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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A梦主题乐园活动” 8月11日在北京登陆，我从没有凑热闹的习惯，所以一周之后才过去看。其实，就在这个主题乐园活动鏖战上海与北京两地的空当，翻拍自1980年开山之作的哆啦A梦第26部电影《大雄的恐龙》一个月前也已经在大陆登台亮过相了，虽然据说票房并不理想，但这两个信号已经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只机器猫又来了！
这个一贯在人们印象中并不高调的蓝色胖球儿，自1970年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37个年头。尽管日本漫画业此间同时造就了包括阿拉蕾、七龙珠、圣斗士星矢等一批腕儿级别的漫画角色，但正像日本漫迷水田山葵所说：“日本漫画里除了阿童木，这么多年还没有其他角色可以真正和哆啦A梦并论。”在日本，经常会看到使用“哆啦A梦”来比喻穿蓝色的服饰的人，也会把“想要什么都能够得到什么”比喻成“哆啦A梦的口袋”，日本人常会将戴著眼镜同时略带木讷的人用“好像大雄一样”来描述，甚至有些日本杂志还会用《哆啦A梦》来比喻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在世界上就像‘胖虎’，而日本就像他的小弟‘小夫’一样”。作为一种精神产物，难怪哆啦A梦在2002年亚洲版《时代》杂志评选中，可以轻松跻身“亚洲英雄榜25人”之内。
一只并不漂亮的机器猫和一本并不很讲究“画功”的漫画书，如何在过去30年间改变了日本乃至亚洲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支撑“哆啦A梦”成为日本的精神标志之一? 哆啦A梦漫画的背后到底经过怎样的搏杀？
由于哆啦A梦的主题设定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其发展之路并不顺利。以《快乐龙》漫画杂志为例。1979年，哆啦A梦的内容占了该杂志七成以上的篇幅。起初，该杂志一度以“大爆笑趣味漫画”的形态倍受漫迷们的追捧，但是逐渐作品中“大雄即使得到哆啦A梦的帮助最终也是失败”的搞笑形态却受到以学校、家长、教师等教育层级的许多不良批判。正因如此，近年《快乐龙》不得不努力改变型态，转以“友情”为主题作风，但即便是这样业界还是认为其偏离了原本“不行的家伙做什么也是不行”的搞笑漫画主题，正因如此，《快乐龙》目前仍在饱受业界的排斥。这样看来，哆啦A梦现在能够标榜为最成功的日本漫画作品竟然是一个扭转“先天残疾”和“扬长避短”的奇迹。
哆啦A梦漫画成长历程中另一个不得不以死一搏的原因，则来自它所成长的这个时代。同为日本漫画巅峰的两部作品，《哆啦A梦》和《阿童木》的年代存在本质区别。如藤子不二雄生前的经纪人、如今藤子制片公司的董事依藤善章所说：“哆啦Ａ梦从诞生到发展的这37年，正好经历了从漫画到动漫再到电影的历程，可以说它是经历变迁最为完整的漫画作品之一。”为此，在藤子不二雄去世之后，依藤善章本着“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孩子们热衷的游戏也会不同”的思路，带领着十个平均年龄35岁的漫画家组成的哆啦Ａ梦创作团队去寻找“这个时代孩子们的需求”。十年间。他们在不断打造着具有时代感的新哆啦Ａ梦。其间，依藤善章曾多次强调：“包括动画的表达方式和音乐在内的细节都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较近期的作品中，漫迷可以找到小夫带著移动电话，以及冈田杂货店（刚田武家所开的杂货店）开设了网站等例子。”显然，这次时代感的生死搏杀使得哆啦A梦漫画和哆啦A梦这个角色更加深入人心。
争夺“日本终极文化附属品”进而成为日本漫画业“实体皇帝”的过程，则使得这只蓝色机器猫滚入第三轮动漫内外的竞争之中。2005年，日本财团在纽约举行名为“小男孩原子弹：让日本爆发的附属文化作品”的展览会，负责企划这个展览会的艺术家村上隆在会上抛开“为什么把这个首枚投放到日本国土上的原子弹的名称作为展会名称？”的问题不谈，反复强调“‘哆啦A梦’使得日本的愿望、满足和需求的心态被明确而深刻地分析了出来。”他的这番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是标志性的将日本强化哆啦A梦的“文化附属品”动作在外国公开的阐释了一下，事实上，日本早已着手将哆啦A梦物化的工作——各知名媒体、行业广告演出甚至银行存款簿上经常可以见到哆啦A梦的影子，如果将时间倒推回1983年，你会发现，万代株式会社早在那时候就已经着手并开发出了哆啦A梦主题的游戏机，以至于之后的FC游戏机、PC-Engine、Game Boy、超级任天堂、Mega Drive以及任天堂DS都有过哆啦A梦的相关游戏软件出现。
如果现实中的哆啦A梦能够像漫画中描述的那样任意游走于过去与未来之间，那么相信它的主创人员甚至整个日本动漫业都会乐意提前走到未来去看看它的发展。因此，此番以“主题乐园”和电影的形式在同一时期密集登陆中国大陆，无疑是日本试图将哆啦A梦漫画的不灭神化延续下去的又一轮新的开始。
电影《大雄的恐龙》中文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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