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也是源于文字结识了香港著名书画收藏家陆海天先生，意外地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几十幅真迹，一见之下，不禁瞬间倾倒、心神震撼。尤其是其中的几幅泼墨山水，艺术感染力之强，意境之辽阔幽远，真是饱了眼福。 我大大地惊奇！ 惊奇这种泼墨技法的恢弘、渲染之强烈，正是中国画可观、可游、可居的境界。也惊奇陆海天先生何以有这么多张大千的画，从中看出他对张大千作品的喜爱和推崇。 以我平日对张大千的了解，首先知道他是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国画家，并且也是最负有争议的画家，争议之大可比他在画坛上的名气。如造假乱真、敦煌“破坏壁画”以及因躲避新中国的执政党而远离故土等等。甚至于他的情感世界就更引人注目：娶过四位太太，还有好几个红颜知己，特别是其中的异国之恋……真是个传奇太多的怪人。 “徐悲鸿曾说：‘五百年来一大千’，至于吗？”我调侃了一句。 谁知这位弃商从文的老兄一句话更让我惊奇瞠目：“岂止五百年，两千年也不为过。” 陆先生的兴致来了，搬出一大摞照片、书信等资料给我看，并虔诚地说：“我虽无缘与大师谋面，却很幸运结识了他晚年最信任的经纪人徐伯郊老先生。收藏业讲究一个‘缘’字，我与大师也算是‘因画得缘’吧。” 这些日记、照片、书信等物件都是徐伯郊留给陆先生的，里面有很多关于张大千不为人知的记事，让我大为惊喜，并在第一时间引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但徐伯郊的名字我却有些陌生。 陆先生接下来讲的关于徐伯郊的故事也一下子吸引了我： 建国初期，徐伯郊曾与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一起受周恩来委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回购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三希堂法帖》之《伯远帖》、《中秋帖》就是当年徐伯郊赴澳门完成收购的。这段回收国宝的往事因当时情况的特殊性而鲜为人知，在这些日记中还有郑振铎当年亲笔传达周恩来“只收国宝，不买古玩”的批示。而由张大千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江堤晚景》两幅国宝级藏画也被徐收入北京故宫。从中看出，徐与张大千的后半生密不可分，从徐的日记口述中解析张大千应该是可靠的。 其实，张大千1949年离开大陆的原委及真实的海外生活才是我最感兴趣的。这里有一个又一个令人眩迷而丰富多彩的故事让我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台湾学者傅申说张是“英雄造时势”，虽然很有分寸地道出了张大千漂泊海外造成心灵归宿上的精神苦闷，但因此所获得的生活物质上的优越，却是大陆所不能相比的。而国内学者李永翘则认为张大千“远走他乡，不辞艰辛”是用毕生精力弘扬中国绘画艺术，“是最大的爱国”。其实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和融入他所处的时代，那么他的艺术作品势必会有迥异于同时代艺术家的不朽之处。 需要特殊强调的一点是，我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包括十几种国内出版的张大千传记时，发现对他后半生在海外的生活描写甚少，并多是浅尝辄止，甚至还有过多虚构成分充斥其中。所以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力求每一个事件都有据可考。 且不论张大千当年辗转海外是无奈还是进取，还原一个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诠释读者最想知道的他真实的心路历程，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 几年来沉湎于一种忘我的写作中是艰苦的，但也很快乐，因为有主人公如此波澜起伏的多彩人生故事让我深深地感动并陶醉其中。能在文字中与大师擦肩而过，对于笔者来说，也是莫大的荣幸！ 在此非常感谢香港的收藏家陆海天先生和徐伯郊的义子徐康先生，他们在我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史料；特别要感谢著名鉴赏家、书法家杨仁恺先生，以91岁的高龄为本书题写书名并答疑。同时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国岚女士和责任编辑李爽女士对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文欢 2006年5月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