写道：“请王瑞芸指正。姜斐德，北京 2009-3-23”，写的是繁体字。文章内容是：在1968年8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巴基斯坦外长送他的一筐芒果，转送给了清华大学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明确批示说“我们不要吃，要汪东兴同志送到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毛主席的礼物让全国工农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芒果在中国历史的一段时间中，几被视为圣物。这难道不具深意吗？姜斐德博士手中掌握的流行图像告诉我们，四十年前，工农兵在中国曾被赋予那么严肃而且重要的地位；四十年后，普森教授在上海地摊上得到的流行图像中，工农兵却已经能以如此轻佻的面目出现了。也就是说，在姜斐德博士和普森教授这两个美国人手中掌握的流行图像中，正可以涵盖中国这四十年的历史变迁，而这段历史被流行图像反映得极为充沛而且鲜活。也就是说，中国画廊里的艺术让普森教授失望，但流行图像满足了他，就因为流行图像不假思索，直截了当，是什么说什么，用不着比照西方，亦步亦趋。这就奇怪了，艺术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样——活色生香？好像是，人一接触“艺术”这个玩意儿，敢于在流行图像里流露的那种本色就全收起来了。人是容易被“艺术”吓住的，进而至于，“艺术”前面还要添加上“西方”，于是，“西方”+“艺术”，双重的权威，真正唬得死人！只有不被“西方”和“艺术”吓到的人，才能够站到一边去看：在所有这些层层叠叠的现象、说辞、忙乱、急促、期待、欲念，以及铺天盖地的期刊、杂志、评论、翻译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件最重要，最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生命本色。章 艺术从来远不及生命本身重要，先活出光彩和滋味来，艺术自自然然就有了好模样，真性情，别的都是白忙活。比白忙活更不好的是，本色没有出来，愚蠢和无明却全引出来了，这可不是艺术的本来面目，更加不是生命的正常状态。一个生命不正常，不健康，无光彩，如何可以期待其创作的艺术有光彩？！我和两位美国朋友这一晚的话题似乎是个悖论：一方面是，别管西方，做自己的；另一方面是，拿出力气来，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相信明眼人看得出，这两方面并存毫无冲突，正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就我的体验看，凡真正了解了西方，一个人会明白许多许多东西，那种明白的感觉是真好，真让人获益。它自自然然就会让人变得坦然而且从容，自信而且自在。那样产生的自信是由知识、见识、谦和、尊重……所有这些因素相加的结果。要知道，自信和自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自信是“明”，自大是“无明”。要去掉这类“无明”，是有很多功课要做的，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艺术史是其中的功课之一。若想偷懒，那么你就要付代价：你的自信就打折扣，你的艺术创作或艺术批评的水平立刻就跟着打折扣，这是立竿见影的。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因果关系。 你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却能涵盖宇宙，因为这是自然规律。 眼下的中国艺术下了什么种，收到了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回答。 （2009/3/28 本文刊于《美术观察》2009年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