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首先您能不能谈一下天津美院当代艺术研究所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初衷？

高名潞：首先天津美术学院成立了当代艺术研究所，我们在考虑着手做哪些项目，除了研究性的项目以外，我们也想做一些研讨会，能够在学术讨论这一方面做些事情，这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和同意。这件事主要还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而且参与的人数有限，但我们还是希望能邀请西方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在西方比较活跃，对美术史和理论有长期的研究，同时中国的学者也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学者有的是谈中国的艺术现象，有的是谈西方的艺术现象。西方的学者有的对中国当代艺术也比较熟悉。这样两方面就有一个交流，所以我们的题目不叫“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而叫“当代艺术史书写”，它是一个国际范围的，世界范围的。这样展开的交流比较多向性、多元化。而且也比较有个性，既不在内容上把大家圈在一起，也不在认识和观点上有一个所谓的统一，而是有一种对话、交流和碰撞。

而且在目前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比较“热闹”，事件比较多，市场也比较活跃，在这种情境中我们很难做下来认真的思考一些问题。倒不是说我们的会议能怎样，而是希望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当代艺术发展应该是多样的，不能大家都做一样的事，为一些轰动事件做一些热闹的事。我们还是好好的开这个会，目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平台。

艺术中国：您认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是不是到了该对它进行梳理、总结，甚至提出标准的时候？

高：我觉得这个跟具体的“写作进程”没有关系，而且我认为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任何时候都可以梳理。这个会主要不是针对某种书写的某种进程或者计划等，而是觉得现在人们普遍对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已经有“历史感”了，大家在谈这三十年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历史的意识了。针对这样的历史意识，我们召开这样一个会是很有意义的。历史的意识里包括这段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结构的，历史里都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我们怎样去评判这个事件，以及对这段历史的评判的再评判。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如果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评判，我觉得不追求得到一个所谓的共识，而是能引起大家一些启发性的讨论就是我们的期待。

艺术中国：通过这个会议，您觉得对当代艺术的研究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高：我觉得总的这一天半，其实信息量还特别大，因为我们请的人领域都不同，年龄段跨度也比较大。这些学者都有一种表达的欲望，至少从我的角度讲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

艺术中国：天津美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未来会承担哪些工作？

高：天津这个地方比较低调，但不意味着没有东西，在艺术创作和理论上都是这样。同时闹得比较热闹的地方，也不一定有东西。用列宁的话说：“市场叫得最欢的是卖破烂的”。我所希望的就是我们做的工作能够扎实，请来的人做的演讲能让我们看到他是认真的、是有主见也能够引起读者一些反响的。

艺术中国：有学者说现在是“拍卖公司在书写艺术史”，您觉得对当代艺术的学术研究还有哪些事要做？

高：目前“拍卖主导”的现象应该说只是一个阶段。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到现在，反映到艺术界自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的角度去看待，它是好事，并不是坏事。它会走向一个相对理性化的未来。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做文本的、学术的或者历史的、批评性工作的人，实际上在任何时期都面临着不同类型的冲击。但是做学术工作需要长久性、延续性和不间断性，甚至每一代都有一种承接，所以这个用不着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当代社会中，谁有哪方面特长就做哪方面，这就像一个球，球是由不同的小方块组成的，球的滚动是由这些小方块结合在一起往前走。当然球往哪个方向走是在于哪几个方块具有一种合乎历史的价值判断，它做的工作是具备有效价值的，它的权重就会大。

艺术中国：您对“当代艺术史书写”国际研讨会以后的计划是什么？会继续办下去吗？

高：我们现在有这个想法，看效果怎么样。这不仅是看会议本身，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我期待能够继续下去，不一定是年会，年会太忙了。也可能是一种双年的，是一种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