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谈中国当代艺术

    罗伯特•斯托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艺坛最令人瞩目的权势人物之一：美国现代艺术馆资深策展人、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三职一身的他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周游世界，为将在2007年6月举行的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遴选艺术家。与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承办方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相约，8月15日，斯托来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
 
　　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缘深情浅
 
　　百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在国际当代艺术界的龙头地位从未动摇过，因其群英汇聚、大师云集的壮观场面而被称之为“当代艺术奥斯卡”，同时，由于众多国家都在水城设立国家馆角逐双年展金狮奖，威尼斯双年展又得到了“艺术奥林匹克”的美誉。虽然意大利远非国际当代艺术的中心，然而因为有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国家却能够每隔两年就将全球艺坛的灵魂人物聚拢到一处，爆发出一次举世无匹的艺术能量。长久以来，为当下的艺术潮流做结语并启发未来的方向，一直是威尼斯双年展树立其崇高地位的不二法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当代艺术可以完全脱离和它的渊源，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也许不能说是巧合，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最深切的两位外国艺术家，都曾是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的得主。代表美国在1964年捧回金狮的波普巨匠罗伯特•劳森伯格，于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其作品令初次直面国际先锋艺术的中国艺术家震动不已，直接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85美术新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1997年的大奖得主格哈德•里希特，则是中国当代油画仿效最多、也从中收获最丰的标竿性人物，当下一干名家的作品中都有挥之不去的里希特影子。中国本土的艺术家更不必说，从国内已隐隐有一代巨擘之势的方力钧、张晓刚、王广义，到已扬名国际的徐冰、蔡国强，都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初露峥嵘，蔡国强更曾以他饱受争议的《收租院》夺得1999年的国际艺术家金狮大奖。
 
　　每一届威尼斯双年展都有两大重头戏：一个是由组委会聘请的主策展人召集的主题展，另一个则是各国选派艺术家代表参加的国家馆大展，两者在毗邻的场地同时举行，最高奖项皆称金狮奖。斯托此行来到中国，正是为了他运筹中的主题展做准备。虽然已经有众多中国艺术家以个人身份通过威尼斯双年展直跃龙门，但就中国国家馆而言，由于占据主导力量的传统美术与当代艺术一直处于紧张微妙的关系中，中国馆与威尼斯的结缘之路也显得异常漫长而曲折。1980年中国首次受邀参展，但自1982年以后就一直中断，直到2005年的上一届双年展，才正式落户意大利。初尝个中滋味之后，文化部决定自2007年起，威尼斯和圣保罗两大双年展的中国馆，皆委托其直属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承办，显示了政府已决意将长期隔绝于主流之外的当代艺术纳入文化体制，并大力扶植其融入世界。此次斯托来华亦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全程接待，并听取了斯托对明年大展的展望及对中国馆的建议。
 
　　双年展策展理念：避虚就实 
 
　　依照斯托的设想，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在主题的定夺方式上可能遭遇其有史以来的最大革命——这也是斯托迟迟不肯公布双年展主题、甚至是关于主题的任何动机的原因：他决意截断威尼斯双年展数十年来主题先行的传统。在斯托看来，威尼斯双年展对主题的迷信已经根深蒂固，每次大展之前，策展人总要提出一个高屋建瓴、思辨意味极浓的主题，并以长篇累牍的宏论来为其做耸人听闻的诠释。在其后的作品选择过程中，这一主题将成为左右全局的中枢观念，而从结果来看，这种观念往往会成为优秀展览的拦路石：其一，所有的参展作品都不得不紧紧跟随和附会主题，以致一些真正值得展出却与主题不合的作品落选，或者不得不改变它们的创作本意而做一些牵强的诠释；其二，由于主题的观念常常过于宏大，导致展览的内容也过于泛泛，许多令人扫兴的作品混杂其中，想同时达成许多伟大目标的雄心却造成了展览本身的平庸。
 
　　作为第一个入主威尼斯的美国人，也是第一位非欧洲策展人，斯托立志要让双年展摆脱过于沉重的观念羁累，以一种轻盈的方式上路。为此，他秉持的原则便是淡化主题，转而从艺术品本身出发，以实地考察的直觉感受为基础，从细节上构建展览，用平地砌石的工作方式替换掉以往的空中楼阁。因而，第52届双年展将从展览界近年来风行的鸿篇巨制收缩到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其目的在于令双年展的细节更丰富、力度更集中、展览方式更独到，不再是苍白口号下的作品堆砌，而是血肉丰盈的有机整体。这便是斯托意欲给威尼斯双年展带来的新气象：展览不再作为一个导师向观众灌输任何知识或真理，而是不发一言地向观众袒露自身，听从审美直觉的裁断。斯托如何凭借数十年的策展经验，将自己的崭新理念付诸实施，将是他在双年展上带给人们的最大期待。
 
　　中国当代艺术界：喜中隐忧
 
　　谈到北京之行的印象，业界中浮沉已久的斯托对艺术圈的气氛自然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虽然考察期只有短短几日，但其言辞却屡中要害。就中国的当代艺术全景而言，斯托认为中国的摄影、影像、行为等艺术形式都已经非常国际化，并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无论是艺术家拥有的自由度，还是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都令西方世界感到惊奇。然而，另一种局面又让他多少感到有些失望，那就是一些艺术家为了向市场推销自己，而不断重复自己赖以成功的风格，为了商业上的回报而停滞不前。斯托希望那些真正有雄心的艺术家更多地去说“不”，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去研究、发展和超越自己，从一个艺术高度达到另一个艺术高度，而不是永远去怀念自己在北京成名的那一刻。“从艺术品交易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远见，”斯托解释道，一两年内不做任何的展览，潜心来发展自己，对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来来说，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其实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最终会受益更多，“如果你现在学会了说‘不’，将来人们会加倍期待你说‘是’”。
 
　　斯托坦言，即使像798这样海外闻名的艺术中心，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里的许多艺术家把自己知名度有多高、卖到多少价钱、卖得好不好看得比艺术本身更重要，“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于物质极其丰富的地方的人来说，不得不有一些担心”。斯托以他非常相熟的艺术家路易斯•布尔茹瓦为例，这位当代大师的名字已经被奉为传奇，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博物馆都在努力收藏她的作品，然而她每天的物质生活只不过是吃沙丁鱼、喝喝茶、穿着睡衣而已。而在西方，成功艺术家这样的生活状态实属司空见惯，他们可能一整年都不会谈到任何和金钱有关的事情。“可能是他们过惯了穷日子吧”，斯托略带调侃地说。在他看来，如何全身心地关注艺术本身而不脱离自己本来的轨道，是中国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都面临着的巨大挑战和考验。
 
　　中国国家馆：任重道远
 
　　斯托同样津津乐道于自己对中国国家馆的期待。因为今年的圣保罗双年展取消了国家馆，使得威尼斯双年展成为目前惟一一个设立国家馆的国际艺术大展。在他看来，国家馆的存在有其重要意义，因为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馆中对本国艺术进行定义，而不需要为了去迎合别人而做一些不真实的表现。当然，国家馆体制本身也面对着一个难解的症结：很多时候艺术的展示变成了国家间的政治较量。如果不清楚上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结构，基本上可以到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分布图里去考古：国家馆聚集的中心地带——绿园城堡的空间已完全被先期入驻的西方发达国家瓜分，其他数十个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参展国，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自行寻觅展场，对“位置为王”的展览来说，国际政治中的强者逻辑由于地皮的稀缺而凸显得更加强烈。中国馆虽然已经进入了威尼斯，但如何从临时搭台过渡到一个拥有永久居所的国家馆，仍然是一场复杂的谈判。因为组委会虽然已经承认上一届的中国馆展场、位于军械库展区的“处女花园”已是“中国的场地”，但如何利用这一片有“场”无“馆”的露天空地，无疑对任何一位策展人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