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劫难的四大名窟如何平衡保护与开放 考验保护者的智慧和定力　　

　　甘肃敦煌，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重镇。作为中西方文化汇合点的敦煌，境内有四大石窟之一的莫高窟，虽经飞沙走石、历代劫难，却仍难掩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风光，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作家冯骥才称之为“一部放在沙漠上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而古丝路东段重镇天水(旧称秦州)境内的麦积山石窟，则在小陇山的秀峰环抱之中，长年湿润，因雕塑林立而被历史学家范文澜誉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编者按　　

　　五一小长假，数千万计的游客涌向各大名胜古迹、人文胜景。对于景区来说，开放与保护永远是一对矛盾体：一方面，旅游产业作为无烟产业对经济发展、商业效益无疑是最佳的推动；另一方面，游客的大量涌入对于景区的安全维护、接待、环境卫生亦是一大考验。　　

　　尤其对于文物古迹来说，过度开放有可能会引起文物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变化，从而导致文物缓慢毁损，而一些缺乏常识的游客对于文物的触摸、刻画等等，更是造成了直接的破坏。　

　　本报记者为此奔赴多地，采访了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甘肃敦煌)、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龙门石窟(河南洛阳)、云冈石窟(山西大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及文物保护相关人员，在探究石窟艺术价值的同时，力图去追寻在当前旅游业大发展的环境下，中国四大石窟在开放与保护之间，如何得以拿捏平衡。　　

　　敦煌莫高窟：率先进入数字化文物保护时代　　

　　艺术价值：　　

　　每一个窟洞都有独特之处　　

　　敦煌莫高窟，由高僧乐尊于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始凿，历经前秦、北凉、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朝代的开凿和修复，从4世纪到14世纪整整千年，延续不断，在今距离敦煌市25公里的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断崖上，形成了长达1681米的佛教洞窟，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博士说：世界文化遗产有六个标准，符合全部六个标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只有两处：一处是莫高窟，另一处是威尼斯水城。　　

　　矗立于无人区中的莫高窟，在四月高远的蓝天白云映衬下从远处看貌不惊人，不过是一排排土黄色的层积岩山洞。　　

　　“这样一个地方，又有艺术宝库，又有藏书、藏文献的藏经洞，这样的文化遗产，全中国、全世界可能只有一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　　

　　莫高窟目前对游客开放的洞窟有30个，分为不同的路线，每一条路线的游客能看到的洞窟数为8~10个。7月进入旺季后，当游客数量超过3000人时，莫高窟还会再开放20个洞窟用以调节，避免拥堵。此外，还有10个特窟，供专业人员如美院的学生等选择。　　每一个窟洞，都有独特之处——112窟有花雨纷飞中的“反弹琵琶”壁画，220窟有考古人员剥离后发现的唐、宋两代壁画，其上所绘《维摩诘经变》和《阿弥陀经变》美轮美奂；320窟脱壁而出的飞天；148窟涅槃窟中举世闻名的释迦涅槃像……　

　　保护现状：　　

　　最高境界就是“最少干预”　　

　　掩映在高高白杨林中的敦煌研究院，前身是1944年常书鸿先生设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代又一代的人，守护了敦煌整整70年。　　

　　王旭东博士说敦煌文物的保护是阶段性的，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完全就是一座废墟，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根本没有文物保护一说，“保护”主要就是清沙子、修围墙、然后画家开始临摹。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文化部考察团来到敦煌，发现了洞窟坍塌的大问题，由此开始了崖体的实验性加固。　　

　　“50年代末请了一个捷克专家到这儿来帮我们修复壁画，但很快就回去了，条件太艰苦，他要洗澡，要吃的，这个地方都没有。”王旭东说。　　

　　1987年敦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保护机构和大学合作。　　其中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的“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项目成为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莫高窟的壁画大多患有起甲、酥解、空鼓等各种疑难杂症，而兴建于唐中叶、能体现整个敦煌壁画艺术较高水准的第85窟则汇聚了所有问题。　　

　　合作中，双方摸索出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方法：从工程学中借鉴而来的灌浆技术，再用物理方法进行脱盐工序，这些措施不仅把修复过程中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小程度，并且使根治壁画病害成为现实。通过85窟项目，一整套完整的科学规范的保护程序成形。　　

　　莫高窟的保护已经进入到预防性保护阶段，抢救性的阶段已经过去，王旭东说，“文物保护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少干预’，即不对本体进行干预，只保持相对稳定的环境。”如今，敦煌研究院在壁画和雕塑方面的保护水准，在国内已处于领先地位，一些地方的文物保护状况仅相当于莫高窟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