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敦煌石窟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的艺术中心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至唐时已有一千多个窟龛，内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约492个，其中彩塑有2455身，壁画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还有唐宋所建的木构窟檐五座。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集绘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宏伟的艺术宝窟。每个洞窟里的壁画都从天花板到墙角，从北魏时期一直到元朝，一代一代的画法嬗变，清晰可辨，可以说简直是一部生动、详尽的中国美术史课本和一座最大的绘画博物馆。敦煌艺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张大千自己评价敦煌时曾这样说过：“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令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最早是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那里知道敦煌的，说那里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像等，并告诉张大千有机会一定去那里见识一下。那时大家还不知道敦煌有那么多更有价值、更加炫目的壁画。所以张大千向往敦煌已久。在苏州网师园居住期间，他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住前后院，几年间与叶交往成为挚友，叶也常常对张提起敦煌。他的理论是：“一个治学的人必须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发源于黄河两岸，一个人如不沿河静观，不到西北那边去走走，胸襟就不会扩大，学问也不得成功。总呆在江南是不行的。” 他神色郑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到清朝这五百年间，我国的人物画在衰退。我国人物画的顶峰是在唐朝，宋朝时还有李龙眠，到了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伯虎、仇十州等人，明朝末年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了清朝就后继无人了。所以你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唐宋六朝人的画。” 张大千就问：“我也曾听曾、李两位恩师说过这个道理，只是这唐宋六朝人的画，该去哪里找呢？” 叶恭绰沉吟半刻说：“所以我刚才劝你应把黄河走完，看看中原的伟大，那些地方一定会有许多建筑、雕塑等，会对你有益。不管你是坐车、骑马还是走路，都一定要沿着黄河走一趟，有困难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你不要以为在绘画上古人是英雄，我们就不是。只要你肯用功，你就是英雄。并不是只有天生的异人才能当英雄，你也可以做。并且我相信以你的才华将来必有不可限量甚至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听后深受鼓舞，应该说曾农髯、李瑞清、叶恭绰这三位前辈的话对他下决心去敦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对叶恭绰的为人尤其敬重，因为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一个感人的故事，让张大千深感叶恭绰的真诚和重义，并也在画坛上传为佳话。 张大千二十多岁初来上海时，曾喜欢玩一种在文人间很盛行的赌博游戏，即“诗钟博戏”，也就是打诗谜、打诗条。年轻的大千深深地迷陷其中，不仅赌输了很多钱，甚至还把家里祖传的一件碑帖——《王右军曹娥碑》给输掉了。这可是件极其珍贵的碑帖啊，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碑帖非常走俏，因此也索价颇高。这件祖传的珍品输掉后，张大千难过极了，也就突然顿悟并从此戒赌了。这件令他伤心和万分后悔的往事随着他的戒赌而渐渐被淡忘，转眼过去了十年光景。这一年张太夫人曾友贞病危，张大千日夜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偏巧有一天老人家忽然向张大千问起曹娥碑来，并说要看一看。张大千登时惊起一身冷汗，谎称把碑放在网师园里了。于是曾老太叮嘱他一定回苏州取回来让她看一眼，否则她心里惦念，会走得不安心的。 回到网师园后，他一筹莫展，二哥张善子早就为赌博输碑之事责备过他多次，此时也无计可施，只有相对叹气。正在这时叶恭绰来访。 叶恭绰以前曾先后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孙中山的大本营财政部长，但由于为人清正，不喜欢政务活动，所以40岁之后干脆弃政从文，专心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工作，闲来喜欢画画，尤其画竹很拿手。张氏昆仲能搬来网师园居住，还得益于他的帮忙哩。 叶恭绰进得门来，看见兄弟俩愁眉苦脸，似有非常苦恼的心事，不禁问其究竟。谁知听后他竟指指自己的鼻尖说：“这件事嘛，好办！因为这件宝贝就在区区这里。” 张大千一听惊喜得眼泪当即流了出来，赶紧说：“我知道誉虎（叶的字号）先生一向视文物为珍藏，是不会再卖的，小弟我只想借来让病榻上的老母看一眼就行，然后即刻归还，不知可否？” 谁知叶恭绰听后朗声说：“这是什么话，我虽一生爱好珍藏，却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丧志。既是你祖传之物，太夫人又病危之中想看一眼，我理当完璧归赵，哪有要钱之理！”随后取来曹娥碑交给张大千，把兄弟俩感动得双双跪下，叩头致谢。拿回去给太夫人看过之后，太夫人这才安然逝去。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张大千可能会更早些时间去敦煌。但去敦煌又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到兰州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货运卡车之类交通工具来行走漫漫长路，路过沙漠地带就只能骑马或骆驼风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险，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并且河西走廊这一带属马家军马步青部队管辖，不经他的许可，谁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 最后又是得助于张群的关照。张群出面命其部下鲁大昌、蔡孟坚等人帮忙，蔡孟坚时任兰州市市长，而兰州当时是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的辖区。 “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引自张大千的《我与敦煌》一文） 有趣的是，当风尘仆仆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面前时，让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马步青当时就不禁乐了，甚至很粗鲁地和张大千开起玩笑，戏称张就像是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农夫。马步青的傲慢气势登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了马步青。马步青先一见纸上的字便立刻肃然起敬起来，再一看写的那首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 马步青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当时在旁的还有蔡孟坚，这一幕给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也对大千的才华和为人终生仰慕和敬佩。
待到进入莫高窟内一看，张大千登时惊呆，他万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的壁画，于是，原订两三个月的计划不得不延长，带的学生助手也明显不够，画具也得重新大大补充。当然最重要的是经费，必须重新筹措！但所有的困难在瑰丽璀璨的敦煌壁画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张大千一阵狂喜后，暗下决心一定留下大干一场，并在所不惜。 张大千对跟随的儿子心智感叹道：“怪不得古人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可我们的先辈们竟在这么荒凉的戈壁荒滩上修建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创造出这么令人称奇的壁画，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这里简直是个奇迹！可以想像古人们比我们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他们才是最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啊！我们要像唐僧取经一样，好好在这里向先人们学习，磨炼意志，老待在家里不吃苦是不能成大器的，更何况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师徒来还差得远哩！比起这些画壁画的古人们更差得远哩！” 由于要完全按原壁画的尺寸丝毫不差地临摹下来，所以画布必须得重新拼接缝制。这种缝制画布可不是普通的缝法，是青海寺庙里的高僧们秘不外传的一种特殊技法。 经马步青介绍，张大千赶去青海拜会马步青的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因青海省有规定，本地喇嘛是不准许出省的。经马步芳的特批，张大千从西宁的塔尔寺特聘请五位喇嘛、也是著名的藏族画师，然后返回敦煌帮助缝制画布和调配颜料。 这种缝布技艺工序繁琐精细，要用羊毛、生石膏、鹅卵石等材料熬胶，缝好之后，还要加工打磨，正面缝六次、反面磨三次，缝好之后的画布才能保证永不脱落变形。这种技法据说是从唐朝时流传下来，但现在只有这些喇嘛才会，内地早已失传。 在塔尔寺和其他寺院里，张大千还购买了数以百斤的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每斤约三十至四十银元，价格虽昂贵些，但这些矿质颜料的色泽会经年不褪。 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完毕后，艰苦卓绝地临摹工作开始了： 首先是要用蜡纸把图案勾描下来，但又不能粘到壁画上去描，以免破坏到这些壁画表面，于是只好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再由张大千去描。稿子描下来后要拓到画布上，然后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 一张小画可以几天完成，而一张大尺寸的壁画临摹下来，就得花一两个月时间。 随行的张大千之子心智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感慨地写道：“特别是临摹巨大整幅壁画的上面部分时，一手要提着煤油马灯，一手要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看着壁画，看清一点，就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点），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而当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 张大千的学生刘力上也记录道：“每日侵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卧地下，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洵足为我辈轨范。” 的确，比起学生和助手们的工作，张大千的工作和劳累强度当然更大，但即使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中，大家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因为在敦煌奇丽伟大的艺术世界里，受此“徒刑”是值得的，它会给每个人回赠以巨大的收获。 乐观的张大千很善于苦中作乐，有时会把留声机搬到洞口给大家听，以解疲乏。他是个戏迷，几乎什么戏曲都喜欢，但最爱的是京剧。为此他带来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鑫培、孟小冬等。又因敦煌地处沙漠地带，缺乏蔬菜，有时他会一边散步一边留心哪儿会生有野菜、野蘑菇。后来他在一片杨树根下居然找到了一种野生蘑菇，并在7月份这一个月中，每天都可采摘到一盘，味道还不错，给大家在枯燥的日子中增添了一些乐趣。 临离开敦煌时，张大千还特意画了一幅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送给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地图上，张大千详细地标明了这些野蘑菇的采摘路线和采摘时间，还注明哪一处的野蘑菇长得最好和最好吃，让常书鸿非常感动：“这张图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张大千留给敦煌工作人员的另一个‘宝’！” 常书鸿是在1943年夏天张大千已要离开敦煌时前来到任的，这个早年留法的油画家怀着执著的开拓精神在敦煌一扎根便是几十年，为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而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又与张大千的呼吁和努力有着直接关联。 原来张大千来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这样一座举世难觅的艺术宝窟被长期埋没在沙漠中，由于不被政府重视和保护，已导致大量瑰宝被外寇盗走和流失。如再不采取措施妥善管理的话，势必一座宝窟除了壁画无法盗走外，其他能拿走的都会因洗劫一空而变成空壳。如果不把这些壁画好好修复一下，几千年来凝结成的艺术精华也将被逐渐消退和毁灭。于是趁他的好友、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西北视察、特来敦煌看望他之际，他像一位熟练的“导游”，一边领着于右任在各个洞窟里参观，一边用他丰厚的学识向于右任讲解着敦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应该怎样着手保护的相关措施。 当于右任看到张大千艰苦的临摹工作状况和知道来此工作全是张大千自费时，不禁由衷地被感动和震撼了。一路上他不住地点着头，不住地重复着几句话：“做得好，做得好，功德无量啊！大千，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子孙万代的大好事。政府是应该出些钱修缮敦煌的。” 张大千则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多谢您的美意，我到敦煌是自愿的，临摹这些壁画和宣传它们是我作为画家的责任。现在是抗战期间，哪有伸手管政府要钱的道理。我二哥善子为了国家命运，出洋去宣传抗战;自己省吃俭用却把筹来的二十多万美金全捐给国家，最后自己却积劳成疾过世……”他的眼圈红了，停了片刻，又接着说：“右老，我个人无所求，只希望政府能把敦煌好好修缮一下，否则这样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宝窟要是再不被重视，便是愧对子孙万代了！” 于是就如何维修、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张大千向于右任细致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当务之急就是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使莫高窟先得到妥善的管理。 于右任听后非常激动，大声说：“好哇，你的建议太好了，设计得也非常周到。按你说的把管理、保护、研究和教学联系在一体，我看应该叫‘敦煌艺术学院’，你看如何？而这个院长职务我看也非你莫属了。” 张大千连忙摇头推辞，说：“右老您不是不了解我，我是四海漂泊之人，哪里能坐得住？还是另请高明罢！” 于是在张大千、于右任等一批关注敦煌的有识之士们奋力呼吁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教育部委派常书鸿出任所长。常书鸿来到敦煌后，亲眼目睹了张大千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禁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如何保护敦煌的许多问题上他都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都能达成一致，因此也和张结成好友。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把近三年来研究调查的资料成果送给常书鸿，这些资料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要研究基础。 那么，既然张大千在敦煌的工作和为其所做的贡献如此之巨大，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感召了一大批因看过张大千的临摹壁画而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并投奔而来的艺术人才，使敦煌艺术被广泛地认知和了解;为什么几十年来他还会被很多世人误解，反倒担负了“破坏敦煌”的恶名呢？ 原来古人建窟目的本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和虔诚，因此在洞窟内作画以传达供养许愿者之心声。但建窟非几日可成，而是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修建完成。因此就有人投机取巧，干脆把先人建好的洞窟据为己有，把原有壁画毁掉后，在表面涂抹上一层新的泥壁，再在其新壁上重新绘画，题上自己的名字和心愿，以达到向佛祖许愿的目的。 这样几百年、上千年过去，就形成了往往一个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张大千在一次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外层的坏泥皮早已脱落得斑驳不堪，要想看见里面的精美壁画，必得先把外层剥落。于是，在陪于右任参观时，一行人一起把外层表皮给清除掉了。对于发现画内有画和清除外层露出内里，张大千是欣喜万分，他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又做了一个贡献。 当时被张大千召去也在敦煌参与临摹工作的画家谢稚柳后来也说：“要是你当时也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是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辨，又肯定内层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打掉了，来揭出内层的精华呢？！”甚至当时刚刚成立的敦煌研究所也曾采用此法，在几个壁画残损的石窟内，剥出了数幅唐代壁画精品。 但意想不到的是，“适有外来之游客，欲求大千画未得，遂向兰州某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画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引自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 公正地说，这种做法如果发生在现在，应该说的确是毁坏了一些外层的壁画。但在当时还不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来保存和整理的情况下，只能留下这些遗憾了。 著名学者余秋雨很客观地阐释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因此，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 但让张大千惹出是非的真正原因却是因得罪小人而起，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人。原来张大千在敦煌的几年间，蒙当地各方照顾，出于感谢，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后，晚上为给求画者作画只有牺牲休息时间挑灯夜战，对所有的求画者都是尽力有求必应。有一次路过酒泉时，一位曹姓专员因嫌张大千的赠画篇幅太小，第二天竟又拿给张大千让再“多添几笔”。画上原是好好的一只小鸟伫立在一块秀丽的石头上，本是很有情致的，曹某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艺术的外行，索画不是附风雅，就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张大千没加理会。哪知曹某继续纠缠，气得张大千索性一把将画撕毁。这下可得罪了这个曹大专员，他依仗自己是时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门生，叫嚣着一定把张大千“这个画画的”赶出敦煌。 果然好几个罪名便在以后的日子中接踵而至，什么“敦煌盗宝、破坏壁画”等等。真可谓“盛名所至，谤亦随之”。张大千一腔苦心却受到如此伤害。起初他并不在乎，想着清者自清，岂能因小人谗言耽误大事，没想到很快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就亲自发来了驱逐电报，虽未直接限定张离开敦煌的日期，但口气已很不客气了：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此事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张大千的好友、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作了一首诗替张大千辩白：“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薏苡明珠”是古人专用来比喻蒙冤受屈之人的典故。 虽然1949年的3月，甘肃省参政会上已经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作出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可谷正伦等人出于私怨，竟把这个如此重要的定论严加“保密，不予公开”，使之沉入浩瀚的历史档案中，并随着1949年8月兰州的解放和甘肃省国民党参政会的解体而彻底石沉大海（后经四川学者、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先生耗费几年精力，辛苦查找出当年裁决书的原件，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之谜在几十年后终于大白天下）。 远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老泪纵流：“这张纸（指裁决书）我和大千都没见过，只是听说。他（张大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人已永远地走了……” 也许我们不能太多地责怪历史在某一时刻的如此不公正，因为还原真相需要时间，需要追求真理的人去寻觅。即使是在当代，出于当事人的卑鄙和私心让好人蒙冤的事还少吗？ 别了，故土和亲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时的张大千，随着乘坐的飞机在云层中穿过，觉得自己真如同那只戈壁滩上的孤雁。 长别离、长别离——他也在轻轻喃着，但只有他自己听得见心底的低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