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高润喜教授综合艺术展》自序

现代！

三十五年前，我由内蒙古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有一个词开始进入我的大脑，那就是“现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艺术家，特别是学中国画专业的，深感“现代”对我的“威胁”。总觉得中国画不现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out！于是，我整天泡在央美图书馆阅览室，翻画册、摹小样、做笔记。那套唯一的世界美术全集不知翻过多少遍。一九八二年秋，我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面对和我年龄相仿的求知青年，我对“现代”的追求更是变本加厉，拼命想寻找通往“现代”艺术的捷径。于是,继续东寻西找西方现代艺术书籍和所有资讯，其中有美国的“艺术新闻”日本的“三彩”、法国的“造型艺术”以及香港的“美术家”等杂志。我还不时光顾国际书展，更是位于东大桥和花园桥的两家图书进口公司书店的常客，并从养家糊口的“牙缝”中挤出钱来购买外版画册，主要是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后来外国图画册渐渐多起来。我像文革期间背诵“老三篇”似的边学、边练、边创作。其中有水粉，水彩，油画及综合材料作品。积累了一大批不同形式的探索性作品，成为走向“现代”的实践见证。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后，开始自觉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艺术一定要追随西方，向“现代”靠拢吗？

现代？

这样，“现代”在我心中的地位渐渐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我在关注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也在深入研究中国与其他东方艺术之间的关系。在林风眠开创的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我发现他的艺术中保留着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受此启发，我不仅关注外国民间艺术，也利用民族大学的资源，关注少数民族艺术，深深地爱上了这些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当我看惯了所谓“现代”艺术时，再看民间的、土著的作品时，常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喜欢的程度决不亚于先前热爱现代艺术的程度。

通过在澳门、香港、台湾多次举办个展，使我更坚定了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海外普遍反映我的作品够现代，也有个性。但西化的痕迹有些重。那时，我请贾方舟老师把我的作品带给吴冠中看，他认为我的画很有现代感，但个人语言还不够典型，这对我的触动很大。经过反复思考和实践，我终于认清“现代”的真意。艺术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个性，而不是大一统的“现代”。

现代。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起，我不再唯一关注“现代”与“民族”，而是更加关注艺术的个性和独创性，为我过去火热的“现代”追求划上了一个句号。

从二零零二年的个展开始，我就希望自觉地走出“现代”怪圈的困惑，更多地去关注艺术的本体、本质问题的探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一直被西方“现代”观念影响着、控制着。六十年代文革时的“政治”挂帅，成为艺术的唯一标准；八十年代后的改革开放突出的是“现代”，九十年代后强调是经济、“市场”挂帅，艺术的品质不再是艺术家首先考虑的问题。“政治”让位于“现代”，‘“现代”让位于“本土”，“本土”让位“市场”。当现代艺术家面对火红的市场诱惑时，艺术的方向在哪里？

自由！

艺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无用”。它的存在价值在“新异”，时髦话讲即“创新”。然而，何为创新？恐怕没人能讲清楚。可艺术家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是创新的根本保障。有了“独立”，艺术家才有获得自由创作空间的可能性。高尔泰讲，艺术是“自由的飞翔······”

今天，我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而是“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就永远无法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独立与自由是艺术和艺术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几个月前，我应北航艺术馆之邀举办了“从教30年，从艺40年画展”。主要是写意画（或水墨画），此外的油画部分至今还没有大量展出过。今应张保华先生的邀请，在“798”举办这次带有研究型的专题展览是有必要的。基于上述思考，本展取名“走出现代”——高润喜综合艺术展。

我希望大家能结合上述跨越几十年的艺术思考去看这次画展。我期望的是：独立的表达，自由的表达，个性的表达，优美的表达，而不再在乎“现代”或“不现代”。不知观众、同仁何感？诚待赐教！

2013年10月6日于包头香格里拉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