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参加《歌手》

马頔

和20年前《同桌的你》那一批校园民谣一样，新一代的民谣和它们的创作者大都产生并崛起于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和独立音乐重镇，北京一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怀揣音乐梦想的人们，所有名头响亮的民谣音乐人就算不是生长于斯，也做过这里的过客。如歌唱着成都玉林路的赵雷，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

短短几年间，北京还是那个北京，民谣音乐的影响力却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精神养分的民谣音乐是静静待在那里等着你去寻找的，只有有经历、有生活又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听懂和认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从来都只是少数。”一位音乐人说。

近几年来，借助音乐选秀和比赛类节目，中国内地民谣音乐可以说是每年掀起一个小高潮。2017年新春伊始，这份幸运落到了赵雷和他的《成都》身上。

其实2014年赵雷就参加过《中国好歌曲》，至今已举办过上百场个人演唱会，可惜仍算不上有多红。直到2月4日晚，赵雷以补位歌手的身份登上湖南卫视热播节目《歌手》的舞台，以一首《成都》夺得当期节目第二名。这首歌也随即刷爆微博和朋友圈，带动其去年年底发行的数字专辑《无法长大》迅速热销于各大音乐网站。

和20年前《同桌的你》那一批校园民谣一样，这些民谣音乐和它们的创作者大都产生并崛起于北京。只不过与从前只属于小剧场、Livehouse演艺吧、音乐节的前辈们相比，赵雷、马頔、尧十三、好妹妹组合等这一批年轻正当红的民谣音乐人如今纷纷走上了更宽广的舞台，有了众多热情粉丝捧场。

短短几年间，北京还是那个北京，民谣音乐的影响力却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变化真的有那么大吗？民谣又真的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吗？

“有精神养分的民谣音乐是静静待在那里等着你去寻找的，只有有经历、有生活又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听懂和认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从来都只是少数。”

说这话的是一位音乐公司的CEO。

民间艺人与娱乐明星

“如果说上一代民谣音乐人的状态更偏近于民间艺人，那么这一代就更像是娱乐明星。”

多年来致力于独立音乐发展的树音乐公司旗下签有多位民谣艺人，树音乐CEO姜树把中国内地的民谣音乐分为三代：上世纪90年代初是以高晓松、老狼、叶蓓等为代表的校园民谣时期，2000年左右是以万晓利、“野孩子”乐队、周云蓬、李志等为代表的城市民谣时期，还有就是马頔、赵雷等80后一代领衔的新民谣。目前走红的基本就是这第三代的新民谣，而姜树认为，这些其实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民谣音乐。“这些80后民谣歌手的音乐更偏向于流行歌，旋律好听，年轻时尚，歌词也比较能传达当代青年人的心声，但人文的积淀比起万晓利他们就差远了。”

网络是区别新一代民谣音乐人和他们的前辈最明显的标签之一，正如宋冬野曾经说过的：“他们是一开始在酒吧里演出，后来影响力才慢慢延伸到网络，而我们和他们正相反，我们是先在网络上创作和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后才有了落地演出。”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民谣音乐人们明显更懂得如何吸引关注以及迎合观众，无论豆瓣、微博还是网络广播或论坛，他们都能玩得有声有色，也不拒绝通过各种八卦绯闻登上新闻热搜榜。

现场演出同样成为他们聚拢人气的绝佳机会，比如已经成功登陆过北京工人体育馆这种万人场馆的好妹妹组合，两位成员在演出中收放自如，演唱之外还耍起脱口秀，和观众们插科打诨，展开气氛热烈的互动，有媒体形容他们的演唱会“更像是一台综艺晚会”。在“麻油叶”的专场演出中，马頔也会不断往台下扔冰棍和杜蕾斯，甚至还现场搞起接吻大赛，几乎令台下同样年轻的粉丝们疯狂。

有乐评人总结称：“如果说上一代民谣音乐人的状态更偏近于民间艺人，那么这一代就更像是娱乐明星。”像马頔因帅气的外表而被粉丝奉为偶像，被称为“民谣界的权志龙”。尧十三在豆瓣音乐人的页面上直接就把自己的风格定义为“伪民谣”，他也坦承自己的音乐缺少老一代的淳朴气息而更偏向流行。宋冬野也曾直言：“在生活沉淀和阅历上，我们跟前辈们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毕竟我们是听周杰伦长大的孩子，潜移默化地都会受些影响。”

“北漂”与土著

“他们到底并未亲身体会过时代的巨变，也不会有前辈那样深切的家国情怀。”

说到音乐和歌曲本身，新生代与前辈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尧十三所说的那种“淳朴气息”其实正是老一代民谣音乐人最大的特色，姜树为之定义的“城市民谣”也很好地概括了那一个时代民谣音乐的主要内容。早期的万晓利、“野孩子”乐队等以一把吉他作桨漂泊到北京，其心态就像当年鲍勃·迪伦从小镇带着外乡口音走进纽约。

他们生活简朴甚至贫穷，但却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自得其乐，也没有强烈的出名赚钱冲动，只是在音乐中反反复复地歌咏着自己对于这座大都市既依恋又排斥的复杂心情，还有对于远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1994年离开克拉玛依来到北京闯荡的马条回忆起往昔来感触良多：“刚开始来北京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我来这儿只是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乐队、我崇拜的音乐人而已，但当我真正融入北京的生活时，才发现北京的环境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不论是绘画、电影、诗歌、先锋艺术、摇滚，任何门类都能在北京看到顶尖的人，这会给你在小地方不可能接触到的全面刺激你的东西，当然你自己也要有意识地去接受它，否则就会跟这些擦肩而过。”

1995年从沈阳过来的周云蓬则这样形容自己早年的北漂生活：“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每个外来者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渐渐的他们发现，只有乡土乡音能让自己保持个性，并留住故乡的记忆，因此在北京的民谣圈里，始终乡音嘹亮。比如广东的五条人组合用海丰话演唱《县城记》，西安的马飞用陕西话创作《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银川的苏阳用西北的“花儿”曲调谱成《贤良》。

当年刚刚来到北京不久的莫西子诗也曾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即兴弹唱了一曲彝语歌谣，鲜活的旋律和歌中充沛的情感使得满座皆惊，这首歌就是后来在《中国好声音》中被吉克隽逸唱红的《不要怕》。莫西子诗感叹道：“如果不离开家乡，我完全不可能写出这些音乐。”

大多数民谣新生代尤其是像赵雷、宋冬野、马頔这样生长于北京的音乐人却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众多80后、90后的同龄人一样，虽然也面临着生活成本高昂、竞争激烈的生存压力，但他们到底并未亲身体会过时代的巨变，也不会有前辈那样深切的家国情怀。当然，对于岁月变迁、年华易逝、坚持梦想一类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不管是哪一代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宋冬野会在《安和桥》中歌咏已因拆迁而不复存在的老北京，陈粒会在《历历万乡》中宣告“我们仍旧想要当初想要的不一样”。

表达青春与无病呻吟

“这些新民谣也可以视之为青春的一种表达，但这样的表达比较欠缺内涵和技术含量。”

然而由于自身生活积淀的浅薄和越来越讲求娱乐化的文化大环境，更多年轻民谣音乐人的创作却难逃空洞无力、无病呻吟的诟病。就像在近日热传的网文《我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为了搞清楚民谣歌手们在唱些什么》中，一位名叫王登科的程序员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在我的统计中，出现最多的几个意象是：再见，姑娘，夜空，孤独，快乐。如果把民谣拟人化，那应该是一个喜欢南方的北京小伙子，觉得世界很无趣，但骂归骂，到底是对生活有希望的，憧憬着明天，在春天感到快乐，在冬天感到孤独，没有女朋友，但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经常和她们见面，见面的地方可能是成都、昆明、南京、上海、武汉……”

风花雪月、伤春悲秋、小情小爱正在成为新民谣的主题，更有甚者如尧十三的《咬之歌》、马頔的《海咪咪小姐》等，歌词直白到近于粗鄙。著名乐评人郭志凯评价说：“你也可以视之为青春的一种表达，但这样的表达比较欠缺内涵和技术含量。”

“草莽”与艺术家

“有精神养分的民谣音乐是静静待在那里等着你去寻找的，只有有经历、有生活又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听懂和认同。”

不过可叹的是，即便新民谣已经如此放低姿态迎合受众，又因为各种音乐节目的助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在主流音乐市场中却依然处于偏居一隅的地位。参与主办赵雷全国巡演的李赵恩之前也一直在承办周杰伦、S.H.E等流行巨星的内地演唱会，她告诉记者，虽然赵雷的巡演非常火爆，上座率很高，但比起当红的流行歌手动不动就是十几场甚至二三十场的规模还是差远了，再加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摇滚、民谣这类live演出的低票价，不可能像流行演唱会那样完全走商业路线，所以整体下来收入其实并没有多高。

已从事民谣音乐经纪多年的郭女士则把近年来被电视节目推火了的这几位音乐人称为“零星冒出来的草莽英雄”，她认为目前国内民谣音乐根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具备资本、人才、运营等链条的完善产业机制，缺乏长远发展的环境和动力。

姜树也对民谣音乐的繁荣不抱什么期待，他说这种音乐类型注定无法成为主流，第一代校园民谣和第三代的新民谣都有比较重的流行成分，易于被接受但也易于被遗忘，成不了大气候，而真正的城市民谣更只能属于小众。

“万晓利、周云蓬、马条他们不是艺人而是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都是有感而发，从不会向市场妥协，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大批量增长。有精神养分的民谣音乐是静静待在那里等着你去寻找的，只有有经历、有生活又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听懂和认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从来都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