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杂记 1950年从巴黎回到北京，我31岁，刚过而立之年。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巴黎有友人托我给滑田友捎回一点东西，我送至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正巧碰见老同学董希文。他很高兴见到我的归来，叙谈之后希望到招待所看我的作品。翌日他就到招待所看了我在巴黎作的油画*，并借走了几幅，说要回去仔细拜读。他是有心人，心细而谨慎，原来他借走作品为的是拿去向中央美术学院院部负责人推荐。待院部正式明确聘任我后，他退回作品时才告诉我经过，希望我留在北京任教，不必再回杭州母校去。我脑子里仍保存着已往美术界宗派关系的印象，对董希文说：“徐悲鸿是院长，他未必欢迎我的画风，我还是回杭州较自在些吧。”董希文说：“老实告诉你，徐先生虽有政治地位，但今天主要由党掌握政策，你就是回到杭州，将来作品还是要送来北京定夺的。”就这样，我到中央美术学院报到，接着返故乡宜兴农村老家，接来妻子和孩子，从此落户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很挤，一时腾不出房子，我一家三口便暂住魏家胡同一家民居的厢房，那是老同学王熙民租住的，我们两家几乎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融洽。在巴黎时我和熙民无话不谈，经常争吵，关系早超过一般的友谊，同舟返国后更感是患难之交了。后来我家搬入大雅宝胡同美术学院宿舍，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学院上课，妻在家做饭、带领孩子。我的工资是每月700斤小米，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无意中有时会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和《伤逝》中的子君。 说实在的，除了与董希文较亲切外，我在美术学院感到很孤立。罗工柳和彦涵虽也是杭州时的同学，但他们走了革命之路，而我刚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返国，同他们一时难于交心吧。年轻人总是直爽坦诚，何况我亦仍年轻，于是在课室内是我吐露情怀的愉快时刻了。我介绍西方艺术，从古至今，谈艺术是疯狂的感情事业；我出示各式各样的流派画集，从印象派到抽象派……同学们无知，连波提切利和尤特利罗都未曾听说，但他们求知欲强，善于吸收，学习中进步很快，作业在起着明显的变化。人们不可能永远隐藏心底的语言，与年轻同学的交流中，我愈来愈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艺术观：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式法则……然而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当时一切服务于政治的教育方针。教了两年课，遇上文艺整风，我于是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说我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从个人奋斗到公费留学，出于爱国热忱而返国任教，自尊心高于一切，我完全不能接受无理的批判；相反，使我想起希腊神话中米达斯王的理发师，要他隐藏真实，太痛苦了，他终于跑到郊外对着芦苇丛高声吐露：米达斯的国王有两只驴子耳朵！从此，风吹芦苇丛，便响起一片回声：米达斯的国王有两只驴子耳朵！真实终于这样传遍了宇宙。 人们也并不总能坚持自己的真实观点，曾经认为跟我学到了新知识的年轻学生开始诉说我“放毒”了，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任教”。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大概是苏联吧，看来我将离开美术学院了。果然，人事科长丁井文只给宿舍里挂了一个电话，说我已被决定调去清华大学建筑系。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调到了清华，事后知悉，美术学院要调清华的李宗津，我是作为交换条件去替代李宗津的。人事人事，事在人为。世事沧桑，决定调李宗津的江丰和李本人都已故世，往事如烟，无须重提。正当我在美术学院教学及创作要求的压力下挣扎的时候，妻开始在大佛寺小学任教，骑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晚上带回一大堆待批改的作业。够她辛苦了，我们共同生活，但谁也帮不了谁的忙，彼此的心情都不愉快。更糟的情况是她又怀孕了，我们到处打听人工流产，始知那是非法的，苏联正在歌颂母亲英雄。搬到清华后，生活情况有些改变，居住条件比大雅宝胡同好多了，跟着去清华的保姆恭喜我，说我“升官”了。
我出国之前，曾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过4年助教，对建筑艺术有感情，也有不少建筑师朋友，故到建筑系任教还感亲切，何况同事中又有老相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远离了文艺界，如今着重教素描和水彩技艺，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减弱了。是逐出了伊甸园？是远避了矛盾斗争？是躲入防空洞任性作画的时机了？首先教好课，无愧人民供养的小米，我于是在水彩画中下了不少功夫，这本是我并不重视的小画种，在这方面倒从与梁思成先生等前辈的交谈中获益不少。妻任教清华附小，孩子入清华幼儿园，生活较在城里时安定，但经济入不敷出，每月还要汇款供养农村的老父母。人到中年，似乎尚未“而立”，每月还须领困难补助金，其时我已是副教授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提出，使我看到了绿洲、通途。自离巴黎，与巴黎同学的通信愈来愈稀，几乎断了音讯。我自愿归来，如果入了地狱，也绝不肯向他们诉说。走进地狱的尽头去，我有牺牲自己生命的权利，宁让人咒骂，不让人嘲笑，更不愿让人怜悯。我在完全孤独中探寻自己的路，路很窄，且多独木桥。实在无法迁就当时对人物画的要求，便转向不被重视的风景画，藏情于景。官方的评论显然不可能注意到我的探索，坚持自己的路便须自甘冷落，但有两个基本观点与官方要求一致的：依据生活的源泉与追求油画的民族化。 “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又投入了意识形态波涛的文艺漩涡中。在艺术学院结识了卫天霖，他曾在日本留学，长期执教于北京，并曾去解放区，是倾向革命的老画家，但就因他的画风近印象派，文艺领导层中始终不重视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卫老对我很信任，甚至宠爱。他当时的地位是副院长兼美术系主任，便竭力将我的妻从清华附小调到美术系资料室，他希望我从此安下心来与他长期合作，不再调动工作。我们确实真诚地、患难与共地共事了十余年，他对艺术的品位及为人的正直都令我尊敬。他是严厉而和蔼的长者，我们的情谊从未断线，他留给我永远的怀念。我在和卫老的多次长谈中，矢志要将艺术学院的教学道路开拓得宽阔，吸取西方，不一面倒向苏联，这样，潜意识中我们想在自己学院搞出出色的成绩，与美术学院分庭抗礼。 艺术学院的创立是卫老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的结果，也是他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聘教师，搞设备，招生，他事必躬亲。后来经过“反右”，提出政治挂帅，他的权力缩小了，但对学院的教学仍是一片热忱。我作为卫老的合作者、助手、“参谋”，与他成了忘年交，深深了解他内心的苦闷与难于实现的抱负。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改为中国音乐学院，美术系分散外调至几个美术院系，我和卫老均由张仃同志点名调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院结束的大会上，虽然台上的发言激昂慷慨，说要向前看，但台下师生依依惜别，有的泣不成声，卫老的心情更别是一番滋味。“*”开始时，因我们到工艺美院时间不长，授课尚少，“放毒”不多，加之艺术学院时的老学生均已毕业分散，无须再回来“揭”老师的“毒”，故我们遭到的冲击倒相对地减轻了，可谓因祸得福。妻经常对我说，如果艺术学院不解散，我看你是过不了关的。“*”期间，我们全家下放，三个孩子中两个分别去内蒙古、山西插队，最小的在流动的建筑工地当水泥工。我们送走了一个一个孩子，最后我送走了去农场的妻，她那时在美术研究所任资料员。一家五口分散到六个地点（原住房也算一个地点），家门从此长期上锁。偏偏门牌是13号，不吉利，恐是“凶宅”。我最后一个离开“凶宅”，告别了宅院里残败凌乱的向日葵和杂草。 在这“凶宅”里，我们一家前后住了二十余年，留下许多故事和痕迹。小小两间潮湿的住房，一间很暗，只一间较亮，于此作画、写字、睡觉、会客，确是多功能使用。作了画，须拿到院子里推远看，或者就在院子里画。因为任课多，又担任教研室主任，我经常在夜间和星期日作画。星期日及假日，往往由妻带着孩子们外出或走亲戚，将房门反锁，拉上窗帘，我在家里作画，谢绝任何来客。每遇寒暑假，用有限的工资做路费到外地写生，井冈山、海南岛、烟台……都是自费去的，妻对此不无意见，因家里经济已很拮据。1960年董希文和我及邵晶坤一同到西藏写生，是美协组织的，自己不花钱，而且有专车，是最幸运的一次写生了。那是困难时期，缺吃的，我们从拉萨带回些酥油，但家里人都吃不惯。
曾经从故乡农村接来我的母亲，协助照料三个孩子，但她不习惯北方生活，说灰沙太大，用水不便，终于带了一个小孙孙回故乡去养育，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因接送孩子，她几次到过北京，参观过故宫等名胜，她满足了，说见过世面了，连皇帝家也进去过了。我们一直想接父亲到北京看看，但他在老家很忙，做家务，还照料我弟弟的孩子们，总说走不开。我们力劝，他勉强同意了，路费也寄去了，天天等他的到来，但最后还是未动身，说家里事太多，他放不了手。灾荒时期全国上下都吃不饱，他在乡下饿得不行，想逃到北京来吃饱饭。那时我们全家吃饭也定量，也都吃不饱，而且有规定限制人口流入北京。我们虽然努力设法，他仍未能来京。后来得知他的病讯、死讯，我都因故未能回去，妻对此特别感到内疚，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65年，我随工艺美院的师生到河北任县农村搞“四清”工作，清理村里当权干部们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吃的是白薯干磨面做的窝窝头，颜色灰黑倒无妨，就是牙碜得厉害，几乎不能咀嚼，只是勉强吞咽。半年下来，我病了，完全失去食欲，返京诊治，自己估计是胃病。化验结果很糟，妻在家等结果，我只能实告：肝炎！她脸顿时刷白。从此我不能再回任县工作，天天吃药、打针，经常去医院化验。几个月下来，病情无好转。人们教我种花，种不活；学太极拳，没耐心。妻买来一张竹躺椅，置于廊下，白天让我躺着休养。休养是人生中十分痛苦的经历，我感到自己是毫无价值之人了，于是夜夜失眠，完全陷入精神的空虚与恐怖之中。病中，“*”爆发了，我反正已临死亡边缘，革谁的命对我似乎都无所谓了。此后便拖着病体随学院师生到农场去接受部队的再教育。 欢乐的时刻如过眼烟云，苦难的岁月却永远令人怀念。部队驻在李村，在李村我们遭到许多不合情理的对待。由于诬告我打死小鸭子事件，我长期被连队领导“穿小鞋”，在治病、探亲等等待遇方面总遭非难。然而我从不诅咒李村，反而格外怀念李村，怀念李村的父老乡亲，李村的野草闲花。最近到太行山写生，特意绕道李村，去寻找20年前的回忆。一切都变了，新楼林立，闹市人流，红红绿绿的集市已全非苍黄古朴的旧李村了。旧房东也已难找，上年纪的大爷大娘正是当年的青壮年，他们都记得美术学院驻在村里的情况———清晨列队去河滩开垦荒地，傍晚高唱着语录歌回村，一到家，大学生放下铁锨抢着给各家房东挑水去……我翻出当年的笔记本，其中还留存一些诗篇。我非诗人，没有写诗的才能，只因被禁止作画，变相记下所见所思，也许是未发育的诗之苗，也许是窒死腹中的画之胎。且录几首： 村外 水渠纵横绕田， 大路边，苇塘成片。 苇塘成片，倒影叶叶指云端，云端红旗展， 红旗展，岸上东风吹遍。 渠畔 渠畔，野草闲花无人看。 军鞋军帽成排，迎朝霞，红星颗颗灿烂。 水田隔岸，插秧人健，极目红旗展，歌声远。 修渠 步步急，通身汗湿。 抬土挑土赶又追，修渠十里人密。 人密、旗赤、渠直，秧田如织。 春节寄内蒙插队的儿子 风雪路遥人健，牛羊是伴，笑他南飞雁与燕。 云天，渐变，世事沉浮浊又清，山外青山村外村。 春节年年，乍暖还寒，天南地北异风光，离情别绪只寻常。 我的肝炎经多少中、西医诊治过，终未见效，太痛苦了。我甚至绝望了，想到自杀，以忘我作画的方式自戕，再度陶醉于艺术创作中，一味任性，毫不顾及体力与病情的制约。在部队劳动的后期，我在节假日悄悄开始作画，借老乡的粪筐做画架，被同学戏称为“粪筐画家”。后来被调到师部指导战士作画，则大大方方地公开画起来，精神比在连队里劳动时舒畅多了。居然，渐渐有了食欲，自我感觉好起来，失眠也减轻了，就这样通过不治疗的治疗，我回到了健康之路。有科学根据吗？也许工作中的忘我是一种气功效益吧，我怀疑我作画便是从事一种行动的气功。师部在邢台市里，我可以自由上街购物了，首先想到要为仍在乡下连队劳动的妻买点什么。我买了可以久藏的牛肉干，寄给她，但怕她收到牛肉干会遭批判，因此在包裹单上填的物品名称是“药”。妻所属单位的连队驻地离我们李村只十华里，在较宽松的后期，两地亲属每隔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节日可彼此探亲一次。她来看我或我去看她，分别时不免相送一程，总是送到五华里处，即两地的中点处分手。那里有两三户农宅，一架葡萄。最后将撤离农村时，我专程去画了一幅小油画，并凭空飞来一双燕子，这是我们记忆中的“十里长亭”。
1974年，我们陆续回到耗子成群的旧居，像《十五贯》中察看油葫芦凶宅似的，稍一碰壁，满室飞尘。房子实在太旧了，但地震时只震裂几道大缝，居然并未倒塌，这证实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优越性。又在旧宅院安下家来。学院暂时还不能开学，是奋力作画的好时机了。我画遍窗前的木槿、院里的向日葵、紫竹院的早春、什刹海的雪……更遇上好运气，北京饭店约黄永玉、袁运甫、祝大年和我共同绘制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并先让我们去长江写生，收集素材打草稿。我们四人从上海溯江而上，画遍苏州、无锡、南京、黄山、武汉、庐山、三峡、重庆……但到重庆时得知北京已开始“批黑画”，我们被招提前返京，抛入“批黑画”的漩涡中去，长江壁画也告流产。批判无妨，我们辛辛苦苦画来的一批画稿毕竟是难得的，后来各人都创作出不少佳作。我为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画的油画《三峡》、为北京站画的《迎客松》和《苏州园林》，都来源于那批素材。 13号“凶宅”原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会贤堂”大饭馆。如今成了破败的大杂院，住有几十户职工，很不像样了。70年代后期，渐渐有外宾来我家访问，令我感到狼狈，怕有损国家的体面。每次待客，我总向外宾强调这旧楼当年的豪华史及门前什刹海曾出现过的繁华集市，虽然自己并未经历过。海外定居的老同窗也开始回国访问和省亲，自然不怕老同学笑我住得寒酸，但我确乎有些顾虑国家的影响。本来，我对国家不考虑我的居住条件是牢骚满腹的，而今面对外来的老友，似乎又更以国家的体面为重了。 不惑之年的前后二十余载，我一直住在这阴暗潮湿的13号大杂院里，六七十年代在外地写生的几大木箱油画也堆在这两间拥挤的破房中，或悬架在廊沿上。窗是纸糊的，易破，经常要重糊。冬天抢购烟筒，安装煤炉，一趟趟跑煤厂催送煤饼。储存过冬的白菜与堆积煤饼总是互相争夺廊沿那点有限的空间。那时我依靠自行车，骑车去学院上课，去驮运粮食，接送孩子。自行车是我的战马，更重要的是驮我去郊外写生。我背着沉重的画箱，将大幅画面放平捆绑在后座架子上，远看像是平板三轮，在京郊作的布上油画，大都诞生于这辆“平板三轮”。我也曾从遥远的山区采挖野菊之类的山花，带回种入院里，并偶或成活，有过繁花似锦的美好风光。我们种过葡萄、葫芦，让茂盛的枝叶来掩饰破落的门窗，但毕竟门窗还是经常暴露它破落的真面目。20年忙白了少年头，当告别这13号旧屋时，我和妻已是鬓色斑斑的老伴了。我们永难忘怀于这生养了我们一家的古老的破房。 199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