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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杂志社将于5月13日14：00-16：00在上海市多伦路27号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四楼放映厅举办12+DV影像展映.
12+DV影像工作室
《背鸭子的男孩》
评述/访谈 崔辰
导演简介：应亮，1977年生于中国上海。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电影，后于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在拍摄第一部剧情长片《背鸭子的男孩》之前，曾拍摄过多部短片。《背鸭子的男孩》：剧情，DV，100分钟
获奖情况：2005年11月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英国影评网“Jigsaw lounge”评为第35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Top10的第一名2006年4月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数字竞赛金奖。
《背鸭子的男孩》故事梗概2004年的夏天，中国内陆的一个小村庄马上就要被开发成工业园区了，今年17岁的男孩徐云和他的妈妈也要随着村民们搬家了。这时，进城六年都没有半点音讯的父亲居然寄了张千元汇款单回来，这让徐云和他的妈妈都以为盼到了可以结束委屈生活的希望。可是，村子里却谣言四起，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了徐云的爸爸在城里做了包工头，发了大财，有车有房有女人，永远不会再回乡下了。第二天一早，徐云带了一把刻有父亲名字的小刀，背了两只准备到城里去贩卖的鸭子，要独自去把父亲找回来。但是城里头也并不太平，夏季的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徐云先是遇到了一个流氓，后又遇到了一个警察，他们两人对他的帮助并没有使他找到爸爸。开闸放水的通知已经下达，城市马上就要被淹没了。流氓因为杀人被抓走了，警察却被人打破了头。在一片烂尾楼下，徐云终于找到了早就破产了的父亲，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亲带回了家。洪水淹没了城市。而徐云也回到了家里，村子已经搬得差不多了，他的妈妈正等着他回来。徐云也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
评述：命运交叉与地缘优势
背鸭子的男孩》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镜头里，人和城市的命运微妙地交叉：乡村少年背着两只鸭子进城寻父；四处土木兴建的自贡城市正面临着洪水倾城。这个交叉着城市与人命运故事充满个人表达的意象，也是一个关于希望和重生的故事，导演应亮说，这也是一个宿命的故事。应亮是个有自己的美学系统的导演，他对长镜头的美学效果有很深的领悟，并在这部剧情长片中发挥到极致。《背鸭子的男孩》几乎都由长镜头构成。非职业演员，从主角到一闪而过的配角，加起来有100多人，皆是自贡当地人，应亮将这些非职业演员调动到他需要的状态，在影片中成为非常有地缘味道的自贡故事中和谐的一部分，这种地道的自贡特色使其充满了活力，这基于编导对非职业演员的合理调度和对当地环境的深入了解和体察。《背鸭子的男孩》虽然是低成本DV创作，但是作为电影语言的各元素却充满了创造性的独特构思：长镜头内部的丰富人物调动及前后景层次和变化、对空间和道具的合理运用和呼应、纪录镜头溶入剧情元素、声音元素成为剧情的一部分并创造了有层次的空间。专门请的作曲也为影片“动荡”、“下沉”的气氛增加了一种灵动的节奏。影片在表面的镜头语言呈现出的风格是完全纪实的。但是内在的故事节奏和情绪却是写意的。最后，徐云以自己的方式带父亲回家，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完成了个人的成长，并且在回乡村的路上重复了开头“疤脸”的一套江湖处世哲学。导演想要表现出来认同和对成长等各种主题的理解非常强烈地带着个人印记，这种表现色彩颠覆了任何一种纪录美学的平静和内敛，而使片子的纪录色彩成为另一种富有张力的表现主义。结尾处特地用的一段黑白画面转成彩色的瞬间充满了意味：一种仪式化的成长和更加坚定的人生之旅的开始。之前积累的很多观念对“DV”电影的理解只是影像新人资金不够，时机未成熟时的一个选择。而应亮却说他将要把这条艺术化的独立电影之路坚持到底，因为这是最圆满最充分地表现个人的一个最恰当之途径。
应亮访谈
ArtWorld：《背鸭子的男孩》是关于缺失和寻找的故事，而在你的成长经历中，也有过一段父亲缺席的时光，这是你拍摄此片的创作源头？你努力将父亲的缺席给予独自成长的快乐、寂寞以及坚忍，发挥在主人公徐云身上？应亮：童年的那段经历确实是我主要的拍摄动机之一。我曾经看过一篇自贡作家廖时香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硬汉》，里面描述了一个农村的小男孩背着两只鹅和他的妈妈一块进城去给得了肺痨的爸爸买药的故事。那个故事的时代是文革，内容也和我的这个不太一样，但是那个背鹅的男孩的形象却让我非常地感动，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一种父子和家庭的关系。那篇小说一下子就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于是我开始思考，我的父亲在我个人的生命体验当中，又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在我11岁的时候，父亲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离开了家庭有将近三年之久。在这将近三年当中，我度过了一段没有父亲的岁月，周围的环境和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得大，成为我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我忽然需要独立承担自己的生活和对自己负责了，那种独自成长的快乐、寂寞以及坚忍等等感觉，给予了我相当重要的生命体验，是我后来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ArtWorld：徐云寻父的故事和洪水即将席卷城市的故事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城市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交错在一起，大水不可避免地到来，人也无法避免经历成长的阵痛，让我想起一句话——你的伤口先你而存在，你来到世间不过为了找到它。你如何放置这么一个人和城市之间的命运交错？应亮：就是这样一种宿命的感觉，谢谢你对片子有如此细致的观察和理解！这是一个悲观而宿命的故事，甚至包括成长以后的出路在哪里，也是不知道的，我本人的观点就是如此。所以，叙事是圆形的，徐云在片尾变成了片头里的某一个人。我希望城市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不仅仅是徐云一个人的命运）在我的片子里是一种“互文”的关系，也就是可以相互解释的，而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被吞没。城市的命运，我基本是用声音来叙述的，因为观众习惯认为声音是相对次要的，这样就能形成一条暗线，也是一种暗示。《背鸭子的男孩》的叙事视点是属于徐云的（也就是说，观众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徐云的所见所闻），所以我就把一些徐云看不到的事情或者我不想让徐云（观众）看到的事情，用声音来让徐云（观众）知道。因为讲故事要有主次和明暗，这样才会有张力和美感。直到最后，人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碰到一块，才用画面和声音一起爆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我所想要的冲击感最强烈地传递给观众。有不少观众问过我这场洪水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我出生成长于中国的东部大城市，从没见过洪水泛滥，2002年的时候，我在四川看到了洪水将至、居民区顷刻间就搬空了的场面，受到了巨大的震动。那次的所见所闻让我猛然间感觉到，自然界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摧毁力，而人们所构筑的城市却是完全不堪一击。这也是写作这个剧本的另一个主要的动机。我想，如果一定要对洪水的意象有所解释的话，那么“洪水”所代表的应该是一场巨变，而这场巨变所带来的一切就是我在这部影片中所要讲的那些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了。这个解释是我个人的，不足为答案。在我的心目当中，《背鸭子的男孩》里，洪水的故事要比徐云的故事更重要。
ArtWorld：在剧情上，你选择一个江湖气息的“老大”和一个警察作为让少年成长的帮助者，为什么是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身份？这两个人，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规范，而少年最后在车上的那一段抓贼的段落显示他学到了更多前者的人生哲学？应亮：这两个人都是徐云生命成长当中的“父亲”。人在成长的十字路口有可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选择，刀疤和警察就是这样两种对立的选择。刀疤引领的是比较“坚强”的路线，他有句台词：“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刀疤就是“不要命的”。而警察代表的是制度和规范，活得比较窝囊，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还是以为他有能力保护别人和自己。这两种人生哲学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在这个片子里也说得比较明确。而徐云最终选择的是前者，那代表的是我个人的倾向：刀疤至少活得比警察自在，有能力保护自己。
ArtWorld：尽管之前的剧情有所暗示，但当看到你处理父子相会的那段情节，冲击还是很大，这样一种爆发方式建立在带有记录美学色彩的叙事上，显得很重，但却意外收获到一种近乎写意的效果。为什么要采用那样一种方式带父亲回家？是否这样的表达方式才能正确、完整而强有力地传达出你的感受来？应亮：因为我一开始就不希望它单纯的是一个写实的故事，而是想在故事背后隐藏一些意义和体现一些价值。所以，我一直在前面的叙事当中做这种努力和准备。关于结局的拍摄是这样的：我原本是写过其他几种结局的，比如父子团聚，或者互不相认等等。但是，我故意把结局的拍摄时间放在了最后。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其他情节的拍摄，让我更清楚什么样的场面更适合我的这部电影和我的观点。而当我们终于拍摄到结尾的时候，我发现，只有现在这样的表达方式才能正确、完整而强有力地传达出我的感受来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主观的故事。
ArtWorld：最后采用一段黑白的纪录镜头，然后到徐云回到故乡，在树下站起来又转成彩色，这样的画面处理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应亮：我设置这样一段黑白的画面，是想说，徐云过去的青春岁月都被“吞没”了，他的有色彩的生活已经走到尽头了，天真的时光就如同洪水“清洗”过这座城市一样，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最后两个镜头由从黑白再变回到彩色，那可能就是一种缅怀和纪念了，同时也可能代表一种新生吧。这个还是我个人的解释，不足为答案。
ArtWorld：成本控制在3万元内，但是特地花300块钱制作了一块大广告牌，在电影里确实引人注目，但也仅是一走而过，这是为什么？应亮：这个牌子花了500块。花钱多少和在片子里出现的时间长短不能有什么比例的，哈哈，能起到效果就算达到目的了。首先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能直观体现这个城市商业感的场景。但是，我们很费心地找了一下，发现很多具有标志性的造型并不太适合被拍摄；而且我们的制片条件非常差，不可能在人很多的街道上去拍摄。于是就狠一狠心，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做了一个广告牌：长5米多、高3米多。拍摄是在一块空地上进行的，观众听到的马路上喧闹声，是我后期混录上去的。
ArtWorld：采用什么型号的DV？你在拍摄这部长片之前拍过11部不同类型的短片，在之前积累拍摄技巧方面，在拍摄这第一部长片的时候，哪些你认为最重要？应亮：我用的是SONY-VX2000E，是借来的。我曾经拍摄过11部录像短片，使用过各种家用摄像机，有VHS的，有Hi8的，有Digital8的，也有单ccd的MiniDV。我非常喜欢这种廉价的、个人化的设备，它让我一个人就能掌握一部影片的“全局”。我非常非常认同周传基老先生一直提倡的“个人电影”的概念，这个概念和“独立电影”是有质的区别的。“独立电影”还是属于“受制于人”的电影，要受制于投资人，受制于笨重的工业技术，受制于外部的制片和发行环境等等；而在“个人电影时代”，软硬件都掌握在个人的手中，DV和个人电脑把制作成本降到很低很低的限度，拍什么和怎么拍完全由个人决定，拍完以后给不给人看，给谁看也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因为你自己已经负担了所有的成本。艺术电影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摄影机变成一支笔（也有可能是键盘，呵呵），我想，这应该是所有真正热爱电影的人的梦想。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短片教会了我怎样运用视听语言来讲故事，做到“词”要达意，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训练的。我觉得自己的短片拍得还是不够多，那个拍《第六感》的导演拍摄过40多部短片呢。
ArtWorld：夜景影像的光线处理得非常好，相对于DV来说你在技术方面的发挥可堪完美。应亮：打光，靠的是基本功和经验，和设备的级别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要说设备级别，现在的数字技术已经革命到如此的地步，无论是声音和画面，至少比70年代得要强很多倍！所以说没什么借口的。在拍摄《背鸭子的男孩》期间，我有一个在电影厂做摄影师的朋友，叫李荣圣，50多岁了，今年已经退休了！他非常热心，先后两次坐4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到四川来帮助我们。他非常厉害，能把最普通的日光灯管改造成非常实用的照明灯具，而且任何工作他都愿意分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声音的录制和制作也是这样。在现场，我拿着摄像机拍摄画面，而彭姗就用一台8毫米的摄像机来录声音。后期的时候，Premiere就已经足够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成本稍微少了一点，如果有大约5万元，那么我就可以支付劳务费给那些演员和帮忙的朋友了——我最最该感谢的就是他们！如果有大约8万到10万元，那么《背鸭子的男孩》的声音质量会有一个质的提高，画面会更好，拍摄时间会大大缩短。但是，即便没有那么多的钱，只有不到3万元，我也依然相信，《背鸭子的男孩》要比很多花了300万元的电影要好得多。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制作电影的成本只会越来越低，个人电影时代必然到来！
ArtWorld：影片里的自贡，仿佛散发出当地土壤的气息，这种味道出自本乡非职业演员的气质、语言，也出自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创作者为这个城市量身定做的剧本，还有长达三四年的酝酿期中对自贡每一个有意思的场景的深入发掘，中国影片非常缺乏这种原生态的地域气质。你怎么看待影像中的地域特色？这是你的第一次长片拍摄，你成长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何选择了自贡这个在中国并不引人注意的西部小城市？应亮：选择在自贡拍摄，首先有一个很被动的理由，也是很实在的理由，那就是省钱。自贡的物价在中国属于相当低的，上海是自贡的三倍。自贡也是我的制片/女友彭姗的家乡，可以凭借她的经验和能力，解决当地所有的制片困难。《背鸭子的男孩》能用那么一点钱就拍完，一方面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还有就是在自贡拍摄。当然除了省钱以外，选择自贡，肯定也是有别的原因的。自贡是中国四川省的第二大城市，具有中国西部城市的代表性，尤其能代表四川的特性。中国西部省份的城市特征就是城乡混杂，你虽然身处自贡或者重庆最热闹的商业干道，但是一拐弯就可能看到农户和稻田。在自贡，每个人都会有城里的和农村的亲戚。虽然，我出生、生长于上海，而这个故事发生地在自贡。但我却没觉得有什么障碍，反而现今自贡的社会经济状况更接近我童年时代的上海，而从自贡这座城市里面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乡土感，正是我想要的那种“生长的感觉”。最近5年多来，我一直在西部生活和拍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记录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也非常喜欢四川省和自贡市，那里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追求。很凑巧的是，作为演员的徐云，他也有过和我类似的童年经历，所以理解起来毫不困难。
ArtWorld：这部片子全部选用自贡本地的非职业演员，所用非职业演员之多达到了180多人，看起来自然流畅，但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调动非职业演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你怎么样调动如此之多的非群众演员？应亮：我比较讨厌职业演员，国外演员的表演方式是比较能真实反应当地人的实际状态的，但是中国职业演员的表演方式是超现实主义的、非常滑稽的。所以，我不需要他们，何况电影本身也并不需要什么“表演”，只需要恢复生活的常态就可以了。首先是选演员，要挑选人物和本人身份比较接近的演员，这样有助于他们恢复生活的正常状态。当然，他们的形象和气质也要符合完成片的要求。而我遇到的绝大多数是“正常”的普通人，只要按照我的常规来拍摄，他们都是可以胜任角色的。电影里没有表演，只需要恢复生活常态就可以了。
ArtWorld：和拍摄一样，你的片子进入电影节的渠道几乎完全是个人化的？片子至今已在东京FILMeX电影节获得了评审团大奖，而且还进入了今年鹿特丹、瑞士弗里堡、香港、新加坡、美国（旧金山和翠贝卡）等多个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一部DV电影不仅和胶片电影平起平坐地参加电影节的竞赛而且获得最高荣誉，这意味着你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去拍摄电影，以后如果有充分的资金，在使用机器，拍摄题材，和演员方面，会有什么改变？会不会走向传统的电影制作？应亮：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去拍电影，哈哈。我的制片方式会导致所有的电影商人成为我的“仇人”，同时，我也很乐意成为他们的“仇人”，哈哈，我原本不用依赖他们去拍电影和生活。在鹿特丹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的生意人在谈论各种投资计划的时候，觉得挺滑稽的，因为在当代，如果你打着为艺术而拍电影的牌子的话，是可以完全不必理会别人的想法和感受的。我当然希望将来会有充分的资金，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这样我至少就不用再去借摄像机了。但是，我所谓的“充分资金”对于大制作的传统电影来说，肯定还是几乎等于没有的。我很满意现在的方式，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传统的电影就让它们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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