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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健:“红歌”《龙的传人》是怎样炼成的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5-23 15:46:24 |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侯德健抵达北京后,此照片后被侯德健用作在内地出版专辑的封面。

侯德健抵达北京后,此照片后被侯德健用作在内地出版专辑的封面。

 前中央领导人习仲勋(右二)、杨尚昆(右一)接见侯德健。

前中央领导人习仲勋(右二)、杨尚昆(右一)接见侯德健。

 侯德健(左)和李建复2011年在鸟巢演出合影。

侯德健(左)和李建复2011年在鸟巢演出合影。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里“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挑衅中国,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

南方周末记者 姜弘

侯德健从来都认为《龙的传人》就是一首“红歌”,他也从不介意任何人、任何团体以怎样的方式运用它。“好莱坞也有爱国歌曲、爱国电影,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是官方组织做这些事,而是在自由市场中,由民间自己去做。那样,效果肯定会更好。”

许多80后、90后知道歌曲《龙的传人》,是因为台湾偶像歌手王力宏。2000年,王力宏在专辑《永远的一天》里翻唱了《龙的传人》,中间还加入了一段英文说唱(Rap)。王力宏的歌迷追根溯源,追到了王力宏与李建复的甥舅关系,一部分铁杆顺势刨出了歌曲的原作者——侯德健。他们不知道的是,1988年侯德健在央视春晚上亲自弹唱了《龙的传人》。

2011年5月2日,侯德健在鸟巢与李建复合唱了《龙的传人》,这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30周年的纪念演出。“滚石”老板段钟潭本是侯德健的老相识,近些年两人失去了联络,“滚石30”想请侯德健,托李建复捎话。李建复是台湾校园民歌早期的代表人物,也是《龙的传人》首唱者。侯德健听说之后当即表示“没问题”,他很想体验一下在鸟巢唱歌的感觉。

侯德健的出场成了这台6小时超级演出的最大新闻。压轴时段,周华健以简短介绍引出侯德健、李建复,前奏响起,现场九万人开始大合唱——这也是他22年来第一次在北京登台演出。

“姑息”

时至今日,提起《龙的传人》,侯德健忘不了一件事和一个人。

1978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那一年,侯德健正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从会计转修国语的他正打算退学。1978年12月16日早上,侯德健还在睡觉,同学推醒了他,告诉他:“出大事了,外国广播说美国和我们断交了。”那天,学校陷入一片悲情之中,不少同学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抛弃朋友。侯德健对周遭的悲情不以为然,在他看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悲情笼罩,受外国人牵制,他愤怒于这种懦弱的悲情,写下了《龙的传人》。“海峡两岸的矛盾冲突是兄弟之间的纷争,容不得外国人在其中挑拨离间、渔翁得利。”33年后,侯德健回忆起创作初衷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它当然是一首爱国歌曲,宣扬的是民族主义,只不过,我的爱国与民族主义与许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和当时的台湾当局更是大相径庭。”

当时,正值台湾校园民歌浪潮的高潮,侯德健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龙的传人》很快在以挖掘校园民歌著称的新格唱片录制完成,由李建复演唱,推出后立即成为热门歌曲,被迅速传唱。国民党政府于是也大力推广,十天后,台湾《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

那时台湾依然处于“戒严时期”,歌曲的出版发行需要交由“新闻局”审查。原词中“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被改为“姑息的剑”。侯德健感到哭笑不得,他认为,被修改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奴才”二字过于敏感,对鼓舞士气不利。

之后不久,宋楚瑜出场了。那时候的台湾大学男生在入校前,都要在台中的成功岭进行为期六周的军训,《龙的传人》诞生后不久,宋楚瑜在成功岭向正在军训的学生演讲,题目干脆就叫“龙的传人”。

对于《龙的传人》,宋楚瑜在原词第三段后面又加了一段,以表达自强不息的斗志。歌词里添加了“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词句,新闻局官员通过唱片公司传达了修改的意图,侯德健明确表示“无法接受”。

宋楚瑜没有甘心,先是叫人把侯德健、李建复请到办公室,对两个年轻人的创作进行了一番表扬,然后又请侯德健的老师和长辈们吃了一顿饭,席间提出想让大家一起帮助劝说侯德健修改歌词。侯德健的师长们当场反过来劝宋楚瑜,如果非要表达另外一层意思,不如另找人写歌。

当时的台湾,政治人物亲自修改歌词并非新鲜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蒋纬国就曾对刘家昌写的歌曲《梅花》的歌词“动过手术”。政治人物们认为这是为歌曲增色,显然侯德健并不买账。他认为,宋楚瑜的词是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他无意成为政治宣传工具。宋楚瑜最终没有成功。

“叛逃”

1983年,侯德健做了一个震惊华人世界的举动:在台湾依然处于戒严状态下,在香港新华社的帮助下,绕道英国来到了北京。

由于侯德健拒绝按照宋楚瑜的意思对《龙的传人》进行修改,很快,台湾“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开始派人出面游说,邀请他写一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还定好了演唱者邓丽君。据侯德健回忆,当时,尽管“文工会”没有强人所难,但他也没敢当面回绝。

1983年3月,侯德健申请到香港参加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的示威活动,被台湾有关部门拒绝。此时,“文工会”传来消息,说是“老板”想请他吃饭,侯德健以为是“文工会”的负责人,仔细一问,要请他吃饭的竟然是幕后大老板蒋经国。侯德健把这件事告诉了外公,外公说怕是“鸿门宴”。侯德健由此下定决心出走台湾。

侯德健的出走在当时的台湾宛若一颗炸弹,被台湾官方认为是“叛逃”,《龙的传人》从此被打入冷宫,禁止在任何场合公开演唱。这一禁令直到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后才失效。

“我们家在台湾的境遇一直不好,我的祖父是国民党空军,祖父曾告诉我,当年执行轰炸延安任务时,他老人家把炸弹都扔到了秦岭上。也正是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1949年到台湾后,一直不被重用。”侯德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小时候,家里有整套的《鲁迅全集》,“你要知道,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十分罕见的事。”

来到北京后,侯德健被安排在王昆领导的“东方歌舞团”。那几年,他曾在团里的演出中唱过《龙的传人》,他也才得知,这首歌曲在大陆也很受欢迎,包括当时很红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内,有不少歌手在各种晚会和演出中都唱过这首歌。没多久,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产生了矛盾,于是南下广州。

1988年,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听说了侯德健的遭遇,向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推荐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那一年是中国农历龙年。

那年的春晚已经采用直播方式进行,之前进行了许多次彩排。“我想他们是要确保安全播出,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侯德健回忆,春节晚会的几乎每句话都是事先写好脚本的。但在一次彩排时,主持人蔚华忽然脱稿即兴发问:“你说中国人为什么对龙这么情有独钟?”侯德健回答说:“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象创造的,希望中国人在龙年里有更多新的创造。”这段脚本里本来没有的即兴发挥被导演认为十分不错,就在除夕之夜的直播中采用了。那晚,侯德健抱着一把吉他,以缓慢、抒情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当年李建复的首唱版本采用的是进行曲节奏,侯德健一直不喜欢这首歌被配以昂扬的进行曲节奏,因此,他自己在各种场合演唱时,都会改为舒缓的抒情节奏。

1990年1月,侯德健出版专辑《下去不》,收入他自己演唱的《龙的传人》,其中一句“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被他改回为“奴才的剑”。原词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红歌”

1990年之后,侯德健一直在新西兰和台湾两地居住。但这个四川人显然更想回大陆,他从来都认为自己的根在大陆,这一点从未改变过。1999年,他患上了一种不常见的恐慌症。

那段时间,侯德健进入了迷茫期,大陆也有传闻侯德健竟然干起了算命的事。事实上,那几年,侯德健以研读《易经》寻找精神出口,也将其中一些心得整理成书出版,这些书也于2010年获准在大陆出版发行。

侯德健是2006年从新西兰搬回北京的。回京五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是个北京人”。侯德健一直想做音乐现场,他在国外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无论是音响技术上,还是艺术家方面,他希望能做出最好的中国音乐现场。几年来,他先后到广州、上海等城市考察,当地政府也表示支持,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地点。

2010年底,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重庆市南岸区的政府官员,很快,南岸区给侯德健在商业繁华地段划了一块地,于是侯德健梦想中的首个音乐现场落在了重庆。

把重庆的音乐现场叫做“龙的传人”,也有当地政府的意思——早在2009年5月,《龙的传人》就曾被选入中宣部推荐的百首爱国歌曲,与《东方红》、《延安颂》、《歌唱祖国》一起,被称为“红歌”。

这一次将要举行的“龙的传人音乐现场”,侯德健是主动要在重庆搞“红歌”演出:“建党九十周年要到了,重庆提出能不能办一台这方面的演出。我们就找到了一支俄罗斯合唱团。”侯德健说,这支合唱团以演唱苏联“红歌”知名,也有中国“红歌”的保留曲目。

“我不排斥‘红歌’,尽管我听的不多,但未来的音乐现场,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侯德健明确表达了他对“红歌”的看法。在侯德健所听的不多的“红歌”中,有苏联的《三套车》、《喀秋莎》,他相信重庆一定会有不少年长的观众对这些“红歌”有怀旧情结。由于演出成本不高,公司还拉到了赞助,因此,这次演出的几千张门票都是免费的。

6月的这场“红歌”演出算是侯德健与重庆方面合作的一次实验。

侯德健登台鸟巢后第三天,就坐着飞机“回”重庆了。这半年,他跑了好多趟重庆了,他的“音乐现场”近万平米的建筑面积,现在还在设计草图,到明年春节,这座建筑将拔地而起。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里“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挑衅中国,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经济持续增长,国计民生成为最重要的。侯德健强调自己不是社会观察家,但他觉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最初阶段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再是口号,而是会转化为具体的东西,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侯德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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