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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25日上午，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颁给了音乐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
37岁的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是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对初执导筒的他而言，奥斯卡大奖可谓意料之外的结果。最初，他只是想把一个令他惊讶感动的好故事拍成一部短片，后来没刹住车，前后花了六年时间拍摄成一部纪录长片，并因此耗尽家产。本德让劳尔数次受困于资金断裂，捉襟见肘之下，突发奇想地用iPhone 5和8mm的老式相机完成了最后场景。最终，这部纪录片为他拿下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相比影片拍摄制作过程的艰辛，本德让劳尔记录的传奇故事更令人唏嘘——上世纪70年代，墨西哥裔民谣歌手Rodriguez在美国发行了两张失败的专辑之后，被迫放弃音乐梦想，转行做建筑工，从此销声匿迹。但在地球另一端的南非，他的音乐却红极一时，激励一代代南非年轻人为反种族隔离而战，被奉为“比猫王还要流行”的巨星。
这是一部带有悬念、悲情与怀旧气息的纪录片。全片都沉浸在Rodriguez的歌声中，美国民谣音乐的辉煌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残酷冰冷皆流转于镜头中。被遗忘的美国底层民谣之声，切中了那个时代南非人的愤怒与迷茫，以漂洋过海口耳相传的古老模式，造就出一个音乐传奇。
阴影里的嬉皮士
2006年，本德让劳尔辞掉工作，背着相机到非洲和南美洲旅行，寻找合适的故事题材。旅途中，他听到了六个不错的故事，最令他惊诧的，是关于“美国巨星Rodriguez”的故事。
“他们跟我说：‘听着，他的音乐非常棒，就像滚石一样！’”本德让劳尔不止一次听南非人提及这位他闻所未闻的美国歌手，他的理解是，任何一位歌迷或球迷都有一些刁钻冷僻的喜好，他对这种推崇不以为然。
“直到我到了开普敦，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于是随机问街头的人，结果，人人都知道Rodriguez。而且他们的表情很奇怪，就像是突然有一个人问你，你认识James Marshall（美国著名吉他演奏家）吗？”本德让劳尔找来Rodriguez的专辑，唱片上，他穿着红色背心，穿着拖鞋盘腿坐在地上，戴着墨镜、帽子，脖子上挂着项链，像一尊雕塑，更像一个遥远的谜语。没人能猜出他的年纪和身高，更看不清他的相貌，唱片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有人传言，这位伟大的歌手已经去世，死亡过程堪称摇滚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因为音乐事业走向下坡路，Rodriguez遭到满场嘘声。他温柔而安静地感谢了在场观众，希望大家忘记这一夜，然后唱了一曲，掏枪自杀。另一种传言是，他在舞台上点火燃烧了自己。
这位藏在阴影中的谜一般的嬉皮士，激起本德让劳尔的欲望去还原他的经历，拍一部纪录片。
此时的Rodriguez，正在美国底特律建筑工地上干着重体力活，长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让他走路有些歪斜。在美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墨西哥移民后代，一个因时运和生计而不得不放弃梦想的人。生于1948年的Rodriguez，在当地工友的回忆里，“不像一个艺术家，倒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经常背着吉他，却从没人叫他弹唱一曲。
直到被底特律的吉他手丹尼斯·科菲（Dennis Coffey）发现，Rodriguez才有机会在1970年录制首张专辑《冷事实》（Cold Fact）。那一年，民谣在美国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回归自然”的号召下，鲍勃·迪伦推出乡村色彩浓郁的作品，杰克逊·布朗以诗意的语言创造出有力而古怪的民谣乐风，更有一大批民谣新人涌现，以平静心态描绘现实，用各自的音乐触角解读社会。
初来乍到的Rodriguez，汇入美国民谣的大潮中，成为毫不起眼的浪花，首张专辑只卖出了35张。制作人斯蒂夫·罗兰德在纪录片中回忆，当他1971年帮Rodriguez制作第二张专辑《从现实来》（Coming From Reality）时，坚信这是一张会引起市场反响之作，结果，销量比第一张还凄凉。
“真不敢相信没有获得任何反响。”斯蒂夫·罗兰德说，“他理应受到关注。在美国，根本没人听说过他，没有人。甚至没人有兴趣去听他的音乐。”
Rodriguez录制的最后一首歌叫《因为》，也是他最悲伤的歌曲：“因为我丢了工作，就在离圣诞两周前/我跟下水道对耶稣倾诉，教皇说着关他屁事/雨水混杂香槟，天使也让我喝个烂醉。”专辑1971年11月发行，没有收到任何反响，就在圣诞前两周，唱片公司与他解约。
“这首歌是我听过最悲伤的歌，就像一个预言。他不仅仅是有才华，他就像一位智者，一位先知，远不止是一位音乐家。”斯蒂夫·罗兰德说。
南非传奇
在美国民谣强手如林的年代，像Rodriguez这样被浪潮席卷最终籍籍无名的歌手恐怕成百上千。但艺术的诡异恰在于，无论创作者是谁，只要能触动人心，必定会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流传，更何况，他的音乐是出现在政治气氛压抑而封锁的南非。
一位美国女孩带着她喜欢的专辑《冷事实》来到南非，并传给身边人听。之后，朋友间相互流传复制，最终让Rodriguez的盗版专辑在南非卖出数十万张。
他的清澈嗓音、充满哲理的歌词、对现代城市的控诉和底层艰辛的表达，都会令人想到鲍勃·迪伦。他的音乐在南非那些质疑当权者、信奉自由主义的年轻人中产生共鸣，甚至启迪南非白人开启反种族隔离运动。
“南非所有的音乐人都听他的音乐，我身边的人都有他的专辑。”南非音乐人威廉·莫勒说，他从高中开始听Rodriguez的歌，“那时的南非人非常保守，种族隔离严重，没有电视，一切都被禁止被审查。于是，他成了反叛的标志。”对南非年轻人来说，Rodriguez就是他们生命的背景音乐，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便走进一户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一定能找到披头士的音乐与Rodriguez的放在一起。
他的《底层蓝调》（Inner City Blues）给南非年轻人以启示，似乎将受压抑的人心释放。他的音乐走红的时代，南非正因种族隔离制度浪潮而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制裁。这项源于1910年的制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南非有色人种的抵抗和国际社会的批评。
1974年，南非被取消参加联合国一切活动的资格，之后又被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和石油禁运。南非人听不到来自国外的任何消息，到处是军事戒严，完全闭关锁国。
Rodriguez的歌恰在描述一个混乱躁动的年代，他在《逃不掉》（Can't Get Away）中唱到：“出生在这个有问题的城市，美国的摇滚之都，在世界第一高楼的阴影里，我发誓要逃离。周日节目里的演员却告诉你，你是逃不掉的。”他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是《点燃》，“一早上醒来头就很痛，一跃而起穿上衣服，我打开窗户听新闻，耳边只有体制下的音乐。”在歌中，他唱着“关掉电视，关掉！”对南非人来说，这正是他们看到时任总统PW·波塔时的心情。
不安、反感、渴望自由，是当时处于孤岛中的南非人的普遍心态。尽管Rodriguez的音乐在当地被严禁，却给了人们更强烈的冲动去聆听和扩散。“听到他的歌，似乎听到一种声音，还有出路，你可以写歌，可以绘画。那是第一次，南非白人圈内传出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声音。”音乐人威廉·莫勒说，“他在南非，比猫王更受欢迎。”
Rodriguez的影响力与他的神秘相互催化相互作用。直到1998年，喜爱他的歌迷才意识到，这位影响了他们的美国巨星，竟然没有任何资料或介绍，除了离奇死亡的传说，他们寻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可信的事实。依靠互联网的力量，南非歌迷千辛万苦找到了线索，巨星还活着，他为养活一家五口人每天干着粗重的活儿，早已离开音乐梦想。
1998年3月2日，Rodriguez终于来到南非，受到顶礼膜拜。他的六场音乐会门票销售一空，第一场音乐会上，人们举着摄像机持续不断地尖叫哭喊，他一句话没说，台下山呼海啸，沸腾了十分钟。他安安静静地唱完所有的歌，平静地经历巨星该经历的一切，又回到美国，继续做他的建筑工。他仍然背着吉他漫步在底特律的大街小巷，一如既往地保持他沉默安静的生活。他乐意与乐迷分享自己过去的音乐，也愿意回到朴实从容的现实中。
“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电影制片人，我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我们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吧。”在《寻找小糖人》拿下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时，Rodriguez如是说。命运让他放弃音乐，又让他成为巨星。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命运的安排会是如何。
《寻找小糖人》的成名，自然让Rodriguez再次重启他的音乐路，最近，他就因为在开普敦的音乐会而未能出席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的颁奖晚会。他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他新创作了30首歌曲，等着拿给制作人斯蒂夫·罗兰德听，“我想听听他现在对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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