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爱尔兰艺术家Brian Maguire 与策展人Marianne O'Kane Boal就其2016年个展《我控诉》(J'ACCUSE)展开对话。
本次个展展出了艺术家的一系列作品。他描绘了在墨西哥华瑞兹市被杀害的女孩肖像。华瑞兹市(城市)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被称为谋杀之都。在这里从1994年至今有1400多个女子被绑架、虐待、强奸、杀害。而这些案件中解决的只是凤毛麟角,几乎没人知道杀人犯是谁,而这些案件也被当地政府所掩盖。那些悲痛欲绝的母亲失去了女儿,那些孩子失去了母亲,但他们却无处伸冤,没有人关注这些社会底层逝去的年轻生命。艺术家Brian Maguire用肖像画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些女孩的容貌,让世界关注这一墨西哥社会问题,并呼吁律法的公正。
B=策展人Marianne O’Kane Boal
M=艺术家Brian Maguire
B:现在我们坐在Derry市的The Void艺术中心。很高兴能来到这里,也谢谢Brian你到来与我就你在这里的个展进行一场艺术对话。
您能谈一下是怎样找到本次展出作品的灵感的?
M:我曾参加过两个展览,其中一个的主题是“购物”,在纽约的SOHO地区举办的,我当时住在那里。商品会在晚上运过来,街上会满是货车,白天都不见了。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好奇那些商品供货系统是怎么可以这么井井有条的。而在这一条商业街上还有一座女子监狱,位于切尔西街20号。我当时的画廊代理是McCaffrey画廊,老板McCaffrey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但从来不知道切尔西这里有座监狱。而那些女子监狱里的女人或许也从来不知道这里有个艺术画廊。因此他想要举办一次展览,将画廊和监狱这两者相结合。因此他找到我,当时我在监狱工作,于是我们一起合作,12年后展览在纽约切尔西的McCaffrey画廊举办。
Brian Maguire“很多女孩都是在这条街上失踪的,这是华瑞兹的市中心。我在华瑞兹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说,别去那里那里危险。”
后来我看到了一本书《女儿的烦恼》,是居住在纽约的两个墨西哥记者写的。这本书讲述了墨西哥华瑞兹市毒贩绑架、强奸、杀害女子的事件,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抛尸荒野,然后这些案件没有任何有效的调查。我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很震惊,因此想要用绘画来让社会重新重视起这一事件,也是对于司法系统公正缺失的抨击。在这些虐杀事件中,也能看出很多人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思想,觉得女人要比男人低劣,而女人为工人则更没有地位,她们没有受过教育,年轻,性别为女。
Guadalupe Veronica Castro于1996年3月4日被绑架,年仅17岁。在失踪前,她曾在一家工厂工作了3年。她被强行注射毒品,并被虐待了21天。凶手割下了她的左胸。她被抛尸Lomas El Poleo。
Erika Perez Escobedo,24岁,已婚育有两子。她曾在制作汽车零件的工厂工作。尸体被找到时她的衣衫凌乱,文胸在脖子上,有被性侵的痕迹,脖子上有勒痕。警方没有任何调查措施。
Erika Perez Escobedo被杀害后,有人为她立了一个纪念碑,但后来被毁坏。在 McLoughlin的纪录片中,Erika的妈妈把一束花放在了废墟旁。在这里人们责怪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怪那些可怜的女孩自己出门,也怪她们的父母对她们太过放纵。 Maguire说道:“这就相当于给人们一个信息,觉得杀害那些工人阶级的女孩可以无罪。”
Brenda Berenice Castillo,17岁,曾在一家工厂工作。因违反墨西哥工作期间不能怀孕的法规被开除。她曾道市中心找工作,从此再也没人见过她。疑似她的衣服在2012年2月在一个抛尸点被发现。
这些作品关乎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爱尔兰、英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如果你很有钱,那么你所承担的刑罚就会减轻,有很多权利。我所要表达的是阶级的不同生活天差地别。这些作品于其实说是在关注性别差异,不如说更关注的是阶级的鸿沟。
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些受害者的家人,于是我去到了休士顿,在那里James有一家美术馆,他曾经举办过关于这些受害者的展览。于是我向他求助问他有没有认识人可以让我找到这些受害者的家人。他说有一位在美国居住的墨西哥行为艺术家Susane可能会知道。在12个小时之内我找到了她,她给了我一个受害者慈善组织负责人的电话,这些志愿者帮助受害者的家人渡过难关。这位负责人说如果我能去教那些受害者遗孤们艺术课,他就会把我介绍给那些受害者的家人。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义工的工作,终于见到了那些家人。
纪录片Blood Rising中Brian Maguire做义工教受害女孩的孩子们
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们在Brian Maguire的艺术课上重新找到了笑容
第一次和受害者家人见面是在一个宾馆里。第二天我拜访了Rebeca ContrerasMancha的家,她母亲说Rebeca是在五年前被杀的,而对于母亲来说这么多年来她都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是Rebeca的姐姐带了她的遗孤一起来到的宾馆。每次和Rebeca的母亲交谈,她都会告诉我一些Rebeca的事情,她说Rebeca就像一颗烂掉的蔬菜一样无人问津。这样的形容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那是一条生命啊。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每一个都画了两幅,一幅送给被害女孩的家人,一幅用于展览。有一次当我把画好的Anna Maria的肖像送给她母亲Jane的时候,她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放声大哭。那时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些画了。
纪录片Blood Rising中Brian Maguire认真为受害者家人准备肖像画
受害女孩的母亲凝望着Brian Maguire画的女儿的肖像
受害者父亲怀抱女儿的肖像画
受害者的父母将女儿的画像挂在家中
受害者的父母将女儿的画像挂在家中
Brian Maguire“我为逝去的生命画一幅肖像。将她们带回家,还给她们的父母。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我认识她的母亲,认识她的孩子。”
B:我曾看过你和导演Mark McLoughlin一起合拍的纪录片Blood Rising,里面讲了很多个故事,能谈一下吗?
你在慈善组织里帮助那些家庭,能够看到光明的一面,也能看到黑暗的一面。而你的作品正如一道光照入了黑夜,想要表达出的是那些悲剧中还存在的美好的一面,是被留下的家人对于逝者的思念。你每一个形象都画了两幅,一幅来阐述故事,另一幅留给女孩们的家人作为纪念。
爱尔兰失踪的6个女子的寻人启事
爱尔兰失踪的6个女子的寻人启事
M:其实我们在做这一纪录片的时候是充满痛苦的。我们悲愤于在这里律法公正的缺失。而这种律法的缺失和爱尔兰的又不一样。爱尔兰曾有6个女人失踪,而直到十年后还有成百上千的警探在找寻她们和凶手。我们悲愤的并不是律法系统因为有漏洞而无法找到凶手,至少那些警探一直都没有停止寻找。而在这里,让我们愤怒的是律法系统责怪的并不是凶手,而是转而迫害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对于凶手却视而不见,或者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干脆包庇凶手。
受害者家人将女孩的照片做成条幅
纪录片导演Mark McLoughlin:“我在世界上很多危险的地方工作过,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对于女人如此的暴力和伤害。这些谋杀案已经持续发生了20年了,而你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在电视上都看不到听不到任何的新闻报道。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墨西哥政府对于事件的刻意隐瞒,受害者的家人被威胁被恐吓,被迫闭嘴。”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法庭审理这些案件,只有一次法庭受理了被害女孩Ruby的案件。杀害Ruby的凶手被抓,在法庭上见法官之前承认了是他所杀,而因为证据不足而法官没有办法只能将他当庭释放。然后Ruby的母亲决定去见总统,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让警察抓住这个凶手,虽然她后来又再次找到了凶手,但就是没有办法把他绳之以法。那个凶手是一大贩毒集团的成员,所以暗地里有人保护。所以Ruby的母亲没有办法了,只能坐在国家法院大门口想要示威抗议。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部门,那里你能想象应该是有很多警察巡逻,有很多摄像头在监视。有一个摄像头记录下了Ruby的母亲被枪杀的当晚。一辆白色的车停在了她附近,一个男人从车上走下来,然后她开始拼命奔跑,而男人在街道的正中心开枪打死了她,然后转身上车逃逸。当时本应该有警察正好在附近巡逻的,但是那天晚上本应到场的警察不见了,就在那要命的十五分钟里。而在这之前和之后警察都在的。
她的儿子在美国接受我采访时详细讲述了当时看到的监控录像。在举行Ruby母亲葬礼的那天早上有一个亲戚被杀,其他人被警告赶紧离开。他们连律法公正的影子都没看到,遭受的是无止境的羞辱。正因为如此,才给艺术提供了空间。在看到那本书后,我想要深入的了解然后在网上做了很多搜索和调查。我发现从1994年这些案件开始时直到今天,有一些人如记者、电影制作人、艺术家、作家等等每一年都会关注这些事件然后根据这些事件创作作品。我和墨西哥的一位很优秀的行为艺术家Terisa Magoli就是因为关注这些事件而相知相交。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事件的发展然后想要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纪录片中受害者的棺木
艺术家Brian Maguire在工作室中的资料
纪录片导演Mark McLoughlin:“这些案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的毒品战,2009-2010年在5大毒枭之间发生了混战,墨西哥政府派遣了3万士兵前去镇压,但反而使得局面更加糟糕。毒贩为了报复政府或者是报复对方势力在那一年间杀害了472个女人。被杀害的女子基本都是年轻的工人,她们们很容易成为目标,很多工厂都建在偏远的地方,很多绑架案都发生在她们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们也因为要揭露这一事件受到了各方的压力和威胁。但我们之所以拍成纪录片,画出作品就是想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一事件,引起各方的重视,并且给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希望这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
B:您能谈一谈本次展览的题目吗?
M:展览的题目《我控诉》(J'accuse)出自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诬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而犯了叛国罪。这场审判所根据的罪证极不可靠,而且审判程序也很成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作家学者的愤怒。左拉挺身而出,要求为德雷福斯冤案平反的斗争,于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第一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信》,揭露国防部和军事法庭陷害德雷福斯的阴谋,结果自己也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
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信》
指的是用事实来进行控诉,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用这句话作为展览的题目。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出的作品关于金钱、银行、洗钱、毒资等等。贩毒是非法的,能带来巨大的利润,因为通常非法的买卖都比合法的好赚,更何况还不用交税。而这些非法交易既然存在,一定是一些人的错。当你看整个毒品市场时,会发现不是分散的,正像是其它产品在市场流通那样是全球性的。我发现我能以这个主题同样做个展览,内容为洗钱、购买武器、培养武装力量等金钱交易中的受害者。这也是我在未来创作作品的方向。我希望能让人们批判的去看待这些。
B:当我还在学校学英语的时候,读过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这是他写的第一本小说于1954年完成。我也看了很多戈尔丁的资料,他对于人性有大量的描写,认为人性本恶。而有的思想家则认为人性本善,是社会将人们引领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我能理解为什么戈尔丁认为人性本恶,毕竟他经历过一战也经历过二战。
那你对于人性的善恶是怎么看呢?
M:你说的很有意思,我在你那个年纪读的是卢梭。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去抵抗恶念,然后你就能发现善与人性。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不认为人生来就是邪恶或者善良的,只是我们有干出任何事情的可能性。如果一些人能干出一些事,那么其实所有的人类都能干得出来那样的事。我在监狱里面工作了15年,有欧洲的也有美国的。我不喜欢人们被贴上各种各样道德好坏的标签,这是很愚蠢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都是值得尊敬的,只不过他们会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去做各种各样的事。
Brian Maguire Nature Morte No. 4 2014
Brian Maguire Nature Morte No. 10 2014
Brian Maguire The Known Dead 2015
Brian Maguire The Known Dead 2015
B:我看到在展厅有一部分很大尺幅的作品描绘的是死去的男人,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像看到那些被害女孩的肖像时触动那么大。我觉得那些女孩的肖像大小就像是家里挂着的照片那样,每个女孩都直视着观众,然后展签能让我们了解每一张作品背后的故事。
您能谈一下本次展览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向吗?
M:确实不一样。前面提到了那些受害女孩的肖像。而那些受害的男子形象是我在一家报社进行艺术家驻留项目的时候创作的。我仔细观看每一张照片,他们给了我进入新闻室的权利,然后在那里我能见到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然后我决定用这些被被杀害的人物照片来创作一些绘画作品。这些人很多都是毒贩或者是一些罪犯在相互斗殴中死去的,人们通常都对这些人漠不关心,除了那些伤心的母亲之外没人在意他们的死活。我将这些人的特征去除了,然后当观众站在作品前时他们很容易将自己代入这些角色中,然后会开始反思律法政策等等。我创作这些绘画并不是为了纪念某个特别的人,也不是为了让人们了解某一个事件,而是想要让人们看到有这样一批人在经历着这样的事。我创作这些作品获得了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的授权。
Brian Maguire Police Graduation (Juarez) 2014
B:所以你想表现的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
M:是的,其中有一件作品我没有画警察的脸,我是故意的。因为警察被训练成为律法的机器,人类成为了机器用来实行那些律法的法规。没有画脸就是想让观众注意到律法系统中的不足之处。记不记得去年在墨西哥有学校的老师失踪的事,这件事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警察和黑帮参与其中,政策偏向的又是谁。如果你了解这一事件,那么就能更好的理解这幅作品了。
B:那么你对于华瑞兹的下一代有什么期望吗?
M:他们需要学校。你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绝望的现实,很多人都失业,而你要知道这里是北美地区很多大公司的工厂所在地。而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人们大多都没上过学。在这么一座大城市里我只发现了两家中学。
Brian Maguire打开工作室的门
Brian Maguire在工作室中
结语:
在画受害女孩肖像的最后一晚,Maguire回忆道:“我当时正独自吃晚饭。我从接触华瑞兹事件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也画了四年,终于要结束了。而我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不仅画了这些肖像画还合作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又是毫无用处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并没有改变什么。”
在纪录片中,Julian Cardona,曾经的加工厂工人,现在的摄影师,站在一堆垃圾旁,这里是1994年第一具尸体发现的地方。他说道:“这是开始的地方,而事件仍在继续,似乎永无终止。”
“受害女孩的母亲们很高兴见我,我讲述了她们的故事。但我始终都觉得我做的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我唯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还会有更多可怜的工厂女孩在华瑞兹被杀害。而那些工厂加工出来的零件还是那么光亮那么新。直到摄影师Julian Cardona拯救了我,他告诉我说,Brian,我们就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到最好吧。”(来源:vimeo 图片来源:艺术家个人网站、纪录片Rising Blood 编译: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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