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占春
一九九五年我参加了贵州《山花》举办的『红枫湖诗会』，我把它理解为画家石虎先生的慷慨之举。比起美术来，诗歌是一个冷落的门类，甚至是现代文化中的异类。一九九七年《诗探索》等举办了『字思维』研讨会，这个理论命题却是由石虎本人所提出，他为此写了『论字思维』我开始了解他所关注的问题。虽然石先生不见得阅读现代语言学的著作，但这个问题与诗界所关切的语言问题、汉语写作和母语经验问题紧密相连。时隔几年，石先生拿出了一本《石虎诗抄》。本来，在传统上，诗书画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专业化而互相隔离。但在我读了这本诗抄之后，始明白石先生之所以写诗并关切诗歌现状，并非一般艺术家的风雅，而是源出于对一种文化诗学的抱负。
石虎先生耿耿于怀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文脉与文心问题。诗抄第三十一首《弗人》写道：
弗人龙
肆虐虎
盛世疾患经唐腹
秦风汉骨扶桑东
伤此太白嗟万古
礼崩体
乐绝魂
大江空余黄鹤恨
磐名汉字忍辱存
泱泱复兴话当今
这首诗可谓是夫子自道，是述怀之作。在石先生的悲叹之中，所幸和不幸都是『磐名汉字忍辱存』：无论秦风汉骨还是礼乐都系之于汉字。他认为文字是一个民族和民族的文心与文脉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与磐石。这是石虎先生强调『字思维』、并用字思维的方式去写诗的深层原因。
为了理解『字思维』之说的微言大义，请原谅这里要先谈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与西语的逻辑性相比，与它所确立的一些普遍性范畴、一些抽象和稳定的概念相比，汉字被认为是不够精确与逻辑模糊的。在晚清中国文明的危机意识中，学界讨论过废除汉字的问题。汉字没有词形变化。词（单音词就是字）的意义之确定依靠一、意义相近的字构成相似的并置，和二、意义相反的字构成对应的并置。两个词义单位或两个字并置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构成了汉语生成意义取之不竭的词义库。它无须造新字也能够构成新词。受汉字思维影响，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不喜欢（或缺乏？）那些普遍性范畴，和抽象固定的概念区分。汉语的『字思维』懂得功能特征的分类与对立。通常，它不喜欢单独论述是与非、善与恶、有与无，而是论述互相联系、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反义；它不论述不变的实体或本体，而是论述事物的生成；它注重的不是不变的规律法则概念，而注重变化的模式，兴衰的潜在性，事物的倾向与阶段。比较、组成、互补、并置关系（空间关系），超越了逻辑上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时间关系）。
在晚清以来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民族的思想语境中，我们能够理解对汉语的极端批判。『字思维』特点的确不适合精确的技术思维，甚至不适合进行社会思想的启蒙，因为思想启蒙需要做出断然的价值选择，需要建立规则，而不是一切事物间的互补与并置。但在表述事物自身的存在，表述我们的心性、我们丰富的经验世界和独特的感觉世界与文化传承，即在表达诗意与哲思（而不完全是社会问题领域）时，汉语的字的并置，和由此而产生的并置思维（而不是线性逻辑思维），就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命脉之所系了。
在现代西哲中，语言和思想方式中的那些普遍范畴、稳定的概念与逻辑受到了根本的怀疑。由于启蒙的思想与逻辑已经变成了工业和商业社会的工具理性或理性工具，非此即彼、没有歧义的思想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汉语言的字的并置功能也就不再是一个危机文明的替罪羊，而是一种文明传承的命脉跳动了。它的并置、比较、互补性的思维，就可能成为工具理性时代的『另一种文明』的纠正。这些背景与内涵，在石虎先生『字思维』的文章都已经得到了表述。
语言哲学的研究发现，思想传统或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语法功能』产生的启发。由于汉字的特点，中国思想传统和思想方式，明显地受到『词法功能』（构词法）和字法功能的影响。可以说在各种层次上，汉语中句子的意义均出自字的组合，尤其是词法中的基本相对性的作用，和字的并置功能：一切只有在与其相对物、在其相对性中才有意义。一切字都有『位』和『时』的作用。
从字到词，也就是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组合，正是意义的生成过程。『字』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有『生殖』、『滋乳繁多』的含义。从字到词，通过字的并置产生表意过程，也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在早期汉语文献中，字的并置并不是非常固定的，正像王力先生所指出过的，汉语双音词大部分都经过同义词（近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在这个『临时组合』阶段，许多双音词还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凝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我们所说的『单词』。表达同样意思的单词会有许多个有差异的临时性组合，它们通常可以通用。甚至两个并置的单音词可以任意颠倒使用。重要的是，两个字的任意并置、以及这种并置次序的颠倒，并不仅仅是一些『同义词』的不同表达而已，每一种不同的使用方式都显示了说话人所敏感到的意义的细微差异，在表达时做出细致的区分，并且因此赋予这些字词以丰富的色彩。这不仅意味着前人研究汉语是以字为单位，是一种对『字思维』的考察，古人在使用汉语时同样是在运用『字思维』，即以字为意义单位，而不是以意义固定的单词、以规范化的单词为表达与区分意义的单元。在这个非规范化阶段，从字（单音词）到单词（复音词）的过程，显示了汉语表意过程的灵活性与机动性，也显示了意义创造过程的无限活力。石虎先生所倡言的『字思维』——小于语法、甚至小于成语、小于词组、小于单词，因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语法与单词的边界——意味着复活一种表意过程的灵活性与丰富性。
在从字到词的临时性组合阶段让位于规范化的表达时，语言显示说话人意旨的细微差的能力就弱化了，个人色彩也淡化了。我们在表达中使用固定的单词，即使用固定的意义单元。（当然那些渴望更具个人化的表达通常只能在单词与单词之间、或在句子的层面做文章，一如在现代汉诗的写作实践中所显示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意义创造生成能力的萎缩。放弃了汉字并置效果、字的临时组合，接受一种规范的复音词，即单词或语义单元，既是语言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意味着统一的社会（文化交流）规范化过程。无论是规范化的表达方式，还是社会规范，都强调意义对接受者的共同理解与教化功能，而不是言说者表达新异意义的功能。在一个规范化的社会里，表达新异意义的能力和其相关的表述方式，一直受到压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