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笛现场-摄影师：李乐为

《纽约时报》

2010年10月23日

作者ANDREW JACOBS

镇江，中国。在凝聚了摇滚、放克、朋克和电子乐音乐的盛会--中国资格最老、最大胆音乐节-迷笛音乐节里，一些稀奇的事情发生了。表演者们在台上嬉笑怒骂时政人物，刻有纹身的大学生们叫卖有拿政治开涮意味的Ｔ恤衫，还有一小群气势汹汹的乐迷放火焚烧了一副绣有不雅语句的某国国旗。

这一切稀奇是因为，这个有着啤酒、露营地和人群冲浪的四天盛会，是由该地方政府赞助的。政府总共花了两百多万美元把玉米田修理成了表演场地，铺设了公路，付钱给咆哮的朋克乐队，还为八万人留下的垃圾清理费买单。

政府官员们还向音乐节提供了带白手套的保安。他们戴上现场提供的噪音防护耳塞，礼貌地忍受类似“痛仰”或“ＡＫ４７”名称的乐队和互相打泥仗的粉丝们。

对于用保安来防止印有大麻图案的小商品买卖所产生的“不协调性”，迷笛音乐节的创办人张帆并不陌生。

“过去政府把摇滚迷看成洪水猛兽，”张帆说到。自从２０００年张帆初次创立迷笛音乐节以来，几次活动曾遭政府职能部门取消。“而现在我们都是国家力求创建和谐社会的一份子。”

张帆没有抱怨，其余的几十个摇滚乐队也没有抱怨　——音乐家们终于找到了实现其艺术价值的方法。即使谁也都还没有成为富翁。

政府的态度转变，再加上有政府背景的商家愿意给钱把logo打在舞台上，这一切让音乐节在中国爆炸式的繁荣起来。在2008年，为期几天的音乐节只有5个，基本上都在北京。到了今年，数量增加到了60个，而且地域跨度从北方内蒙古的草原一直到南方云南省的高地。

所有的音乐节没有一个例外，都得到了政府支持。各地政府开始意识到，身上穿孔、乱跑乱撞的摇滚乐手并不一定立志要推翻现政权。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至少目前认定了音乐节能够传达一种连最老练的宣传也无法制造的特殊信息：“酷”。

“这些地方政府官员都想让他们的城市被想象成好玩、年轻、时髦的，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搞好公关形象。”来自Zebra Media的李小姐说。Zebra举办的音乐节中有一个位于成都某公园，地点由成都市政府为其量身定做，届时观光人数超过15万人。

部分人怀疑政府这种行为只是为了迎合并同化青年文化。其它人则认为音乐节的繁荣是一个值得鼓舞的信号：即摇滚、朋克以及重金属终于可以摆脱政治、经济的长期镣铐，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即使政府官员们坚持提前审查所有的演出内容，被拒绝的情况却并不常见。组织者透露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音乐家用英语演出，这对于有经验的审核员来说也是个挑战。

“政府欢迎年轻的乐队用英语演唱，因为这样的话乐迷们就听不懂他们在唱些什么。”音乐制作人、后朋乐队PK14的主唱杨海崧说。

即使是好事，太多了也会出问题。音乐节的突然繁荣，导致了音乐节互相竞争、音乐节观众的分散；大家都在为争夺这群数目有限的、能承担150块钱（22美金）门票的音乐节粉丝而战。草率管理出现了食品卫生、厕所紧缺和音效设备质量无保障等问题。几乎门每一个有经验的表演者都会碰到麦克风安装错误或被音乐节组织者“忽悠”的情况。

“应该没有比在台上受伤还要蹩脚跑到音乐节大门更难堪的情况了。就因为没有人想到要提供一辆救护车。”Helen Feng，一位华裔的美国音乐人这样回顾她最近一次在音乐节表演时跌倒受伤的经历。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独立音乐界还在“青春发展期”，在音乐产出的质量和原创性上仍存在不足。很多音乐节的内容都存在雷同的情况，有一些在音乐质量上更是差强人意。

“如果所有音乐节都只有同样的三支乐队，或者是有太多的商业赞助，又或者年轻人玩得不够爽，他们就不会再回来。”Helen Feng小姐说。

唯一不存在“忠诚度”问题的音乐节就是迷笛。迷笛音乐节始于2000年，来源自张帆所创立的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校园音乐会。如今迷笛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在没有被强迫关闭的岁月里，迷笛音乐节吸引了百支乐队和成千上万的乐迷来到北京的公园。这些乐迷包括了享受自由气氛的文化青年、脸上长着青春痘的摇滚狂热分子，和一小堆喜欢听到本土音乐“大吼大叫”的愤怒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去年，在相关部门太多次临时取消音乐节的事件后，张帆决定把音乐节移到别处。位于江苏省的镇江市不仅主动邀请迷笛并提出在长江的一个大岛上建造音乐节场地，更是大方地提供资金支持、一份十年的协议和不干涉的合作态度。

张帆坚持保持票价在9美元一天的低价，并限制商业赞助。他同时说服政府放下对演出内容的过度监管。“他们（政府）很明智的采取了我的意见，同意不请领导到台上对观众发言等等。”张帆说道。

结果是成就了一个充满清新气息、生气勃勃的音乐节和一群呈现中国反主流文化的观众。当一场大雨把绿地变成了泥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当然也没有了公然的性和毒品。

在台下，小商贩们叫卖着革命时代的旧纽扣、兔子耳朵、荧光棒，七彩的小丑假发，阳具形状的水枪和和喂饱了的“羊驼”。

Qian Cheng，25岁，自己随手写了一个标语，说要以五元（75分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位相中他的女孩。Qian先生来自中国中部，在电视台工作。他跟刚见面的十几个人坐在塑料制成的垫子上，全都是通过网络结识的。当被问到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时，Qian满意的看看四周，说道：“我们不装模作样而且忠于自己。不像外面的世界那样为金钱和外貌着迷。”

现场有一个醒目的配件是“红领巾”-原年轻的共产主义青年脖子上围得一丝不苟的那种领巾。但是在这里，红领巾缠在了胳膊上或腿上，或直接蒙住脸装成强盗的的模样。

22岁的建筑学学生Chen Chen解释说小学生时被教导说红领巾代表的是先烈的鲜血，现在它已成为另外一种象征——象征支持在统一划齐的社会里开创出一片天地的一个群体。“红领巾象征我们对纯粹摇滚的信仰和我们与压迫斗争的决心。”他自豪的说。

然而，更多的音乐节走的是更世俗的方向：无政治性的娱乐，日常压力的消遣或者购物的机会等。在迷笛乐迷们在镇江泥泞里打滚的时候，在附近的杭州——在昔日50年代的水泥厂——今天政府建设的艺术中里，几千名衣装讲究的专业人士聚集在精心打养的草地上悠闲的漫步。

杭州音乐节的组织者Zebra公司，在其中设立了艺术与手工艺市场；为了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主题，还特意开设了废物交换的帐篷。在这里没有红领巾，音乐也属于流行偶像范畴，容易入耳即可。

即使在音乐节的前两年会亏本，Zebra的李小姐表示她希望能够推出音乐节的概念和让中国的年轻人接触到各种不同的音乐。当说到的音乐人部分时，她说：“我希望孩子们可以看到他们能把自己的才能转化为一份职业。”

PK14乐队的杨海崧环顾摩登天空音乐节现场时却不禁感到一丝怀疑，摩登天空与其它音乐节同时举行，在杨的右边是某酒商的帐篷，左边是一长队衣着光鲜的等待着拿某品牌免费手提袋的年轻观众。当被问及中国青年文化是否走到了一个重大突破口的边缘时，他微笑然后摇摇头说：

“政府以前认为我们很危险，现在认为我们是一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