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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激情演出
崔健戴上红领巾
崔健
51岁，胡子和头上的帽子一样白了，同样白的胳膊上，皮肤稍显松弛，在并不明亮的节能灯光下，已经显出了羸弱的模样。崔健，生理上正在老去，走向了似乎愿意尝试改变的“知天命”。但谈到摇滚，他的坚持却仍是那样“坚硬”、不知天命。上周末，在他结束了北大青鸟音乐节的压轴演出后，本报记者在绚丽舞台背后简陋的休息小帐篷中，专访了这位中国摇滚教父。
本报记者 陈宏 本版摄影 记者马骏
摇滚是大众“公敌”？
摇滚音乐人一定要坚持自己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崔健的演出安排在19点至20点进行，住在附近的他，提前一个小时在18点就出门了，短短的几公里路，司机却迷路了，一直到19点整他才赶到了后台。没有休息没有寒暄，他直接从后台上了舞台，两首歌完后跟观众道歉：“不好意思，司机迷路了，之前我还从没在自己的演出中迟到过。不过，司机迷路，我们没有迷路对不对？”
崔健曾经在采访中说：“在中国，摇滚乐人的审美观相对于大众，就是一个‘公敌’的状态，官方觉得危险，大众也会觉得危险，比如孩子的父母。”但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崔健表示，这是“外界理解错了我的意思”：“说‘公敌’，其实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创作中需要冒险，而冒险和保险永远是调和不了的矛盾。在表演形式上，需要积极地和观众互动，摇滚乐并不需要与大众为敌。但是，摇滚音乐人一定需要的，是坚持自己，以及对真正能跟自己互动的观众负责，这样的观众，不分大小，我们都需要为他们服务。”
专访时，崔健一直强调，自己不是为取悦观众存在，“但现场音乐的精髓就在于和观众互动，我们可以听到最直接的反馈，他们也可以看到真正的音乐。”虽然上海算不上摇滚重镇，但只要有人应和，崔健的表演就很卖力，他说：“每一次的表演，我都要告诉大家，摇滚乐就是这样的真！”
早年的崔健，不愿意参加宣传，不愿意有任何的推广，虽然如今态度略有改变，但骨子里的价值观却从未真正改变过。
在专访中，本报记者曾就“民族音乐人如今也在尝试将民谣和摇滚融合在一起”的话题和他讨论，他在力挺这些音乐人时，理由就是“这跟摇滚是一样的，都不靠流行、不靠推广，看起来像是自娱自乐”，“摇滚其实也是民谣，是城市里的民谣，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看，当年的很多民谣，不也都是源自内心的感觉？”
崔健仍然反叛？
能坚持到现在是有福的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崔健《一无所有》
在演出中，崔健曾经让乐队降低声音，自己也蹲下，低声说：“让我们一起听听20多年前摇滚的声音！”那时候的崔健，年轻而反叛，出的唱片，同样被人以及他自己评价为“一张比一张反叛”。但是，当崔健51岁时，他依然那么反叛吗？演出现场似乎回答了他这个答案：现场的观众，从“60后”一直问到“00后”甚至怀在肚子里还没生的，他一个年龄段一个年龄段地问“到了没有”，而80后、90后回应的声音最是响亮，反响也最是强烈，看得出，60后的崔健，已经影响到了无数追求棱角分明的年轻人。
他告诉记者，他的反叛精神并没有丝毫减少。“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爱我的音乐的，尽管很多不再来现场听我的歌，但我相信，他们对社会对生活的批评态度并没有减少，就像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听我的音乐了，不爱我的音乐了，不喜欢摇滚了，只是他们岁数大了，要处理的家庭事务也非常多了，来听摇滚这样的活动，自然而然就减少了。”
他一口气说着，声音不高，但颇有慷慨激昂的味道，“其实，只要是有生命力的创作和艺术，就没有时空的限制，谁都会喜欢，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东西，精神在里面，现在照样有人喜欢。”
虽然在采访中，崔健偶尔也会感叹“我们这群当初玩摇滚的人，属于有缘分和福气的，能够坚持到最后”，但听得出来，他这绝不是谦虚，而是对自己至今仍保持着斗士状态的一种满意，就像当记者问他“今天现场气氛怎么调动得这么好”时，他会自信地回答：“观众都压抑许久了吧！”
谈如今音乐节最热门的“著作权草案话题”，崔健支持音乐人维权的同时，也在批评他们“早干什么去了”：“这些时候大家都在提这个。这有助于我们重视保护版权，保护音乐人的利益和创作热情，我很高兴看到存在这样的争论，看到这么多音乐界人士出来。不过，对版权到现在才这么重视，这么团结地去批评，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晚了吧？”
寻求改变和转型？
会有尝试但音乐才是我重心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崔健《假行僧》
整个华人圈都在怀旧的时候，51岁的崔健也成了不少人怀旧的内容。但他却不愿生活在别人的记忆里，他承认部分观念在改变，但并不喜欢外界“崔健在转型”的评价，他说他只是在做一些尝试，这些尝试，必须要满足他开出的条件。
之前不爱上电视的他，被人看到在山东台做了节目，是什么让他改变？“其实，我不光参加了山东台的，今年年初我一共上了4个台，包括央视、东方卫视、山东卫视和深圳卫视。”崔健说，“我是想在电视上做现场音乐，但是上电视之前，我都跟电视台提出了要求，就是现场的条件不能降低，音响啊设备啊互动啊，不答应我就不上，还好他们都答应了。”
“以前，我不上电视，是因为电视跟摇滚乐的距离太大——电视机是缩小的媒体，声音根本达不到要求，在家里怎么会有摇滚乐现场那种震撼人心的效果呢？”崔健认真解释说，“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不追求技术上的震撼声效了，我只坚持要求一点，就是表现出摇滚乐的真实，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摇滚乐和一些明星的那种流行乐不一样，毕竟原先很多偏远地方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摇滚乐是怎么回事，而看了电视之后，他们会明白。”
除了电视，崔健在电影方面也有一些动作，包括之前做导演拍摄了《成都我爱你》的未来篇，还去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以及给好友姜文的电影做了配乐，让外界觉得他俩是“同一类人”，聊及这些，崔健说得很直白：“和姜文是所谓的同一类人，都是比较出来的，我跟他做的行业并不一样，所以一类人不一类人的，并不重要。我很欣赏姜文的为人，也期待他的下一部电影，但是，电影并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接下来我的重心，仍然是放在音乐上面。”
》记者手记
知不知天命，都是真实的崔健
崔健不太爱接受采访。传闻中，就算托经纪人去跟崔健商量，如果没有事先安排，他绝对难以沟通，他会冲经纪人手一伸，“合同呢？上面写了吗？按照合同来。”
专访之前主办方的谨慎，似乎也在证明着崔健的脾气不容易对付：为了让演出当天的最大牌崔健享用安静的艺人休息区，他们“请”别的乐队暂时先离开了，然后赶紧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擦干净，挪到安静的角落。
不过，挑剔的崔健没有出现。空出来的安静休息室他1分钟也没有进过，返场后就直接去了后台，一个用蓝色雨布搭建的临时“小工棚”，衣架挂在钢架上，但也只是外套。他的演出，没什么特别的演出服，也没什么化妆、造型、大镜子，不加修饰得堪称“简陋”；他的态度也很和善，有问必答，虽然白色帽子一如既往地挡住了眼睛，但偶尔会抬头看看记者，还有微笑。之前专访他的电视台记者，采访完了请他出个台标，他也同样没有拒绝，只听一遍就拿着话筒流利地复述出了那几句频道宣传词。
也许51岁的年纪让他确实变得缓和了一些，无论他是否知了天命，不变的是真实，不加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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