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得多放得少
父亲在进初中之前已经开始拍照了。后来除了５０年代，因为他在同济大学主持的全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处于草创阶段，编写教材和备课实在太忙，拍得稍少一些；在70多年里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摆弄照相机。他留下的负片和反转片数以万计，但留下的印放照片，尤其是高质量的印放照片却并不多。推论起来，没有充分的时间，没有暗房，经济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主要原因；他对质量的固执要求，我没能尽力帮助，也是原因。抗战前创办《飞鹰》杂志时，父亲向冠龙照相材料行的老板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能使用冠龙的暗房；他很高兴作为杂志股东的老板同意他的这一要求。不久，父亲在《飞鹰》上分三期连载了他写的《贝松分调放大法》。在这篇文章里，父亲用自己的放印试验为例，介绍了如何用德国摄影家亚非·贝松创造的用两张负片（一张为原始负片，另一张为由原始负片翻制的强光负片）分次叠放的方法，以增加放大照片的暗部和亮部的层次。这些３０年代编辑《飞鹰》时期放制的高质量的照片至今还使西方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专家颇感惊讶，认为它们丝毫不比西方同时代的照片逊色。《飞鹰》停刊之后，父亲前往德国留学；到德国后不久即买了放大机。可惜在以后的欧战期间，感光材料在德国民用市场上的供应很差。父亲后来曾向吴寅伯先生介绍过他是怎样在买不到适当反差度的放大纸的情况下开动脑筋，用湿放法来解决困难的。二战过后，父亲回到上海，结识了摄影家吴寅伯先生；印放照片常借用吴先生的暗房。50年代，吴先生因工作调动迁居北京，父亲偶然印放照片就只能采取四处游击的方式了。４９年后，父亲开过两次展览会；但是选择作品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制作质量也是差强人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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