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6年，我回应了黄河清对我的批评，回应黄河清的问题是抽象表现主义到底在什么层面上与中情局有关，其中当然涉及如何评价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与抽象表现主义的关系。而我要用格林伯格批评文献证明,格林伯格的学术与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和现代艺术批评历史之间的关系，当时就有重写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愿望，当然这个写作发展到更大的计划，就是要写几大卷的《现代艺术与前卫艺术： 理论史的发展》，以期通过对这些艺术理论的专题研究理清一些被搞得混乱的概念和命题。格林伯格的批评理论研究是这部专题理论史研究的第二卷（第一卷是《康德的艺术政治学》），但由于第一卷还没完稿，所以这次就先以《现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接口》的单卷本方式出版。

写作不只是动脑，还需要强悍的身体，《现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接口》的书稿从2008年就开始写作，原计划一年内拿出初稿，但拖拖拉拉，到完成一堆草稿的时候也花了将近三年，而原计划用十年写作这部《现代艺术与前卫艺术： 理论史的发展》也不知道到何时才能真正完成，在时不时要介入现场批评和展览策划的这些年头，写这样的理论史实在是我一时的头脑发热，所以这完全是献给我的论战者的礼物，没有他们把我激怒到这个样子，我是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的。又由于我早期的艺术思想源于格林伯格，等完成这本书稿后才发现，我完全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格林伯格的辩护者了，包括反对列奥·施坦伯格、迈克尔·弗雷德、T.J.克拉克对格林伯格不得要领的批判。而正当我拿不定主意如何出版《现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接口》的时候，却得到了张天志的支持，能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编辑农雪玲和施羲雯担任本书的责编和版面设计，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在我整理书稿的过程中，马琳和宋颂、张小千作了最后的配图工作，并作了部分的文字处理，她们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沈语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不但在2003年的《20世纪艺术批评》一书就开始讨论罗杰·弗莱和格林伯格，而且之后还翻译出版了罗杰·弗莱和格林伯格的评论文集，我常会与他讨论某些批评文献中的细节。当然还有一些从事翻译的专家在我的这项研究中同样重要，他们是易英、周宪、常宁生、秦兆凯，还有年轻一代的赵兴、杨冰莹、曾玉兰。我主张写作要用通用译本，引文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重点对引文加以解读和找到其上下文关系是我的写作要求，这样一是为了用证据材料本身层层推导出我的结论，二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和用某句话来随意发挥一直是写作中的主流，而我的理论史研究都在反对这种主流。由周金环、马钟元译，滕守尧校的克莱夫·贝尔《艺术》自1983年出版时就影响了我。但在本书中，我用了薛华的译本，因为现在市场上只有薛华的译本而没有滕守尧他们的译本，我的写作还结合了美术史论的教学，所以只能使用学生能买得到的译本。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头几年，周长江经常会组织一些朋友在家里讨论一些前沿的艺术问题，我和倪卫华都参与了这样的活动，当时我们就有了艺术中的现代艺术（印象派、立体主义和抽象画）与前卫艺术（波依斯、安迪·沃霍尔等观念艺术）的概念区分。因为我在创作的同时也从事写作，所以文章中用“现代艺术”与“前卫艺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讨论不同的艺术问题，也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达成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成为我20来年中从事前卫艺术批评理论研究的基础，包括现在这样一个理论史写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