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带着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孙多括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在大观亭之上，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南岸那远远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经满十八周岁了。“倚槛苍茫千古事；过江多少六朝山。”面对大观亭门柱上这副对联，她停步良久，心中也生出许多苍凉的感慨来。 几天后，父亲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他们将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一家，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分开三个月之久的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从下关大轮码头下船，踏上南京城的街道，孙多慈突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她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但她感觉，这座城市，与她，与他们一家，肯定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原以为父亲肯定是一副萎缩潦倒之象，甚至想像他完全变了个人：两颊瘦了下去，眼睛也凹得多深。在家里基本看不到的胡须，又深又长，挂满两腮。关键是他眼中充满激情的锐气消失了，替代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是绝望的惆怅。但让孙多慈没有料到的是，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打垮父亲，反而在他身上，生出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威武不屈之气。 顺着长长走廊走过去时，父亲正在斗大监室之中，消消停停地与监友下棋，看他神态怡然自得，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阶下之囚。明明知道夫人带着三个孩子来看他，也不回头，倒是他的监友一再提醒，并且把棋盘推了，这才逼他回转身来。 看见父亲，孙多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你这傻孩子，哭什么。”孙传瑗笑着将她拉过来，“来，介绍你认识蒋叔叔。蒋叔叔蒋方震，字百里，地地道道的民国奇人。你读过的《浙江潮》、《改造》，中国一流大刊物，都是他主编的！爸爸此次能与他同监，是三生有幸！” 蒋百里的名字，孙多慈有所耳闻。报刊介绍他是军界奇人，有“中国兵学泰斗”之誉。这位光绪秀才，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回国，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又赴德国学军事。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其主编的《改造》杂志，在国内的影响，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倾注他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十六套八十六种，是民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都是在共学社出版的。1929年末，因参与唐生智联手石友三的反蒋活动，也被蒋介石秘密关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孙传瑗对蒋方震说，“我这个女儿孙多慈，是我的最爱，常和你说‘平生爱女胜爱男’，指的就是这个丫头。” 孙多慈礼貌地与蒋百里打招呼，但她的眼睛里，泪水依然无法止住。 孙传瑗不高兴了，把脸一沉，道：“还记得孟子《告子》关于‘动心忍性’那一节吗，来，背来给我听听。”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孙多慈一边哽咽，一边背诵出来。 孙传瑗满意地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实。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从小就和你讲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艰苦磨炼。家庭变故，人生坎坷，环境恶劣，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磨炼人，造就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修养人格，坚强意志，致力学问，创造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至大至刚，塞乎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吗？” 孙多慈半跪在父亲身边，一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 “好，你给我记着，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抓紧时间，认真准备，还是按照我们原先订的计划，报考国立中央大学。” 在安庆女中，孙多慈一直是学校的骄傲，国文、数学、英语三门重点课目，只有数学略差一些，另两门始终是高分。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安庆女中的校长也把孙多慈当作一面旗，无论校内校外，大会小会，总是得意洋洋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我们安庆女中有两位才子，一个苏雪林，现在是安徽大学的教授了；另一个孙多慈，将来还不知道如何发达！” 1930年是孙多慈命运转折关键之年，随着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做了细致的商量，当时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可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短短两个多月下来，各课成绩直线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 从南京回来，这种状况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知道父亲所说的一切，但要真正安下心来，非常困难。 母亲非常着急，但也非常无奈，“你这孩子，命真不好，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爸爸出了事。” 孙多慈表面上还是很乐观，她安慰妈妈说：“你放心，吉人自有天佑，你女儿呀，肯定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料。我会努力的！”可私下里，她的心思就是定不下来。只要一捧起书本，爸爸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来了。就想哭，就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眼睛、耳朵都捂住，什么也不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瑗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上前一看，竟然是父亲，就快活地“啊”的一声大叫，把父亲死死抱住，生怕别人再把他从自己身边带走。依旧泪水满眶，但这个泪，是高兴的泪。
孙传瑗在她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你这个傻丫头，爸爸大难不死，又逃过一劫，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哭出来了！” 孙多慈看着父亲，也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地傻笑。 坐下来细谈，话题很快就绕到孙多慈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备情况上来。“怎么样，你有多大把握？” 孙多慈难为情地笑笑，怯怯地伸出三根指头。 孙传瑗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把失望之意掩饰过去，脸上依旧挂着一丝笑意，“我估摸着你也考不上。爸爸关在老虎桥监狱，你心挂在爸爸身上，哪还有心思复习准备？” “也不是，我……” 孙传瑗摆了摆手，“你不要气馁，上不了国立中央大学，就上省立安徽大学，在安庆当地，爸妈还可以多照顾你一些。” 孙多慈略略迟疑，还是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那更好，如果考不上，我想改学绘画。先在中央大学旁听一年，明年再考。” 父亲很意外，“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念头？” 孙多慈淡淡一笑，没有深说。 其实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元月上旬，孙多慈去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期间，恰逢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孙多慈那天正好路过，完全是无意识的，也随人流走进了展览大厅。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但那只是个模糊概念，具体画面，只能按她自己的想像做最大的发挥。而现在面对的《田横五百士》，却是强烈地震撼人心能够触摸的场景。在这幅巨画前，她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她只知道，她被画作右上角那片蓝色深深打动了。“蓝”是深邃的天空，其大可以包容一切。由“蓝”而衬出白云，浓烈而突出，与“壮”之意相互呼应。画面上的所有人物，因有深邃的天，浓烈的云，从而形象高大，心胸高远，言行举止也有了“壮”的威武，“壮”的雄健。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读到了紫天《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由此她也深深地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没有说话，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道，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着她们过来的，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她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国立中央大学的大门，类似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过结构上要简单些，造型也很平淡，更谈不上什么大气势了。它由四根方形立柱为支撑，宽约十多米，高在六米左右，单单薄薄的孙多慈从下面走过，显得十分渺小。穿过大门，大道笔直，远处圆形的带堡状屋顶的建筑，别有一种欧洲风情。 迈进中央大学大门的那一刻，孙多慈的心，就有些怪怪的，并不是慌乱，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黏黏的如胶状的东西，还没等她做出反应，一下子就把心给吸住了，牵引着她，迫使她不自觉地跟着它走。而且她感觉，这种行走，一时半会还不能终止，似乎绵绵无尽，似乎遥遥无期。不害怕，也不讨厌，只是好奇，只是刺激，就想以自己的生命，陪着它一直走下去。 多少年后，孙多慈反复回忆到这一细节时，最终明白，那就是冥冥之中，爱情对她的呼唤。 193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4月，国民政府成立。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国立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被合并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张乃燕出任首任校长。1928年2月，依照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决议，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国民政府推选吴稚晖出任，但吴稚晖一直未能到职，校长一职，仍由张乃燕续任。孙多慈报考中央大学时，国立中央大学共设八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下设四个系科。孙多慈报考的，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考试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即便是孙多慈擅长的写作，也始终找不到感觉。来南京报考中央大学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来就不是特别出众，这种才华又只显露了二分之一，自然无法与强手一拼。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从南京回来，孙多慈情绪很沉闷，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成天到晚只知道画画，连饭也是弟弟孙多括送进来。前后折腾了大概有半个月，这种低落的情绪发泄完了，再从屋里出来，她也换了个人，身子瘦了一圈，脸色也苍白如纸。 父亲见怪不怪，“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说着，递过来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
早先年，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吧，就听父亲说过宗白华教授。当时父亲带她去招商局码头接他一个朋友，从高井头上来，快到小南门时，父亲指着一处老宅子对她说：“这户大门头是方公馆，里面住的方家，在桐城是名门望族。早先有大学者方东树和方宗诚，现在他们家的外孙宗白华，在中国，是诗人，是哲学家，还是了不得的美学家。中国美学现在有两块牌子，叫‘南宗北邓’，其中‘南宗’就是宗白华，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留的学，现在是东南大学美学头一块牌子。‘北邓’指的是邓以蜇，也是我们安庆人。当年在尚志小学堂时，我还当过他的老师呢。”孙多慈后来经过方公馆，都会忍不住抬头对那边多望一眼。 “你现在大了，路要自己走。爸爸也只能帮你引引路了。走好走坏，你自己把握，只要不让爸爸失望就行。” 孙传瑗极力显得平淡显得轻松的话语，让孙多慈非常感动，她的鼻子酸酸的，突然想紧紧抱住父亲痛哭一场。 父亲拍拍她的肩膀，说：“也好，本来你绘画就有基础的。当年萧谦中到我们家来，还建议你去北平找他呢。”又说，“我打听了一下，中央大学的艺术专修科属教育学院，画家潘玉良也在那里任教。潘玉良的老家在桐城，小时候很苦，后来沦落至青楼。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把她救了出来，后来两人在上海结合，就做了潘赞化的二房。潘赞化我见过几次面，但他夫人一直不认识。如果能进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最好跟着她，都是安庆人嘛，会有照顾的。”说到此，他笑笑地看着女儿，“听说潘赞化和潘玉良在上海结婚，还是陈独秀给证的婚。陈独秀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名气大得很啦。陈独秀也是安庆人，家就住在南水关。民国初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你爸爸还是他的手下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 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考到我们大学来，会有什么问题！”又说，“去年暑假到安庆，见到了你们女中校长，说到你，一口一个‘好’字！” 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 宗白华说：“潘玉良我还真不太熟，不过既然决定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最好直接找徐悲鸿教授，跟在他后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你是说徐悲鸿……不会吧？他那么大名气的画家，能收我？” 宗白华笑了起来，“别人找他可能不行，但我宗白华去找他，他绝不敢说一个‘不’字！你放心，这事我给你打包票了！” 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是1920年夏天的事，当时宗白华正准备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徐悲鸿如何了得，便慕名前来拜访。结果两人一见如故，并由此拉开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神交。 第二天上午，宗白华带着孙多慈，来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正在作画，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宣纸上，三五根青竹，两三块残石，立在一旁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鸡。徐悲鸿左手撑腰，右手高高提着毛笔，正考虑往画上题什么款。见宗白华进来，并不搭理，锁着眉头思索了会，便“刷刷刷”在画上落下两行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反复看看，很满意，又极其痛快地在后面补上“庚午夏日悲鸿”六个大字。然后，笔一甩，朝宗白华扬扬手，“既然白华兄来了，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宗白华也不客气，“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什么话，狗屁不通！” “你一个美学大教授，连‘狗屁’都出来了，成何体统！”一抬眼，看见怯生生跟在宗白华身后的孙多慈，后边的话收了回去，“这就是想来旁听的学生？” 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这个安庆小老乡，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并不是太在意，他对宗白华说：“你老兄是美学教授，推荐学生来旁听西画，我敢有什么意见？”又问孙多慈，“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 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 孙多慈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安庆有个画家，叫阎松父，跟他学过一阵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也给他看过。” 徐悲鸿皱了皱眉，“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以后再说吧，也许能学得出来。”又说，“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录取，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 孙多慈点了点头。 “这不好，”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 孙多慈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放心，没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气，还会答应你吗？”又向宗白华嚷道，“你看你这个小老乡，多大出息，进来这么长时间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不仅是著名画家，是大学教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乱，她不知道这影响她一生的关键一步，到底需要不需要勇敢地迈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