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剧院将于明年秋季正式演出。（资料片）
内含世界最先进的舞台设备，在进行最后的“孵化”, 当初争论的技术问题都一一采纳也一一解决
“我到这儿第二年的时候，大剧院开始建了，我是看着它一点点盖起来的。”在紧临国家大剧院工地西门的兵部洼胡同北口，一位来自河南的杂货铺女店主对记者说。
6年前，她租下了这里的一个小门脸，买卖做得有滋有味。眼见大剧院露出了真容，她的生意却走了下坡路。“没办法，到我这儿买东西的多是大剧院工地里的工人，工程快完工了，工人也就少了，买卖就不如以前了。”
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五一”前夕刚刚揭去近两万块钛金属板外膜的国家大剧院，在夏日的阳光下闪动着耀眼的银光。与外膜同时被揭去的是今春积下的厚厚沙尘。
从周围的街区望去，这个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的“巨蛋”，如从太空中飞降而至的神秘大物。
它是中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也是中国首次进行国际设计招标的国家标志性工程。
从1998年开始，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历时1年4个月，来自10个国家的36个设计单位参赛，69个方案参加评选，最终选定了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的方案。
这个方案用一个巨大的钛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外壳覆盖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周围是一大型人工水面和公共绿地，观众从水下通道进入其中。
这在建筑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批评意见认为其巨大的外壳缺乏实用性，是“房子外面套房子”，“形式限制内容”，提高了造价，使室内使用空调的体积大大增加，抬高了运营成本。
以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设计而著称的保罗·安德鲁，2000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回应：“虽然有人批评穹顶在结构上与内部建筑没有任何关系，但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创新。这样的说法更好一些。我认为外观不是最重要的，穹顶是为保护里面的建筑而造的。在这个漂亮的屋顶下，各个建筑能够相互补充，从而使里面形成一个微型城市。”
2001年12月，大剧院宣布开工，工程概算总投资26.88亿元，建设工期4年。如今4年已经过去，工程尚未最后完工。
建设期间，一些新的话题又浮出水面，包括国家大剧院的隶属关系、建成后是按公益性规则运转还是按企业化模式经营、大剧院屋面形成的反射光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光污染问题等。
“我们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兵部洼胡同的女店主对记者说，“已给我们看了图纸，说这一带要建成为大剧院配套的道路和绿地。”
即将另谋栖身之地的她，对眼前的这个庞大建筑有着复杂的情感。“我的一大心愿是，离开前能到里面看看。”她说，“但多少钱一张票啊？要是三四百元一张，就看不起了。”
在与这家小店一墙之隔的大剧院工地内，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就大剧院工程进展及今后的经营管理事宜接受了记者独家采访。
■大剧院将于明年秋季正式演出
记者：问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大剧院将于何时竣工并开始演出？
王争鸣：计划是2007年年初基本建成，同年秋季正式演出。建成之后会有一个音响调试的过程，这是一种动态调试，要通过试演出来操作，以确保正式演出。
记者：为什么工程未能按预定时间完工？
王争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对我们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位于大剧院红线内的人民大会堂锅炉房的迁建，为此要拆迁89户居民，这用了一年零四个月。难度很大，按现在的拆迁补偿标准，老百姓不同意，我们只好反复地讨价还价。目前，人民大会堂锅炉房连带洗衣房已基本盖好，正进行调试。
记者：具体来说，目前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正在做什么？
王争鸣：正在精装修和设备调试。
记者：工期延长对工程造价有何影响？
王争鸣：受影响的主要是人工费，不是特别大。
记者：目前大剧院的建设投资已完成多少？它们是怎样构成的？
王争鸣：就大剧院本身，中央投资是26.88亿元，目前大概已经花了90%。周边的绿化和地下停车场一共投资是2.54亿元，中央财政和北京市财政各负担30%，我们再将其作为资本金，向银行贷款40%。中央财政的拨款实行国库直拨。到去年年底为止，26.88亿元已经全部拨到位了。
记者：这笔钱够吗？
王争鸣：不够。
记者：为什么？
王争鸣：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原材料价格上涨。水泥、钢筋、沙石、铝材、铜材等建材全部涨价；第二，水费、电费、人工费、运输费全部涨价；第三，汇率。我们这里进口设备不是特别多，但还是有。特别是舞台机械灯光音响等，主要从欧洲进口，这几年欧元升值很高。
实际上我们通过多种途径省钱了。一是我们的管理非常严格，预算管理和施工现场管理都非常严格；二是招标时充分利用大剧院的品牌效应，使很多厂家把价格降低，我们的很多设备的价格在同类工程中都拿不下来。尽管如此，还是兜不住。
■“国家大剧院的首演还是应请国内的”
记者：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大剧院建成后的隶属关系问题，大剧院的主管单位目前定下来了吗？
王争鸣：正在确定之中。大剧院的业主委员会是由北京市、文化部和建设部三家组成的，北京市是牵头单位，在建设中什么事情都是集体讨论，三家发挥各自的长处。关于大剧院的归属，北京市的态度是“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文化部的态度是“不争”。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特别有大局观念，都表示，只要中央决定了，我们就服从。
记者：全国政协委员吴祖强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尽快明确国家大剧院的性质、主管部门和运营方案，他很担心隶属关系不定会影响到大剧院建成后的演出。
王争鸣：隶属关系未定对节目的影响肯定会有，但没那么大。现在迟迟不定，我们(业主委员会)也很着急，最麻烦的是没有开办费。开办费不给，很多事情没法解决，比如人员培训。这两年我们已经运用基建费派出两拨人去法国培训了，但是大批量培训就不可能了。
记者：现在离明年秋季正式演出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演出团体的意向是不是都有了？
王争鸣：这几年我们已经接洽了好几十家国际演出团体了，国内演出团体更没问题。大剧院一共有四个剧场，不一定同时开演。四个剧场中最大的是歌剧院，主要演歌剧、芭蕾。这个有些麻烦，因为这两样都是舶来品，要是请国外院团来演，没问题。但我们总觉得，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首演还是应请国内的。芭蕾我们的基础还好点，但有名的就是红色经典，40多年了，如果国家大剧院首演还演这个，我们觉得可能体现不了我们国家文艺界现在的水平。歌剧问题更大，国外的经典歌剧和新歌剧非常多，但国内原有的就不多，新编的更少，虽然有那么几部，但影响和成熟度都不够。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音乐厅的演出没问题，国内的交响乐团水平都挺高，上演国内、国外的曲目没问题；戏剧场主要演话剧、京剧，也没问题，新编的、传统的都有；小剧场演实验话剧，国内这几年实验话剧比较活跃，也没问题。
■世界上最先进的舞台设备
记者：能介绍一下大剧院四个剧场的特点吗？
王争鸣：歌剧院舞台设备的特点一个是大，一个是功能全。舞台的台面很大，是国内最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它的水平和法国的巴士底歌剧院、日本的新国立剧院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先进些。
功能全，指的是歌剧院的四个舞台──一个主舞台，两个侧台，一个后台──都可以“升降推拉转”。歌剧、芭蕾一般都是三或四幕，换景的时候一般都需要拉帘关灯，在道具底下装轱辘。但大剧院因为有四个舞台，需要的布景都在台上装好了。当需要换景时，主舞台降下去，后舞台或侧舞台上来，灯一闪，瞬间即可完成，可实现演出不间断换景。在演出过程中，后舞台还可以边前进、后退边旋转。
如果说歌剧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之一，那么戏剧场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这个“最先进”就体现在它的变化形式特别多。它也是有四个舞台，一个主舞台，两个侧舞台，一个后舞台。但它的体积、面积都比较小。因为看话剧、京剧等场面不要太大。除了具有“升降推拉转”的功能外，戏剧场主舞台是个鼓筒式转台，由13个升降块和2个升降台组成，变化形式就更多了。
记者：这些舞台设备是怎样选用的呢？
王争鸣：国际招标啊。我们把功能使用的要求转化为技术指标，再将这些技术指标形成招标文件。技术指标一方面听取国内专家的意见，一方面也听国外专家的意见。建筑师安德鲁本身不懂舞台设备、灯光音响，所以他请了巴黎歌剧院作为舞台设备、音响方面的专业顾问。
歌剧院和戏剧场的要求很高，国内做不了，所以实行的是国际招标。歌剧院是日本三菱重工中标，他们曾经做过东京新国立剧院的舞台和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之前，东京新国立剧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戏剧场是德国SBS公司中的标。音乐厅比较简单，搞的是国内招标，我们总想着给国内厂家一些锻炼提高的机会。
记者：大剧院开工时曾发布消息说取消了小剧场建设，后来为什么又恢复了呢？
王争鸣：小剧场主要演出实验话剧、先锋戏剧、小型室内乐等，这是演出的重要形式，而且现在演出市场非常活跃，所以很多艺术家强烈呼吁恢复小剧场，中央也就同意了。
■票价将走低价位路线
记者：大家还特别关心大剧院的票价问题，会很贵吗？
王争鸣：现在剧场还没有正式运营，归属也没定。但我们确实对票价问题认真考虑过。我们现在对大剧院的定位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这一点，中央以及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都认可了。这个定性就带来了票价不能太高。建大剧院初期我们就提出来大剧院要体现“人民性”，为人民服务，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都能进来欣赏艺术，陶冶情操。
当然也不会绝对特别便宜，要根据成本、演出的市场供求、演出内容和质量有所浮动。但就总的来说，我们的票价定位还是走低价位路线。
记者：低价位如何实现呢？
王争鸣：一是政府补贴。体现公益性，必须有政府补贴；二是大制作演出一定要有赞助；三是建立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由企业、政府、个人等捐助；四是演出模式两条腿走路。我们不光要接团演出，还要走节目制作的路线，自己制作的节目相对固定，场次也可以很多，场次越多，每一场的成本肯定越低，票价也会越低。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大剧院要自己养剧团了？
王争鸣：不是。节目制作采取项目制，大剧院自己策划，向外邀请编剧、导演、演员，实行签约制，按项目核算，市场化运作，不养闲人。这也是降低成本，实现低价位票价的重要方面。
记者：听说北京歌华演出公司将与大剧院日后的经营有关系？
王争鸣：这只是传言。保利、歌华、中演三家都想做大剧院的经营管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大剧院的经营管理是承包经营还是自主经营。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而且都有拥护者。但从我本人来说，我反对承包经营，主张自主经营。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是我认为，对大剧院来说，自主经营利更大，承包经营弊更大。
记者：为什么？
王争鸣：第一，承包经营者肯定想要在承包期内取得最大的利润。这样，一是没有长远观点，二是容易对大剧院的设备设施进行掠夺式经营。第二，既然想赚钱，他们和政府签合同时就会讨价还价，只有政府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才会接受。第三，这些公司是否具备承包经营的能力？这里关键是人。大剧院现在人不多，但将来会招兵买马，请些能力强、水平高的人进来。而且自主经营的话，他们对大剧院情况熟，有长期打算，不是想赚了钱就走人，政府也便于掌控。此外，利用大剧院的品牌和阵地肯定可以招到一批优秀的人才。
■光污染不会对长安街交通造成影响
记者：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大剧院屋面形成的反射光对周围环境产生了光污染，我们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办？
王争鸣：目前没什么好办法，不可能变颜色，也不可能给它加个罩子。但所谓光污染也不要过于夸大，因为大剧院是椭圆形，光线是曲面散射，光点集中，不直视就不会刺眼，而且光的法线向上，反射角很小，光线照过来之后是向上反射，不会直接打在地上。特别是它不会对长安街上的交通造成影响，除了因为是椭圆形的外，它离长安街约200米远，长安街两侧还有一排大树，也会挡住反光。
记者：在前段时间的沙尘天气中，大剧院外壳上积起一层黄土，十分显眼。对大剧院的表面清洁工作你们都有哪些办法？
王争鸣：大剧院的外壳，一部分是玻璃，一部分是钛金属板。目前，我们在玻璃上涂了一层纳米涂料，能够使灰尘、鸟屎等脏东西落上去之后粘不严，用水就可以冲掉。涂上纳米材料之后，这些脏物经阳光照射，在光学作用下可以分解。这使得清洗间隔可以长一些，清洁起来也更容易。钛板没有涂纳米涂料。在金属表面上涂纳米缺乏工程实践，不能保证耐久性。
记者：人工清洗是不是很花钱很麻烦的事情呢？曾有专家提出这样的疑问。
王争鸣：清洁确实麻烦，但不复杂。咱们国家人工便宜，北京那么多家保洁公司，只要勤快点就行了。
记者：北京的沙尘天气确实不利于大剧院的表面清洁。
王争鸣：所以需要勤快。最讨厌的就是冬春季。沙尘暴要是一星期来一次就麻烦了，你擦还是不擦？擦吧很快就来了，不擦又特别脏。还有冬天下雪。雪化了之后会在表面留下污渍，挺明显的，必须下一次雪擦一次。
记者：清洁一次需要花多少钱？
王争鸣：不会很多。现在很多保洁公司找我们，我们到时候搞一个招标竞争，价格就下去了，一年包一个死数，在合同里注明清洁频率，规定沙尘暴后必须清洁，下雪后必须清洁。
■多项技术降能耗
记者：听说大剧院的湖面冬天不会结冰，是这样的吗？
王争鸣：是的。我们采用了一种专利技术，利用浅层地下水的冷热温差交换技术，给水面加热和降温。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把地下水提出来，其实不是的。内部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不耗水，无污染。
记者：很多人担心大剧院建成后空调、照明等日常运行成本会很高，当初有人估算说每天的空调电费开支就会达到10万元。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王争鸣：空调费肯定不会少，但也不会太多。我们现在用了一些技术，使日常费用能够降低一些。第一个就是从观众厅的座椅下送风。现在的剧院大多是利用大空调吹冷风，很浪费能源。座椅下送风有两大好处。第一，风量风速风温调好之后，主要控制人体高度内的温度，只管到距地面两米以下的范围，因而节能；第二，这些气体从座椅下裹着你，在里面很舒服，且感觉不到冷风在吹。
大厅是个特别大的空间，有些麻烦。我们同样是把温度控制在人体高度内的范围，采用地板冷热辐射技术。虽然，大厅还有风口送冷气和新风，但这比直接制冷制热便宜多了。
记者：现在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测算，大剧院的日常运营每天需要多少钱？
王争鸣：现在还不好说。只能说比原来说的少了很多。
■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
记者：大剧院就要完工了，到这个时候，再回顾一下当初的建筑设计争论，你都有哪些体会？
王争鸣：出现争论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争论也是好事，它引起了建筑界和高层领导对于中国建筑界现状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那场关于大剧院的争论，就不会有当前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繁荣，也不会有鸟巢、水立方和新CCTV大楼。
具体到大剧院，至今依然有争论，但争论小多了。当初之所以挑中了今天的方案，并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而是经过了很多轮的竞争，从69个设计方案中比来比去选择出来的，还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这在全国开了先河。
一直到现在依然有人不喜欢它，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它。大剧院最大的意义不光在于这个造型新颖的建筑，它对中国建筑界的思想理念、管理体制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从大剧院争论之后，我们的领导和建筑师，思想都更解放了，这实际是中国建筑界的一次思想解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争论是好事。
记者：那么，当初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呢？当时有专家提出了一些使用功能的问题，比如因为一个壳限制了功能的使用，还有消防问题、造价提高座位却减少了等，都很具体。
王争鸣：很多具体问题还是有道理的，当时也是最大程度地吸收了他们的合理要求。但是当时争论的焦点还是建筑风格。但这个没有统一标准，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至于消防安全，我们在初步设计时就做了很详细、很完备的消防设计，比国家规范还要好。
■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与安德鲁无关
记者：建筑师安德鲁经常来吗？
王争鸣：大概一个月来一次。
记者：他的压力应该很大吧。他有没有说过他的想法，包括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事故。
王争鸣：戴高乐机场的事他压力很大，但是安德鲁从一开始就坚信，在机场问题上，他的设计绝对没有问题。后来证明是结构设计出了问题，而不是他的建筑设计出了问题，结构设计不是他做的，是另外一家做的。
记者：这件事对大剧院有影响吗？
王争鸣：有舆论的影响，但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心里很踏实。我们的自信源于我们的把握。像建筑坍塌这样的问题肯定出在结构上，一是结构形式不合理，或者结构计算有问题，二是设计本身没问题，但在施工中偷工减料。而大剧院是非常四平八稳的结构，另外，我们的设计是法国人做了初步设计，结构计算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的，安全系数容余量给得特别足，又经过建设部设计院复核。在中方就过了两道关，这两家的水平都是国内顶级的，如果他们再出问题，那中国的设计就没有不出问题的了。而且，大剧院工程在北京市“结构长城杯”评审中得了金奖。施工监理、质量总站和北京市“结构长城杯”评审委员不会都出问题吧？
记者：也就是说，当初争论时提出的技术问题都一个个采纳也一个个解决了？
王争鸣：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