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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图片提供：热波音乐节
现场图片提供：热波音乐节
撰文、编辑/ 李森音乐节现场图片提供/ 热波音乐节
两年前，本刊曾就国内音乐节的井喷进行过一番解读。彼时，我们不仅对这片市场充满了信心，更憧憬着有朝一日能重返“伍德斯托克”式的荣光。两年过后，现状给了我们一记当头棒喝：无论是“玩字优先”的草莓、摩登，还是以“社会良知”为己任的迷笛，抑或坚持“本土流行”的热波和主打“高端国际”的乐谷，均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瓶颈。一方面，音乐节本身愈发难以制造惊喜，另一方面，大爱、黑兔、玛克思大爬梯等新秀继续抢滩。照这样下去，谁敢保证音乐节不会沦为下一块鸡肋？
PART ONE
走过多少路，才可以称之为人
时至今日，户外音乐节已经成了假期里的一道“农家乐”——之所以这么讲，理由很简单——从接受程度上看，超过10年的推广期大大弱化了音乐节“舶来品”的性质，以至于“到音乐节去”的口号开始遭新一代文艺青年唾弃；从举办地点上看，还有几个音乐节能在市中心租到合适的场地？单说今年，草莓在通州、迷笛在顺义、乐谷在平谷，再远就不属于京城的范围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音乐节策划人提到了“政策性引导”，通俗点解释，就是当地政府乐意用较低的场租和官方的支持拉动消费——这不是“农家乐”是什么？
当然，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我们就该允许“中国特色”的存在，反正别的都忍了那么多年，没有理由不接受音乐节的瑕疵。问题是，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开启了“户外音乐节时代”，以爱与和平为音乐节奠定了基调后，音乐节就不再只是一种日常消耗品。它有别于电影节：同属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后者多了一丝评选机制，前者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奔放，这种奔放的炽烈程度，决定了它在生活中的罕有地位——不是谁都能时时刻刻燃烧的。于是，当我们谈起音乐节，我们更多的是在谈论它的意义，谈论从中收获的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既轻松惬意又引发思索。只不过，它轻松惬意的程度正在逐年下降。
因为当音乐节成为音乐产业中可供收益的一环时，投资者们便有了新的要求。我们不主张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拿音乐节当理想的创始者不得不像真正的商人般精打细算。别说什么“理想不值钱”，值得的东西本来就不该用钱衡量。当商业特色绑架了理想情怀时，音乐节在中国，只能反复经历困扰了音乐产业多年的阵痛。
同时我们甚为堪忧地发现，当下音乐节的主要参与群体其实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舞台上的压轴，或者说主力，还是十年前的老面孔，就像记者在介绍今年迷笛的阵容时所言，迷笛值得人表扬的，只剩它的坚持。某资深玩家坦言，即便是多年的粉丝，在迷笛看到崔健和在草莓看到张楚，都提不起兴趣，相反，他是冲着“郊区空气好，带孩子玩的”。作为音乐节的又一症结，参演歌手的雷同，舞台话语权的更迭缓慢，不仅给新玩家留下了敷衍的印象，也让老玩家备感无味。
两年前，我们用“中式洋务运动”形容音乐节市场的方兴未艾，甚至不无感慨道“纵然乌托邦的梦想早已泯灭，提倡爱与和平的音乐节文化依然是一部可以随手扔给都市乐活族的健康圣经”；今天，我们用“梦”比喻眼前的起伏，但它到底会美梦成真，还是噩梦夜惊，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音乐节带给一部分玩家的永远是快乐和激动，可惜在讨好“一部分”和满足“大多数”的路上，我们离伍德斯托克，还太远太远，恰如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可以称之为人。
PART TWO
我们和这些人谈论音乐节
毫无疑问，有些答案是有解的。比如当我们抱怨音乐节为什么越开越远，越来越无聊，票价却水涨船高时；比如当我们怀疑自己对“伍德斯托克”式的美好投射即将变成泡沫时；比如当我们想听到几句对上文的反驳时。记者连线知名音乐节总监张有待、歌华莱恩(乐谷音乐节主办方)总经理魏明，一起试着给出尽可能诚恳、贴心且不带官方腔调的回答。
张有待：谁也不能触碰到伍德斯托克
回馈不到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觉得国内的音乐节存在哪些遗憾？
张有待(以下简称张)：音乐节这两年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被更多的年轻人接受，这个过程很快，也很好；但是因为整个儿的消费环境，音乐制作和乐队表演还达不到国际水准，所以呢，现在的音乐节也就是大家去图一乐。
记：就是说很容易“皮”了？来得猛，兴奋得早，调动得快，但也疲倦得快？
张：音乐节多了，国内这几支乐队来回演，加上唱片行业本身的衰落，所以这些乐队——比方说他们一两年之内都没出过新唱片，然后就上了这么大的舞台演出，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增收了嘛——但这并没有刺激乐队写出更好的作品。音乐节给国内的摇滚音乐带来了很多机会，按理说应该对乐队的创作和现场水平有促进和提高，但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
记：能不能刻薄一点讲，相当于音乐节养活了一拨“懒”乐队？
张：可以这么说吧，反正上台唱，大家就是弄一吆喝。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很多音乐节的主办方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请更好的乐队，或者是音响、舞台的制作，只能降低。像今年的音乐节，最大的现象是：去看音乐节的人比前两年多多了，商业模式更成熟了，但是舞台的制作更简陋了，乐队的水准更低了。如果按照这个情况下去，再过三五年，会出现一个很具有讽刺性的反差。
记：这种反差好像已经渐渐在迷笛上出现了。
张：这不能怪迷笛。迷笛的主办方其实还是很努力的，但他们不能扭转整个的局面，无论是财力还是别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制作成本越来越高，乐队要价也越来越高，包括政府的各种钱，场租、公安、报批、宣传等都在涨，大家就只能放弃对质量的追求。同时，去音乐节的人越来越会玩儿，越来越懂得玩儿，但就是没有更好的音乐回馈。从一个主办者的角度来说，回馈不到位，是一件很无奈很可悲的事情。
主办方的前瞻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音乐节的品质
记：非音乐的部分呢？
张：非音乐部分是一个音乐节多元化的重要标志，但现在，我们增加非音乐部分的比重是为了掩盖音乐太弱了的事实。你最终是叫“音乐节”对不对？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吃得好，玩得好，还有很多小摊，那是附属的。大家现在都觉得去音乐节可以看一些喜欢的乐队，但这些乐队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和感受？其实没有，都是重复的东西。
记：真正有趣的地方一定还是音乐？
张：未必，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寻找不同。你是音乐节，不是戏剧、电影节，是要用音乐说话的；而且为什么要做音乐节？目的是一年年的用音乐节来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有新的乐队和新的作品出现，然后等待着下一年音乐节的到来。是节嘛，大家一起庆祝嘛，这部分我觉得现在还很不够。
记：那为什么音乐节变得无趣了呢？
张：还是音乐本身的参与度不够。音乐节让你产生兴趣，是从每一届的阵容开始的。无论是日本的Summer Sonic，英国的Reading或丹麦的Roskilde，乐迷都特别期待公布阵容，谁是腕儿、谁是压轴，而且你顺带知道了很多有想法的新乐队。不少音乐节的名气就在于主办者特别有前瞻性。比方说我参加一个法国的音乐节，几百支乐队，没一个我认识的，然后我就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捧？看了它的展览才知道，主办人每年要花大量时间周游全球，去那些小的Live House发掘有巨星潜质的新人，Nirvana就是一例——这种丰富的历史让人肃然起敬。
记：那你觉得中国的音乐节有可能触碰到伍德斯托克吗？
张：不是中国，任何人都触碰不了。因为伍德斯托克不单是一个“音乐节”，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象。它也是因为意外才出现的，但这种意外有它的必然性。在中国呢，很多人拿伍德斯托克说事儿，但我觉得这种“说事儿”不太专业，因为你要知道，伍德斯托克已经不存在了，谁也制造不了伍德斯托克——美国尝试过复制，15周年和20周年的纪念，一次过于商业，遭乐迷们诟病，第二次好像出现了暴力——它是一个里程碑、一座纪念塔，我们只能遥遥远望。那伍德斯托克代表了什么？上世纪60年代，因为有这么个自发的大规模年轻聚会，才产生了“Youth Culture(青年文化)”。今天无论是草莓、迷笛还是乐谷，一定是年轻人聚在一起，自豪而大方地表达着属于“我”的声音。虽说他们还不占有社会的主流位置，但他们要发声，最重要的是主流社会允许这些年轻人有发声的机会。这才是音乐节的价值。
魏明：音乐节市场形成差异，是对的 音乐节前三届能挣钱几乎不可能
记：能透露一下乐谷去年的投入大概是多少吗？
魏：几千万吧。(今年这个数字是增加了还是缩减了？)整体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主要得益于平谷区委区政府下了很大的气力。今年园区扩大了3倍，舞台有增加，演出时拉长到3天，还增设了固定的露营区、帐篷区、房车区。
记：乐谷现在还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吧？
魏：第一届没有达到收支平衡。按照行业经验，音乐节的话，国际上头三届能挣钱的几乎没有，都需要一个品牌经营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在一到三年间，一定要收支平衡，实现盈利；第二点的话，就是尽快地进入商业化操作，加大商业操作的力度和比重，减少政府的扶持。
记：在正常节假日里面，音乐节面临的销售压力还是挺大的，乐谷今年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魏：我们的现场启动相对比较滞后，所以才面临了压力。春节、元旦那段时间，各方面的工作效率都很低，加上乐谷国际化的程度高，最后真正留给市场运作的时间就特别少。更何况，我们希望能借鉴国际上的做法，就是音乐节的票价往往比这些乐队的个唱要贵。(贵？)要贵，这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大部分消费者不理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你们比别人贵？因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说白了，各个音乐节大概的售票总数是固定的，治安部门有规定，那想提升音乐节的品质，必然要对得起成本的投入，而且我们也只是相对高了一点，提前预定的话，完全可以享受到最大限度的折扣。
二流的价钱不可能换来一流的阵容
记：按理说乐谷的阵容，尤其是海外部分的艺人，是挺让现场骚动的。既然你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把他们请来，应该对市场的接受能力进行了一番调查。但据我的了解，愿意掏钱去看这些乐队的观众其实不是很多……
魏：还是有一个误差在里头。先插一句，顺义、通州难道近了吗？只不过是大家相对比较了解那两个区域，城市的眼神比较自然，实际上在交通协调这方面的话，平谷区政府做的是一流的。把话说回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音乐节的阵容确实很强，但还是期待着能“花一样的钱，看更好的演出”，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一流、二流、三流的东西是一个价？
记：有没有觉得北京的观众更难伺候一些？
魏：当然了！北京的演出量很大，大家见多识广，挑啊。另外，我觉得北京应该是全国大城市中赠票数最多的了。免费看演出的机会太多，大家习惯性地先找票，自己找不到了，再向媒体口、政府口、公安口等各个方面要，对吧。国外的大型音乐节在没公布阵容之前，票都会抢售一空，怎么说呢，就是挺多人都不是冲着音乐来的。音乐节的本质还是音乐，高质量的音乐不是到哪儿都能体验的。歌华莱恩确实有实力拿最低的价格冲击演出市场，但毕竟不符合商业运作的规律，我们拿着政府的投资，貌似回馈了歌迷，却损害了市场。大家形成差异，实际上是对的。
记：你对国内的音乐节市场的态度是乐观的吗？
魏：当然当然。国外做音乐节的历史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特别有追求的主办方，第二是非常挑剔而成熟的乐迷。这两条缺一不可。音乐节长期、健康的发展是离不开乐迷买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将来能拍着胸脯说，“我们现在是全商业化操作，不靠政府”。如果10年20年后，大家支持去真正值得他们爱护的乐手，对音乐产业来说，绝对是天赐的良机。而且他们应该比电视歌手挣得多，应该是这样，否则不公平。
PART THREE
热波，一个突围的案例
今年五一，成都保利198公园，热波音乐节以另一种姿态再度点燃了蓉城。有意思的是，当音乐节主办方们挤破脑袋地抢占京沪两地时，这个大本营位于北京朝阳区718创意产业园内的年轻团队却选择了二线城市作为主战场。继四月中旬的苏州站预热后，历年热波的最高潮所在地成都，用迥然有别于京城观众的宽容向这个坚定不移的流行音乐节张开了怀抱。主舞台前方的草坡上，帐篷满布，与不远处的二级舞台和电子舞台，以及一小群乐迷用老旧拖拉机组装而成的“民间舞台”交相辉映。成都的天气不算太好，白天不时飘着零星小雨，入夜后，则笼罩在一片略显浮躁的欢乐中。与主舞台仅隔一道铁门的媒体区内，CEO李岱把这些欢乐如数尽收眼底。
三天的压轴乐队分别是大张伟、至上励合(首日)，棒棒堂、信乐团(次日)，范逸臣酷爱乐团、黄立行(末日)——这一阵容，在绝大多数被主办方邀请至现场的媒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昏招”，连李岱也如是自嘲。至上励合登台时，她站在舞台下，不时与记者交换意见，见缝插针地，她用微博搜索有关热波音乐节的评论；待最后一天黄立行下台，她才长舒一口气，摇着头感叹，“我知道这样一定会被骂，不过如果要打破一点音乐节阵容上的潜规则，我愿意身先士卒。”
与媒体反应不同的是观众。成都人“享受当下”的个性特征极大地影响了热波的气质：亲民、草根、热闹、众乐。或许是这座城市散漫的宽容，或许是它与生俱来的善良，曾在北京地坛音乐节被场下观众猛嘘一番的范逸臣，在这里享受到了巨星的待遇；而黄立行，则当仁不让地被捧上了天。不少媒体同行在后台飞快地交流着感想时，众口一致地提到，如果把这个阵容拉到北京，下场会很难堪；让这个阵容来到成都，是热波最冒险、也是保险的一步棋。靠这种精准的市场策略，热波今年的盈利，已然板上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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