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泷 温瑛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雪涛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成安县。原名王庭钧。其父母在县城关经营一个日用杂品店面，辛勤劳作。幼小的他却独自在县城外的田边、菜园里听虫观鸟，在原野、麦地中奔跑嬉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他喜爱大自然充满无限生机与情趣的禽虫花鸟。因其天生的秉性，他对一草一木、一虫一鸟的怜爱和熟悉，对生命的无限衷情，贯穿于他的整个一生。每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的方式亲近自然，他手追心摹，喜好对物写生和勤于速写，全因天分使然。而他终生保持对物观察、默写和速写的习惯，即是他作为花鸟画家的基本日课之一。1918年十六岁时，在其兄鼓励下投考保定直隶高等师範手工图画科，该校是官费学校，亦是新学兴起后，北方一所重要的学堂，（是与蔡元培先生延聘著名学者，提倡“平民教育”不无关系的。）他在该校从师于姚寿昌（丹坡）、宋荫梧（子痴）。并与同学陈晓溪、白寿章、田登五等情谊深厚。在省城裱画铺与书肆中，初次见识了一些古代绘画以及珂罗版印刷品，得益非家乡的小县城可比。翌年，比他年长七岁的王越（森然）进入同校国文专修科，他的进步思想对王雪涛很有影响，于诗、赋多有所读，二人学业相长，友谊持续了终生。1920年，其“学业成绩为学校之冠”（王森然语），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到定州州立师范学校、附小及省立十三中学任图画教员。
1922年，因自幼矢志习画，为谋求艺术上的深造，遂只身进京。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大学部）国画科。为了不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他决心“奋斗自立”。受到同学陈小溪、好友金奉三等一些资助，以及课余偶有机会在京卖画，得以维持艰苦的学习与生活。1925年，作为第一届毕业生，经胡佩衡介绍在市立第二中学兼课，兼课之余继续专心学业探究，仍跟随恩师齐白石、王梦白等先生左右，钻研学习。1927年，由国立艺专王梦白教授介绍，被聘为艺专国画系助教，后升为讲师，其间也兼任京华美专、北华美专、四存中学、志成中学教员，亦曾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且有新型的教育形式，新的校风。学校不但聘请了聚集於京师的一批具有深厚传统造诣的国画家，如陈师曾（衡恪）、凌文渊（直之）、汤涤（定之）、萧荪（谦中）、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先生，而且还由林风眠聘请了自欧洲来京的法国著名画家柯罗多（Andre Claudot）等外籍教授来校执教，对沟通中西美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蔡元培先生：“民元以来，公私美术学校次第设立，均以欧洲画法为主体……方法从写实入手，以创作为归……各校之兼设国画科者，亦颇注意于沟通中西之道……）。30年代，鲁迅曾说：“……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
这期间一批在艺术修养方面颇有才华和抱负的青年，先后考入艺专深造。有九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校中的第一个学生社团“九友画会”，由八位山东籍同学及河北籍王雪涛组成。人员为李英（苦禅）、王庭钧（雪涛）、王梦（仲年）、何吉祥、袁仲忻、及四位女学生徐蘭贞（佩蕸）、延爱兰、孙功符、王香之（或为凌成竹）。他们以社团组织之形式冲击着文人相轻的陋习，相互研讨提高画艺。个人并不固守自己主攻的画科，习西画者亦做国画，习国画者从西洋技法和画理中汲取长处。（一九八二年王雪涛去世，苦禅先生闻知后立即登门吊唁，他一走入房门，对雪涛先生的夫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九友画会又少了一人。”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不意仅半年后，苦禅先生亦作古。）
王雪涛十分珍惜艺专的学习条件，他尊师重友，谦和好学，并从多位先生虚心学习，兼采各家所长，积淀了深厚学养。他不但学习花鸟画，而且认真学习过山水、人物画。在创作中显露出他的绘画才华，也为诸师所赞赏。齐白石曾题道：“画到流传岂偶然，几人传作数青年，怜君直得前人意，墨海灵光五彩妍”、“相亲寂寞老疏迂，同调忘年德不孤”……王梦白也曾说：“从我学者逾百人，得余衣钵者仅雪涛一人耳”，其后则成为师友，亲密无间。1924年，王庭钧与同学徐兰贞同拜齐白石为师，齐先生欣喜地为他们更名雪涛、佩蕸、并终生得到齐先生的信任和喜爱。白石先生学生众多，其中如邱石冥，李苦禅，王雪涛，李可染，王铸九， 许麟庐等等。而白石老人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多为思维敏捷的学生深深理喻其画理，承其精神，自行探索，皆有重大成就 ，而风格各异。1934、1935年白石先生在雪涛画册页中题曰：“蓝已青矣”、“得造化”。
王梦白是一位具革新思想的老师，其画风对王雪涛有很深的影响，惜1934年王梦白正当英年，猝然辞世。其后，近五十年艺术征程，王雪涛经历两次创作高峰，包括艺术观念、题材拓展，笔墨语言、经营构成理论等等，全方位的突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树立了写意花鸟画的新画风。（假如他的作品一直沿袭着王梦白的创作特点，那么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王雪涛”，只能是三十年代绘画的面貌，也就见不到创作了那么多形象感人、画幅精彩、创造力独特的一代花鸟画大师的作品了。）
192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开放，文华殿陈列的宫廷所藏历代古画更使他大开眼界，他久久徘徊於文华殿内，饱览前人之作。他坚信师造化、师古人、师师长的信念。长期虚心刻苦地研习，汲取深厚的传统学养，以及终生坚持深入自然与生活的创作实践，是他艺术独特风格形成的两大基本条件。
雪涛先生一方面教学，一方面仍刻意攻读，向先辈学习。他以为，“学习，必须将其立意、笔墨、意趣、设思、风格尽力领略周全。学其技法、用笔求似，习练至一定阶段，各方修养也渐丰厚时，新的创意与风格才可能形成”，这从他对古画的临写上也可见其明显的用意。自三十年代开始，即借临过众多画家作品。40至50年代，不论琉璃厂画铺、画店、藏家及师友处之原作，只要可能，皆借来研读临写。他学习古人用临摹、背临、仿意、拟意等多种方式。如对钱选（舜举）林良（以善）、吕纪、王乾（一清）、陈淳（白阳）、陆治（叔平）、徐渭（青藤）、周之冕（服卿）、陈嘉言（孔彰）、八大山人、新罗山人、高风翰（南阜）等人之作品，不断反复细细品味、琢磨体会、用心临写，下过很深的功夫。
七·七事变后艺术学院拟南迁庐山，校长赵太侔邀黄宾虹、汪采白、王雪涛南下执教，王雪涛因夫人生病而又逢南北交通阻碍未能成行。北平沦陷后，他毅然辞去全部教职，虽当局“特邀”王雪涛出任教席，他以“人各有志”而拒之。就当时之时局，这一回答和做法足以表明其拳拳爱国之心。且敌伪时期，他用了“坦荡荡”、“犹有豪情凌万夫”、“头虽常低气不屈”等印章。有相当一个时期弃笔不画。日本人也曾三次到家中来找，要他出来为其做事，夫人皆以他“生病”回绝，问其生什么病？说“肺病”，才不再搅扰。因断绝了经济收入，只靠在家中课徒鬻画为生。刚毅的民族精神可歌、可佩。
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光复，他怀着极其兴奋欣喜之情迎接这一胜利。他在自己心爱的一部册页上挥笔题曰：“大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降伏，举国欢腾，数十年来日本苦心积虑之压迫侵略，致使吾国民忍辱牺牲、含辛茹苦，终得公理战胜，湔雪国耻，我中华民族得以永久生存为有史以来未有之光荣纪念，吾人更当振拔勖勉以自励……兹逢此盛大的胜利日特跋数语以付珑儿存之。”
然而，国民党的黑暗、“盟军”对北平人民的欺辱，渐使民众痛失信心。雪涛夫妇的友人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震惊全国。他们更是悲愤万分，数日沉默不言。黑暗年代，人民都在期盼着光明。
1948冬，北平终於解放。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雪涛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且在北方画坛已有相当影响。新社会、新生活的激励使他精神振奋，思想活跃，随即开始了新的创作历程。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接见在北京的老画家，他也在被邀请之列。在毛主席六十华诞之际，有多位画家为其作画祝贺。在1998年《毛泽东珍藏名家画集》编委会“出版说明”中写道：“这些画家有齐白石、于非闇、李苦禅、王雪涛、李可染等……毛泽东主席将其珍藏案头，暇时品味，爱不释手”。
自50年代初始，他与陈半丁等人，积极筹备成立北京第一个国画家的群众组织，新国画研究会，于1953年正式成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推举齐白石为主席，陈半丁、王雪涛为副主席，王雪涛兼任福利部长，虽自家的经济亦十分拮据，仍竭力为众多的画家谋求生活出路。又被聘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委、中央民族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3年由他参与筹办在北海漪澜堂举办了北京市第一届中国画展览会，周恩来总理特意去参观。王雪涛的作品《芦塘鸳鸯》受到普遍好评，被认为是展中“第一”。有评论家在其文中写道：此作“有宋画之风”。1956年由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于非闇等14人为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集体创作了巨幅《和平颂》又合作《五一颂》等。是年孟夏，王雪涛被委任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访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三国，在不少场合，他当众作画，几乎不假思索地在短时间内机敏生动、左右逢源地完成画作，使不少欧洲友人为之惊叹，以直观的形式宣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法国，与张仃先生一同访问了艺术大师毕加索，还会见了老友张大千。与此同时，他也参与了国内关于中国画传承的论战，他反对对中国画传统的否定，他是一贯主张求变图新的，不认为以西画画法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就是“革新的中国画。”但也绝不认为在中国画上加入工厂、汽车等就是创新。
1956年他与陈半丁、叶恭绰、徐燕荪、于非闇等同人积极筹备建立中国画院。1957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并合影。不意，同年反右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论辩各方双双卷入政治旋涡，遭逢灭顶之灾。叶恭绰、徐燕荪、王雪涛 被错划为“右派小集团”，甚至一些颇有才华的弟子也被株连。但他能很快调整心态、平衡意志，顶受着沉重的压力在艺术探索上却更为执着。其后，他画了不少优秀作品，而且积极参加画院组织的下乡下厂、及花鸟组的集体创作活动，有的是以他为主笔，或是他本人的创作，虽然那时不能署名，或只书“集体创作”但因其风格独特，一眼便可辨识。人们在他此期的作品中全然找不出丝毫颓唐哀怨、萧疏冷寞的气息。他竟能以孩童般的心境，真纯无邪地再现着自然界的机趣，这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50年代至60年代，虽同时承受精神与经济双重压力，但却是他精力最为充沛之时，也是创造力发挥最为活跃的时期，他的作品，以深厚的笔底功力与艺术涵养和健康、活跃的风貌，繁多的翎毛、花卉形象展现出来，形成了人们所熟悉和喜爱的独特风格。他作画多、题材广、变革意识强，使他的艺术创作也达到了顶峰时期。正如蔡元培先生谓：“中国书画均以气韵为主，故虽不讳摹仿，而天才优异者，学问胸襟，超出凡近……自能表现个性，不为前人所掩”。在古代，鲁人善乐，以雅乐声律世传，宫廷之乐以雅乐为主，而郑、卫之音虽为民俗之乐，却能使天子“闻而不知倦”。据载，典礼时，雅郑声起，竟有千余人乐舞。可见，艺术确有一呼百应之神机。若能达到“雅郑兼善”之境界，需如何超凡的才华与坚韧的苦搏！
王雪涛在花鸟画的意境创造上，与前辈不仅脉息相通，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作品的意境，是通过紧紧把握画中的情致与机趣实现的。在情与景的结合中把握机趣，是王雪涛作品的突出特点。他十分关注观赏者的情感活动，牢牢抓住自然界那些转瞬即逝的妙趣，和它们对观者的吸引与感染，在二者的契合方面悟到了花鸟画意境创造的精义，在静止的画面上，找到了使情感随景物生发而溢化为想象的关纽，即与观者共同“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他强调：“要使观者生情，首先要画画的人先自动情。”致力于主客相契的意境创造，以情感人，使作品情景所展现的人格、人情、人性魅力、“真情”与“艺术之美”，总是与观者心灵息息相通，这是他的艺术所以被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
在画面的线路结构法则方面，他将其归纳为：“主线、辅线、破线”三线关系，这既突出了主线，分清主次，又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灵活运用。特别强调了构图的气势和运动趋势，相当精道。他还把传统的“开合”法则发展为：“引、伸、堵、泻、回”五要，使画面结构灵活生动、丰富多变、完整统一。虽然深入浅出，但若能真正达到如此高度，非用毕生实践而不可得。
在保持中国画注重物象固有色这一特点的同时，他追求色彩的冷暖变化、统一或对比的色调、过渡色的运用，等色彩层次的丰富性，也是他独特风格特点之一。
在致力于创作和创新同时，他毕生从事教学、课徒授业，孜孜不倦，常受邀到中央美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校讲座、授课，以及画院的教学。并系统地留下了大量课徒和写生画稿，培养了相当一批年轻的花鸟画家，社会上亦有众多后学跟随。正如朱丹先生评价他：艺术高尚、志虑真诚，对开展美术事业，是有成绩、有贡献的。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漫长的岁月中各有各的辛酸和感触。十年后拨云见日，年迈的画家步入了他创作的最后一段历程。虽年越古稀，“老骥伏枥”，他仍以欣喜之情，拾起画笔创作了不少精彩的画作，为涉外单位、宾馆、饭店创作了不少大画。如：为联合国、中国驻美联络处、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对外文委等所作的作品，精心构筑，多有新的题材和画面的巨构。此外亦有大量小幅画作，仍以充满活力、形象生动的禽鸟、花卉给人们以精神启迪。他以自己的心灵与对自然界的独特感受，化作令人惊喜的形象、斑斓色彩、充满生机之意境的作品呈现给观众，终能自辟蹊径，开宗立派。
白石老人说：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他则创出“在形似之间求其神似”，这也是他深喻齐先生画理，跳出园囿自创风貌的唯一途径。在北方，于齐、陈之外，他具独特风格的写意花鸟画画风和成就，无出其右者。对于传统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地位，不愧为花鸟画大师。正如近代著名理论家邓以哲先生的评价：“‘八怪’之中又以‘二李’为主流，才产生了金石家兼画家的赵之谦、吴昌硕⋯⋯ ‘四王’之外还有四大名僧、新安、金陵诸派，他们影响至今未断；但是，花卉总是汇为主流，直到今天的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汪慎生等尚未见衰颓。”
1980年王雪涛被任命为北京画院院长，他虽重病在身，只要他尚能走动，便于画案前行笔不辍。1982年，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八十岁。生前曾任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农工民主党联络部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