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江南，春风和煦，草木葱茏，一片生机盎然。在太湖东南岸边，有一座静谧的小村庄——开弦弓村，俗称“江村”。它或许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有些陌生，但在八十多年前，正是费孝通先生在这里的调研和写作，开启了乡土中国研究的序幕，开弦弓村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标识地，为世界观察中国乡村打开了一扇窗。
《〈乡土中国〉再认识》新书首发仪式现场（图片来源：七都镇人民政府 ）
此刻，开弦弓村迎来了又一场文化盛典。2025年4月5日，由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乡土中国〉再认识》新书座谈会在费孝通先生田野调查故地——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江村文化礼堂隆重举行。
开幕式上，中央党校二级教授徐平对《<乡土中国>再认识》进行了深度点评。徐平教授强调，该书突破传统范式，将费孝通思想置于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宏阔背景下，解读费孝通思想“差序格局”“三级两跳”等重要关键词，揭示费孝通思想从“乡土重建”到“文化自觉”到跃迁轨迹，该书为读懂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关键性学术地图。
方李莉在研讨会上致辞（图片来源：七都镇人民政府 ）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方李莉教授向吴江区委宣传部、七都镇政府、费孝通图书馆及开弦弓村捐赠新书，并开展读者签售活动。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学者围绕新书展开深度研讨，彰显学术研究与在地实践的深度融合。
《乡土中国》与《〈乡土中国〉再认识》
费孝通194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理论奠基之作，自2019年起被纳入全国高中语文统编教材"整本书阅读"单元。该书以乡村社区为研究起点，系统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网络、礼治秩序与道德体系，涵盖语言传播、家族制度、血缘地缘关系及性别互动等多重维度。其核心概念"差序格局"——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结构——在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广为流传，这部学术经典至今仍为重新审视城乡关系转型与文化基因传承提供重要理论资源。
《〈乡土中国〉再认识》封面
《〈乡土中国〉再认识》是方李莉受山东画报出版社委托，帮助读者读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书。方李莉作为费孝通的学生，多年来在费孝通的指导下作田野调查和学术写作，非常熟悉费孝通的学术风格和工作方法，近年来编辑出版了《费孝通之问：人类社会如何走向“美美与共”——费孝通学术思想传》、《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自觉与全球化——费孝通晚年文集》、《费孝通论乡村建设》、《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费孝通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费孝通论文化自觉》、《费孝通论人文资源与美好生活》等著作，这些学术的编写与生活经历为方李莉写作该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阅读《〈乡土中国〉再认识》后，笔者深感这是一部将费孝通学术思想深入浅出地呈现的专著。该书通过对费孝通思想脉络的系统梳理，早年传奇经历的描写，结合百年社会变迁的背景，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人性和机器》等著作的学术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达，呈现了一个立体丰满的费孝通形象，这种多维度的写作方式，使专业学者与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也为重新审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会议间隙，方李莉教授接受了笔者专访，围绕《〈乡土中国〉再认识》的写作背景、学术思想梳理以及江村研究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综合了专访实录与笔者阅读新书笔记。
《〈乡土中国〉再认识 》的写作目的
对于《〈乡土中国〉再认识 》的写作目的，方李莉谈到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通过写作帮助大家读懂《乡土中国》这本社会学经典，回应社会上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模糊认识，强调“乡土”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近年来，有些人认为科技和城市化远比乡村重要，认为“中国城镇化都到60%了，这个时候强调乡土中国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方李莉认为“乡土”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讲非常厚重，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和地理上相对独立的空间，长期以农业为主导，形成了“土”为核心的文化特质。费孝通曾指出，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其根基入手。费孝通的研究不是就乡村而乡村，而是把村庄的研究视为中华民族文明体的缩影，通过具体村庄的观察，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
第二，重读费孝通的乡村研究，尤其是在当今AI、智能工业4.0和全球网络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AI和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塑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根基，找到与全球化连接的独特路径。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中的费孝通雕像（摄影：刘鹏飞）
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乡村时，正值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费孝通对中国乡村道路的思考，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启发。工业革命曾打破城乡关系，而今天，面临又一次社会转型，我们能否能在高科技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城乡互动循环模式？进一步深入探索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化虽然技术发达，却未能调和好人与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社会问题频发。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对环境、伦理和文化的深刻思考，否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飞速车子，充满危险。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中国智慧，注重生态、人文与高科技的平衡，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寻找到一条更加安全和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和人文因素，或许能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有益的视角。费孝通曾提出，未来社会是否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上次文艺复兴以西方文化为底色，那么这次是否可以以东方文化为底色？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
费孝通学术思想梳理
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体系庞大且深刻，其作品《乡土中国》作为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对于不具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知识的普通读者而言，直接阅读《乡土中国》可能会遇到一定的理解障碍。《〈乡土中国〉再认识 》特别增加了对费孝通家庭教育背景和早期学术思想脉络的详细梳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费孝通的学术动机和思想。
费孝通的家庭教育背景较为新潮和西式，他深受外祖父和母亲的影响。在费孝通的学术路径中，他的老师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的社会学研究、史禄国的体质人类学、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功能主义、芝加哥学派的派克的“人文区位”等学术理论和思想对费孝通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田野考察的方法论起到了重要作用。费孝通过学习借鉴前辈的学术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聚焦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村庄社区，将其看成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的整体进行分析和理论总结。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内（摄影：刘鹏飞）
另一方面，费孝通充分进行文明和区域差异性比较。例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匮乏经济”与“丰裕经济”等概念正是中西比较研究的成果。通过比较，他也发现了中西文明各自不同的利弊。费孝通认为，中国需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但不一定要重复西方的老路，应该寻找自身优势，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方李莉认为：“费孝通当时写《乡土中国》的目的就是力图进行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目标就是在认识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掌握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自主转型权。”
同时，费孝通一生致力于如何通过西方的学术来了解和剖析中国社会，找到其病根，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费孝通的学生时期，中国正处于积弱积贫，军阀混战的时代，费孝通认为要想改变中国落后状况，就需要认识中国，必须要认识中国农民的生活。当时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做乡村改造，但费孝通冷静地指出：“我们只看见知识分子下乡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晚年费孝通总结自己的一生就是“志在富民”，“就是要用自己的学问帮助中国找到一条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发展道路。”
无心插柳的江村研究开启学术大门
开弦弓村是费孝通研究的第一个乡村。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研基础上完成的《江村经济》成就了费孝通的学术声誉，为后面的《乡土中国》等一些列乡村研究的学术著作奠定了学理基础。费孝通一生26次来到开弦弓村考察和调研，可见开弦弓村在他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位置。费孝通为何选择开弦弓村作为第一个乡村研究？
开弦弓村风景（摄影：刘鹏飞）
通过阅读《〈乡土中国〉再认识》我们了解到，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研究和写作《江村经济》本是一个无心插柳之举。当时人类学普遍研究部落文化，费孝通受老师吴文藻的委派，与自己的新婚妻子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花蓝瑶族进行考察，考察途中费孝通深陷捕虎陷阱身负重伤，新婚妻子在寻求村民的途中意外跌入水中溺亡，这场意外事故令费孝通悲痛欲绝。
1936年夏天，费孝通受姐姐费达生邀请来到太湖湖畔的开弦弓村养伤。开弦弓村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两条水路的交叉点，蚕丝业是村庄的第二大产业，这里的纺织品通过水路运往西方世界，但到了20世纪初，在西方工业化冲击下，乡村逐渐失去了蚕丝手工业和多种经营的副业，很多农民被迫进城打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破碎，费孝通用两个月时间对开弦弓村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考察，通过书写《江村经济》这本博士论文对当时中国乡村面临的社会转型做了一个记录，像七巧板一样把中国乡村的破碎的元素重新拼接起来，完整呈现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与世界的关联。方李莉特别指出：“在费孝通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把中国的乡村如此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费孝通应该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乡村的第一人。”
《江村经济》受到费孝通的英国导师、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评价：“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尤其是蚕丝业的内容体现了开弦弓村与世界的连接，体现了工业革命对小村庄的冲击，包括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的状况。”
城乡循环互动和乡土工业
方李莉还特别指出，在费孝通的论点中，有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关注的观点，就是城乡循环互动和乡土工业。费孝通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工相辅的国家，每一个农民某种角度来说都是一个手工艺人，农业、手工艺和副业的存在构成了中国农民的基本收入，但在工业化的冲击下，乡村的手工艺就逐渐衰败，农民如何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工业化也打断了传统的城市与乡村的循环互动关系，过去乡村人在外面做官或经商发财后，都愿意荣归故里，为家乡做事，教书育人，但工业化后，“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工业化不仅从乡村吸引走了劳动力，也吸引走了知识分子。
开弦弓村风景（摄影：刘鹏飞）
江村艺术驻地工作室（摄影：刘鹏飞）
面对乡村人才和产业的凋敝，费孝通提出了“乡土工业”的概念，这种乡土工业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重要的是这种工业在原料、劳工和资本等各方面都以乡村的来源为主。这样就可以使产业、资本和人才留在乡村，乡村才能兴旺起来。但是，费孝通也强调这种工业分散在乡村的想法的条件是电气化的实现。但在当时，电气化还不足以支撑这种模式，所以当年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方李莉认为，随着全球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新能源、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以往的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向分散化、小型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方李莉通过对景德镇30年的田野考察和思考，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有越来越多在城市受过教育的艺术家、设计师、网络工作者等新型创意人员开始进入乡村，互联网和高速公路将分散化的城乡串联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城乡互动的乡村产业模式，这一新的模式实实在在地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生长出来，并具有乡土社会的特质。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孝通的城乡循环互动和乡土工业概念有了更为现实的可行性，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意义所在。
（作者：刘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