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奇纳尔站在那个旋转雕塑前面,双手懒散地揣在黑色牛仔裤的兜里。那件雕塑作品名为“我思麦角”(Ergo Ergot),他解释说:“‘我思’取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麦角’是一种菌类植物,含有能让人产生幻觉的化学物质,是用来制作迷幻药的原料。”蒂奇纳尔的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有点臭拽的意思,于是避开文绉绉的解释,直接给出了概括性的结论:“这件作品要表达的是,真实的现实世界不一定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庞大的信仰体系是用零碎的信念构建起来的,我们脑子里都是零碎的东西……”他用手拨开遮在眼前的头发,然后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似乎他的内心在呐喊。“在当前的环境下,如何定义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人们喜欢它?有人出高价买走它?还是评论家说它好?”他刚要说评委如何如何,却突然停住了。 参观的人渐渐散去之后,蒂奇纳尔在展厅内徘徊。他对我说:“回到这个展厅有点像回到犯罪现场。一看到这些作品,我就开始拷问自己创作时的思想经过,回忆的过程很难受。”跟其他被提名的艺术家一样,蒂奇纳尔也觉得特纳奖的评奖过程让他感到不安。他说:“能上榜当然是好事。但是我满脑子都想着获奖提名这件事,很耽误时间。有一次我在谷歌上搜了我自己一整天。”现在蒂奇纳尔对媒体的评论已经读不下去了。他皱了皱鼻子,好像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似的。“我现在对那些评论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我看到一些评论诋毁、中伤我的作品,我还很生气。现在我不以为然,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攻击就怎么攻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然后盯着地板说:“艺术家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愉悦自己的身心。我希望在长期保持艺术水准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我对蒂奇纳尔说,我以为大多数候选人,不管他们的赔率是多少,都认为自己会赢。第一,候选人的朋友、艺术品交易商和其他对他有信心的人都会支持他,即使有人觉得他不行,也不会当面流露出这种态度。第二,在他同意参选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信心,对公众的审查、评价与挑剔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蒂奇纳尔露出痛苦的表情,他承认:“想着自己能拿奖是折磨自己最好的方式。我的同龄人都非常支持我,但也有人说,‘嗯,确实不错,你的作品真的很好,但你得不了奖’。”
我在英国时尚杂志《哈泼斯与名媛》(Harpers & Queen)上读到一篇丽贝卡·沃伦的专访,她在文中称自己是一个“变态的偏远地方的中年艺术教师”。我纠缠了泰特新闻办公室好长时间,终于在奖项揭晓的前五天得到了采访沃伦的机会。但是采访的时间不能更改,最多只有一小时。我在泰特美术馆的一间会议室里见到沃伦的时候,她穿着黑色运动衫,蓝色牛仔裤,脚上套着绿色的皮靴,这双靴子的款式和颜色都很特别,反正我在商场里没见过这样的靴子。沃伦一头黑发,梳着马尾辫,但是有点乱。她说:“我尽量不把这个奖当成一种竞赛,因为如果我把它当成竞赛,就会想方设法去赢得这场比赛,这势必会干扰我的创作。我想保持真实的态度,保持一如既往的风格和方式。提名和预展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借此我可以让别人了解我做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恐怕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艺术界还有一个丽贝卡·沃伦。不管最后能不能拿到奖,至少许多人都会知道,丽贝卡·沃伦是做雕塑的。” 尽管沃伦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一贯非常明确,但她对自己的作品却有点怀疑。她说:“我不一定非要喜欢我做出来的东西,我只是能够接受我的作品,但不一定有多么喜欢、多么爱不释手。”当我问她如何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这个尖锐的问题时,她想了想,试着回答说:“如果是一件伟大的作品,那么你可以盯着它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不会说,‘我这里不好看,你给我修一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从任何角度都能够解读它,也不是说它只能够表达一种有限的、固定的含义。”特纳奖提名名单公布之后,就有小报开始拿沃伦开涮。《每日星报》(Daily Star)发表了一篇题为“最佳艺术蠢材奖”的文章,旁边还贴了一张沃伦的相片,在沃伦硕大的臀部旁边画了一个大气泡,气泡里面写着:“是我的屁股大,还是你的气泡大?”沃伦对此的反应毫不含糊:“一旦你上了《每日星报》,你就得这么想:我太有才啦!” 沃伦的作品体现了英国青年艺术家(查尔斯·萨奇将“英国青年艺术家”缩写为“YBA”)的典型特征。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多样,但都有一个共性,即容易引起媒体的“诽谤”。多年来,达米安·赫斯特一直被认为是伦敦艺术界内松散的英国青年艺术家群体的代表人物。起初,这个群体活跃于金史密斯艺术学院,后来扩展到白立方画廊等地。我问沃伦她对英国青年艺术家这个称谓的态度时,她说:“我其实是后英国青年艺术家。尽管我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但我入行比他们晚。我属于他们那个群体,但还不是完全属于。我认识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同时我也认识许多更年轻的艺术家。”
多年来,坊间一直谣传尼古拉斯·塞罗塔操纵特纳奖评审团的最终决定。当我提到这个问题时,他躲躲闪闪、避重就轻地回答:“我在泰特工作,这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评价艺术的标准不会以我的态度为准绳。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对某一种艺术形式采取强推或者强压的手段,势必会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说到这里,塞罗塔有点沉不住气,好像要发火。他闭上眼睛,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说:“我对艺术比对我的个人声誉忠贞得多。在奖项揭晓之前这段平静的时间里——我不想说这段时间是暴风骤雨——我一直在考虑应该如何让这个奖项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我应该怎样跟评委谈,怎样把握谈话的重点和尺度,好让每一个有话要说的人能把他想说的话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僵局,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让步,因为我们绝不应把自己的决定强加在别人身上。” 今年的评审团包括一名记者和三名策展人,把他们四个人的个人偏好综合起来,就会得出一个客观的结果。评审团中,只有《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专栏作家林恩·巴伯(Lynn Barber)不属于艺术界。在10月提名艺术家预展开幕的前两天,巴伯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为艺术‘献身’”,讲述了她作为评委的经历。文中说:“在特纳奖评审团当评委的经历让我非常失望,我简直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不过还好,我对当代艺术的热情还没有完全消退。”巴伯抱怨根本没有人重视她,评奖规则“匪夷所思”,她的选择“全部被打压”。她说:“四个候选人列出来之后,我看他们的作品都非常有趣,但其中一个明显非常突出,所以我觉得结果应该很容易判断,根本没有悬念。”实际上,在提名名单公布之前,就出现问题了。评委在列出各自心目中的候选名单时,巴伯的名单被“无情地淘汰了”,她甚至觉得自己在评审团里只是个傀儡,是个陪衬,她的作用就是掩饰奖项背后的阴谋。 泰特的负责人看到巴伯的文章后勃然大怒。塞罗塔说:“评委这个差事本来就不好干,巴伯的文章更是雪上加霜。以前,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因为他们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所说的话会被别人记录下来,被别人用做攻击自己的证据。”巴伯对评奖工作的其中一项指责是评审团没有认真考虑公众对提名的意见。塞罗塔反驳道:“评委们确实认真地考虑过公众的意见。”他舒展了眉头,默默地苦笑道:“但还没到对在斯肯索普只办过一次展览的艺术家作调查的程度!”
其他评委对巴伯的文章也有些不满。评委安德鲁·伦顿(Andrew Renton)在金史密斯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品馆藏方面的课程,同时为别人管理当代艺术品的收藏事务。他说:“我觉得巴伯太过分了,至少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评奖过程结束之前,她公开内部消息等于放弃评委的身份。”伦顿说由于巴伯缺乏经验、不成熟,所以其他人认为她提出的名单“过于草率”。跟其他奖项一样,特纳奖也希望保持一贯的风格,既不要太冒进,也不要太保守,而且应该在适当的时间揭晓。伦顿说:“让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初出茅庐的孩子获得特纳奖的提名,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样,候选人太老了也不行。”特纳奖应当授予介于较晚涌现的新兴艺术家与较早步入事业成熟期的艺术家之间的那部分人。终生成就奖的评选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偏差,但特纳奖与终生成就奖不同,特纳奖关注的是那些非常年轻的艺术家的潜力,而且因为特纳奖的奖金很少,所以不会引起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 伦顿说他自己还没有想好到底选谁。他说:“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犹太法典《塔木德》(The Talmud)。特纳奖的评奖过程是一场激烈的、持续的论战,应该敞开胸怀,倾听各种声音。艺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人们的观点如果存在冲突,大家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启发,但如果人们的利益存在冲突,则只会制造混乱。伦顿替别人管理藏品,他每个星期都要购买艺术品。他说:“我们可能是丽贝卡雕塑作品最早的支持者,我们也有几盘菲尔·柯林斯的录像带,最近又刚买了一件蒂奇纳尔的作品,目前唯独没有托马·阿布斯的东西。一个人越有资格当评委,对他来说选择优胜者的难度就越大。我必须谨慎再谨慎、客观再客观。在评审团会议上,我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顾忌。” 另一位评委马戈特·赫勒(Margot Heller)是南伦敦美术馆(South London Gallery)的总监。该美术馆主要展出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在该美术馆举办展览的艺术家屡屡荣获特纳奖的提名。投身艺术界的许多精英都比较谨慎,面对媒体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病态性的恐惧,赫勒也不例外。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尽量放松,似乎在利用这个免费的机会试验她的厌恶疗法。赫勒办公室的墙壁是全白色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穿一件白衬衫,领口的纽扣系着。她说:“我听说许多人煞有介事地说,谁谁谁会拿奖。可我是评委,连我都不知道谁会赢,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她瞥了一眼桌子上的录音笔,继续说:“根本就没有内定这回事,最终谁能获奖,是集体的决定。我对我们选出来的四位候选人非常满意,尽管我自己列出的名单跟大家最终的决定不一致,但我没有意见。现在这四个候选艺术家都很优秀。”
还有一位评委是马修·希格斯(Matthew Higgs),白柱子画廊(White Columns)的总监,该画廊是纽约最早的由艺术家经营的画廊。希格斯的办公室像一个储藏间,地上堆满了泡沫包装的残疾人艺术家的作品。希格斯是艺术专业科班出身,现在仍然坚持创作。我听说他口才很好,有能力改变其他评委的想法,如果不看好哪个提名人,他会毫不留情地说服其他评委不考虑这个人。希格斯透过他的巴迪·霍利(Buddy Holly)式的眼镜看了看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特权。我支持我相信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东西。”虽然希格斯承认特纳奖在艺术民主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还是觉得这里存在不妥的地方:“有些低调的或者敏感的作品经常被埋没,反倒是一些浮躁的、镜头感强的作品闹出了很大的动静。”这是在暗示什么吗?我问他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品时,他的回答似乎给了我一些关于他支持谁的提示:“创新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光有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野心就能创新。优秀的作品会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希格斯把声音压到我恰好能听到的程度。“创新是个体对世界彻底不同的、颠覆性的解读。因为一个人被别人迷倒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们被那种作品征服也很正常。” 颁奖典礼之前的一个星期,菲尔·柯林斯在伦敦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一幢破旧的大楼内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上,他邀请了《回到现实》中九名曾经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受害者,向到场的记者讲述他们的经历,林恩·巴伯也坐在记者席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向大家讲述了他去伊比沙岛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的遭遇。这个节目的主题是看谁能约到米里亚姆,结果当他得知米里亚姆是个快要做变性手术的男孩时,恶心得连肠子都差点吐出来。巴伯在台下发问:“你当时觉得你在干什么?”柯林斯立刻叫她闭嘴,丝毫没有顾忌到自己的命运部分地掌握在她手中。 九名受害者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记者开始提问。柯林斯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那样拿着无线麦克风在会场里走来走去,不过他的一些动作很不专业。他一会儿低头看看自己的脚,一会儿使劲地咬咬嘴唇,一会儿又拿麦克风蹭蹭脸。 “尼古拉斯!”他冲第四频道新闻节目的艺术记者尼古拉斯·格拉斯(Nicholas Glass)喊了一声。格拉斯问那些受害者作为一件艺术品的一部分有什么感受。
一个女受害者说:“我喜欢展示我自己。”她参加了《改头换面》整容手术真人秀节目,现在饱受并发症的折磨。 一个男受害者说:“艺术跟对话一样,这件作品是一种很好的对话形式。”他的儿子参加了《愤怒的驯兽师》节目,但他儿子是自闭症患者,在节目中表现极差,因此大家都强烈地谴责他不应该让儿子去参加这个节目。 被变性人恶心得半死的那个小伙子说:“这就是特纳奖的精神。人人都可以参与艺术。” 德国的一名电视台记者问柯林斯:“你的这部片子真的算艺术吗?” 柯林斯瞪着镜头说:“如果我这部片子不算艺术,那么我要问,你这算是新闻吗?” 摄影师从摄像机后面露出头来嚷道:“不带这么反问的!” 柯林斯的作品的确不像艺术。记者都走了之后,我跟他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第一,他的作品主要是想批判一些东西,因此有时候会故意削弱美学上的表现力度;第二,他坚持认为,作品的真实样子与别人预想的样子反差越大,作品就越震撼。他说:“当你不敢相信你亲眼看到的东西的时候,那是最美妙的时刻。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时刻,我觉得艺术作品使人感到惶恐不安、心惊肉跳的这种本质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三天后,即颁奖典礼之前的星期六的晚上,第四频道播出了泰特制作的半个小时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特纳奖的挑战》。节目中,四名辩论者,包括两个学生、一个会计师和一个艺术教师,向公众介绍他们对四名候选人作品的理解。他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四个参与辩论的人是从几百名“试镜者”中海选出来的,他们参观泰特美术馆特纳奖提名艺术家预展的时候,在“特纳奖录像厅”内说出了他们对作品的评价,主办方把他们的评价录下来,从中挑选出参加电视辩论赛的选手。(泰特认为自己涉猎十分广泛。他们有全套的录像设备,还配备了专门的编辑、制作团队,他们的摄影师整天拿着摄像机在外面到处拍。)节目中,一个辩论选手说,在他欣赏艺术的过程中,他明白了艺术不应该只愉悦人们的眼睛,而是应该启迪人们的心智。最后,米里亚姆·劳埃德埃文斯(Miriam Lloyd-Evans)获得了这场电视辩论赛的冠军。这个女孩21岁,是艺术史专业的学生,能说会道,妙语连珠。她获得胜利的关键是当场给柯林斯的真人秀节目受害者热线打电话,问柯林斯是否想听听她参加《特纳奖的挑战》电视真人秀节目的遭遇。
塞罗塔和评委在拱形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三个小时,讨论最终的获奖者。会议室里的四张白桌子摆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正方形,正方形的每条边上有四把椅子。塞罗塔自己独占一边,他的背后是会议室内仅有的一扇窗户,窗户的外面是浑浊的泰晤士河。他们今天入座的时候,艺术界的三名评委,伦顿、赫勒和希格斯,坐在塞罗塔的对面,林恩·巴伯一个人坐在塞罗塔的左边。但是塞罗塔冲伦顿使了一个眼色,伦顿心领神会,站起身来挪到了巴伯的旁边。巴伯清楚地看到了塞罗塔和伦顿之间的眼神沟通,并借机对自己的轻率之举表示道歉,同时保证不会把今天的讨论内容透露出去。泰特媒体部拍摄了一部三分钟的采访候选艺术家的短片,评审团看完短片后,讨论正式开始。 评委的意见不太统一,但是四个评委中有三个都赞成在确定的两名候选人中选择获奖者。没有人透露这两位艺术家的性别或者创作媒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地争个不停,他们讨论最多的是艺术家是否符合特纳奖的宗旨,艺术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时代性。每个人的发言都有理有据,而且论据还很充分。评委们都不知道塞罗塔心里到底有没有理想人选,即使有,他们也不知道是谁。下午1:00,大家觉得已经有了结果,于是休息一下,在隔壁的房间里吃点东西,同时最后考虑一下他们所达成的共识。然后他们回到会议室,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商定了面对媒体的措辞。不到2:00,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安德鲁·伦顿开着深咖啡色的萨博敞篷车离开泰特美术馆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进展很艰难,讨论很激烈,但最终有了满意的结果!”他一边说,一边歇斯底里地笑了一阵,似乎很兴奋。“没有出现互相谩骂的情形,大家都在极力夸耀四个候选艺术家的优点。”伦顿停顿了一下,他转弯太急,指示器报了警。“我的感觉是,预展很重要,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了一些人最初的想法。”我听到了双层巴士的喇叭声,紧接着听到了伦顿的“哎呀”。他重新拿起电话说:“最终的决定不是随便产生的,是有内在的逻辑性的,很合理,就应该这样。”
人们说特纳奖是一种可靠的保障,能够保证艺术家有能力在今后动荡的艺术实践中长期坚持下来。也许,特纳奖是一种预测,预示着艺术家最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特纳奖的提名可以增强艺术家的信心,也会刺激他的野心,在泰特美术馆的预展可以为艺术家赢得更多的展览机会。但是不管怎样,评审团不能随便选出一个获奖者。如果他们无法对获奖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至少会通过投票得出结果。在研究这个奖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特纳奖究竟花落谁家这个悬念是“表现”出来的,还是“创作”出来的?最后我明白了,对于这样一个奖项来说,“表现”和“创作”都很重要。 下午5:30,离颁奖典礼还有一个多小时,泰特美术馆的“霍尔拜因在英国”绘画大师系列展还在迎接参观者,这是该美术馆的重要展览,意在提醒众人伦敦素来是吸引国际艺术家的地方。楼上的杜威恩画廊已经被装点成一个高档的夜总会,紫色的灯光下摆着真皮沙发,尽显上流社会的奢华。旁边的一个小画廊被辟为临时厨房,厨师们正在往吐司里面夹菜。杜威恩画廊一角的音响师在搭建自己的工作台。画廊后面的四个巨大金色石柱前面,是第四频道新闻节目的直播间,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尼古拉斯·格拉斯对着镜头,用深沉、平静的语气说:“我们都在耐心等待,等待四个候选人从痛苦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他们在等,我们也在等,漫长的等待终于快到头了。小野洋子就在旁边的房间,尼克·塞罗塔正在装饰颁奖台。你看他过来了,把镜头对准他。”格拉斯笑了笑,把麦克风调低了一点,继续说:“新闻节目的最后有六分钟的直播。但一会儿直播的时候,我不一定说同样的话。获奖者发表感言后,我们会插播他的作品,然后要问他三个问题,希望他能好好回答,说什么无所谓,只要别说‘无可奉告’就行。最后,旁边会有人提醒‘行了,关机’。” 格拉斯的话断断续续,像接受采访的人回答问题一样吞吞吐吐的。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塞罗塔非常老练,他很配合,上台、下台的速度很快。我有点担心最后我采访获胜者的这一段,这一段很关键,弄不好就会出问题,不过要看获胜者是谁。观众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一段了。如果获胜者对我的问题没有话说,那我可就糗了。”他又自己笑了笑,继续说:“采访之前我可能会喝点酒,我希望他们也喝一点,这样就容易有话说。这一段很容易搞砸,好在我脸皮足够厚,不会太在乎。”英国电视节目中长达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很少,第四频道晚上7:00开始播放的新闻就是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其他新闻广播员只有两分半的时间,而格拉斯有令人望尘莫及的六分钟,但他并不引以为荣。他说:“要想深入报道,时间还远远不够。这六分钟就像足球赛一样揪心,比赛结束之前,一直担心自己支持的球队不能赢,终场哨音响起,赢了,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接着是庆祝、亢奋、狂喜。”
在格拉斯身后,小野洋子正在慢慢地走上颁奖台。她穿着长裤,戴着大礼帽和列侬式的墨镜。站在颁奖台前,她把麦克风调整到适合自己的高度,然后说:“1966年,我在纽约时,接到了来自伦敦的邀请,于是我远渡重洋来到这里。这次远行……改变了我的一生。”她的英语十分地道,根本听不出来她是日本人。“当时,纽约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现在,是伦敦。”她的语气热情洋溢,好像在朗诵诗歌一样。“艺术家的力量可以影响世界……我很荣幸为一位青年艺术家打开艺术殿堂的大门……2006年特纳奖获胜者是……”她的信封是空的,这只是在彩排。 我看小野洋子彩排完了,便径直走了过去。她温柔地对我说:“艺术的精神在于表达真实的世界。政治家太官僚,繁文缛节太多,所以他们无法表现人性。艺术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但是如果艺术家经过内省之后,决定要适应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那他们会玷污艺术的纯洁性。”我问她对特纳奖的竞争性质有什么看法,她说:“我只能宣布一个获胜者,这种感觉很不好。不过我认为他们能获得提名一定会对他们今后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立场。我很高兴看到艺术界一派繁荣的景象。” 下午6:45,杜威恩画廊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经过安检涌入大厅,大厅内的服务员端着鸡尾酒站在两边。酒水是由特纳奖赞助商哥顿金酒(Gordon??s Gin)提供的。观众中包括几位往届特纳奖得主,有雷切尔·怀特瑞德(1993)、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2000)、马丁·克里德(Martin Creed,2001)、基思·泰森(2002)、杰里米·戴勒(2004)以及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的格雷森·佩里(2003)。 格雷森·佩里自从2003年获得特纳奖之后,便跻身英国著名艺术家的行列。除了艺术创作之外,他每周还给《泰晤士报》写一篇专栏文章。“与其一直作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如我也加入他们好了。”他摇摇手包,看看旁边的妻子,然后说:“艺术界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艺术家应该躲在艺术作品的后面,作为艺术作品的背景或陪衬。许多画廊都把这种做法当做市场战略,当然,也有人管这种市场战略叫诚信,不管叫什么,反正都是一回事。”三个女粉丝走过来跟佩里打招呼,佩里冲她们笑笑,继续说:“现在这个世界太浮躁,到处是醉汉和疯疯癫癫的女人,熊熊的烈火炙烤着他们的灵魂。在这样的环境中,僧侣艺术家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形式。艺术大师、圣人或大智若愚者的艺术品都很吸引人,他们都算是僧侣艺术家。人们想摸一下他们的衣襟或者其他可以触碰的地方,以表达自己的景仰与膜拜之情,这是一种宗教情感。总之,我觉得僧侣艺术家是个不错的选择。”
《卫报》艺术记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已经提交了关于特纳奖现场报道的新闻稿。她说:“第一版的新闻稿最迟在晚上8:00一定要交上去,这是最迟的交稿时间了,如果8:00还交不上,火烧到的就不仅是眉毛,恐怕就要烧得体无完肤了。我的编辑一般6:00之前就开始催我。”希金斯平均每周写五篇报道,4 000字左右。“特纳奖的新闻负责人只有一个人,他4:00左右能知道结果。我4:00左右会给他打电话,6:00之前会赶出650字,然后匆匆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跑到这里。”夏洛特拿出黑莓手机看看时间。“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会参与他们的讨论来获得一些逸闻趣事,再引用一段像样的发言,交上第二篇新闻稿。现在我希望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最好是骚动或者争论。”希金斯看看人群,偷笑着说:“在你知道结果之后,再看这些人的表现,会感觉到强烈的喜剧效果。”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概念派艺术家马丁·克里德2001年的特纳奖获奖作品:《作品第227号:忽明忽暗的灯光》(Work No. 227: The lights going on and off)。这勾起了克里德的回忆:“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落选,我非常厌恶自己很在乎是否能够拿到这个奖。一方面,我很想赢;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想拿奖的想法非常愚蠢。我当时心里十分矛盾。那段时间,我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我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是争强好胜的那种人,害怕输,连想都不敢想。后来不管做什么,我都装作我已经获胜的样子,当时怕输就害怕到这种程度。”他仔细看了看高脚杯里面的杜松子酒,确认没有问题,才喝了一大口。克里德认为,预展的时候,各个候选人的作品都不相上下,很难取舍。他说:“艺术家创作作品,评委创作优秀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否优秀,取决于评委的主观判断。” 旁边的一个小画廊里挂着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画,这里现在是临时休息室,被提名的艺术家正在里面喝香槟。因为要上电视,所以他们穿得都很华丽。他们彬彬有礼地恭维别人的服饰,但决口不提“奖项”二字。塞罗塔走来走去,说他们的预展如何如何吸引人,说他们的艺术思想如何如何深邃。然后又对他们说:“我知道大家在这段时间都不容易,希望各位把这当做宝贵的经历,不要有太大压力。”尽管塞罗塔也邀请了评委来休息室喝香槟,但马修·希格斯进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走错了地方,探了个头之后就转身回到大厅里去了。
音乐和灯光的配合,立刻把画廊变成了一个舞厅,舞者来自世界各地,尽情地释放着各自的激情。对于提名艺术家来说,这场舞会至少是一个从人生的一个阶段步入另一个阶段的重要场合。被提名的候选人一个接一个地从休息室里走到颁奖台的左边坐下,像是在列队迎接凯旋的将军。菲尔·柯林斯今天穿得干净整齐,但是面无表情。丽贝卡·沃伦穿一件黑色短袖衫,脚蹬高跟鞋,脸上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阳光灿烂,捉摸不定。马克·蒂奇纳尔穿着藏青色的运动夹克,表情凝重,目光呆滞,他的女朋友在观众席下深情地望着他,仿佛在鼓励他。托马·阿布斯坐在远离颁奖台处的一个长凳上,上身穿一件灰褐色的正反两面都能穿的运动衫,闷闷不乐地一个人呆坐着,双手托着下巴,双肘拄着膝盖。观众席上的艺术品交易商注视着各自代理的艺术家,脸上露出坚定的但有点僵化的笑容。塞罗塔从休息室里走到台前,边走边跟身边的人握手、拥抱、寒暄。他穿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打着银色的领带,看上去很精神,但我总感觉这身衣服在葬礼上穿更合适些。我身边的一位公关小姐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开始了。”塞罗塔快步走到颁奖台前,发表了一分钟的关于“质问当代艺术价值”的演讲,然后请上“国际知名艺术家”小野洋子。 台下的大多数人都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有的希望自己的朋友获奖,有的想看看自己的预测是否准确。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小野洋子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最后她宣布获奖者是托马·阿布斯。 阿布斯登上领奖台,与小野洋子拥抱了一下,即兴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被第四频道的工作人员拉到直播的摄像机前。塞罗塔迅速走到颁奖台的左边,与三位永远值得怀念的特纳奖提名人握手、拥抱。阿布斯接受完采访后,工作人员将她领到预展其作品的大厅。一路上照相机闪个不停,摄影师们大声喊“托马,看这里!亲爱的,往这边看!能不能笑一笑?”面对记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阿布斯一一破解、应付自如。《每日电讯报》的艺术记者说:“她不当外交官可真是屈才了。”
一个小时后,杜威恩画廊的人群开始渐渐散去,留下来的人都在谈论一些小道消息。有人告诉我,丽贝卡·沃伦展厅里的雕塑卖给了几个收藏家,一共卖了50万美元,也可能是英镑, 我也不太清楚。(据说艺术家如果获得特纳奖的提名,其作品的价格会上涨1/3,如果最终能获得特纳奖,则能翻倍。)菲尔·柯林斯将要乘飞机去印尼拍一部片子,他和沃伦都已离开画廊,参加各自的聚会去了。柯林斯的聚会地点是克拉肯韦尔·格林大街的“三王”酒吧,沃伦的聚会“很隐秘”,据说是一位意大利“艺术界人士”为她举办的。 马克·蒂奇纳尔还没有走,靠在墙上跟朋友聊天。他的作品将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他拿起一瓶啤酒,告诉我他已经提前开过庆祝会了。他说:“感觉就像我的女朋友当众抛弃了我,临走时跟我说‘我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吧’。” 注释 [1]“外行艺术”又称“朴素艺术”,通常指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有智力障碍的人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艺术教育、根本没有接受过艺术熏陶的自学成才的艺术家的作品。 2006年4月《艺术论坛》的双页封面,附加信息为: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Kodak Three Point Reflection Guide,?1968 Eastman Kodak Company,1968,(Meiko微笑),温哥华,BC,2005年4月6日,彩照,20英寸×24英寸。《柯达三点反射指南》(Kodak Three Point Reflection Guide),?1968 Eastman Kodak Company,1968,(Meiko大笑),温哥华,BC,2005年4月6日,彩照,20英寸×24英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