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时装设计师和众多的摇滚明星一样象流星一般瞬间即逝，很难长久。但山本耀司自其出道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在时装界是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没有人曾预见到90年代末，日本人会在时装界再次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而在90年代初，世界时装舞台上来自日本的新浪潮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他们的东方文化传教使命已经结束，时尚的接力棒已转到以Martin Margiela为首的比利时反结构学派手中。
山本耀司、川久保玲和三宅一生这三个日本时装界的核心人物已届中年，似乎失去了青春活力。他们虽然在工作，在探索，但在时装界影响已不大。然而峰回路转，就在一年半前，山本耀司推出了一个以50年代法国服装风格为主题的服装系列，令他的崇拜者们欢欣鼓舞。
他的服装展示会再一次成为人们的朝圣地。一个新的专卖店在伦敦开业了。人们甚至传闻，他可能正在考虑领导一个等待起死回生的法国时装公司。与此同时，他的老朋友川久保玲也东山再起，三宅一生的褶裥成衣系列也再次风行一时。时装界许多“大腕”，从Calvin Klein和Jil Sander到Hussein Chalayan和Helmut Lang，也突然开始热衷于将日本式剪裁法，尤其是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的层叠和悬垂技术运用到自己的款式之中。
山本耀司的母亲是东京城里的一个裁缝。60年代末，他就是从帮他母亲做衣服开始走上服装之路。此前，东京的裁缝们地位低下，他们要走家串户，而且只能走小门，小心翼翼地照着西方流行的式样裁制衣服。山本却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到欧洲游历了一圈，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日子。
回到日本后，他坚信服装设计和绘画一样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决心不让自己被人视为下等人。早年，山本曾对一切都看不惯，包括对世俗观念、小资产阶级情调、规范着日本人生活的老条条框框等。“二战后，许多日本妇女不得不走出家门到外面工作以补贴家用，但她们并没有真正得到同男子平等的待遇。”为了使妇女们工作时穿着方便一些，山本开始为她们设计宽松而且舒适、灵巧并且漂亮的衣服。
山本说：“在那时，大家都想穿从巴黎进口的衣服，但进口的衣服穿在大多数日本人身上真有些滑稽。”1972年，他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室，并在70年代中期被公认为是先锋派十足的人物。他和川久保玲经常见面，两人旋即陷入了一场延续至今的柏拉图式的浪漫恋情之中。
山本现在还偶尔与川久保玲的丈夫、英国编织服装设计师Adrian Joffey在一起“互相交换川久保玲的故事”。川久保玲严肃甚至拘谨，山本却象男孩子般的调皮。最近，在巴黎他启用女模特来展示男装。大家问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反问：“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是川久保玲首先想到巴黎举办时装发布会的。“当时在东京，她的实验主义的主张遭到某些人的抵制，于是我们转向巴黎。”
山本回忆道，“当我们一踏上巴黎，新闻界即说我们穿着典型的日本人装束，而在日本我们却被认为太前卫。”1981年那一次的展示会真给大家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在《卫报》做时装编辑的Brenda Polan回忆说：”在那之前巴黎从没有过那种黑色、奔放、宽松的服装，它们引起了关于传统美、优雅和性别的争论。”“我想那是最真实的反应，”山本说，“有些人喜欢那种服装，而另一些人则十分愤怒”。他笨拙地拨弄着他的山羊胡子接着说：“而当时使川久保玲和我不安的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很国际化的，可是在国际上，传媒还是把我们做的定位为‘日本风格’。”
经历了90年代初的萧条之后，山本又以新的激情投入了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心情很不愉快，而且想故意做一些丑陋的衣服。”他沉思着说。现在，他已被某些设计的永恒美完全吸引住，正在努力将典雅带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有些人认为，我在拙劣地模仿Chanel和Dior的风格。”他说的是1997年那次点燃起他的新生命火焰的展示会。
“那是我对大师们的怀念……我现在的每个服装系列都是崭新的，而我却越来越觉得我可以加入一些以前的成分。”“实际上，我这个人很懒。”他坚持这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去搞法律。开始的时侯，我只想在巴黎开一个小店，从没想过办展示会。最后由于生意上的压力，不得不停地工作。”“在90年代初那段不景气的日子里，做什么都很费力。而现在，我轻松多了，对工作又充满了兴趣，也许这个职业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我把一切都看得很开。”也许山本耀司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五十而知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