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宏泉

石虎绘画的意义需要时间、空间和距离。当艺术进入繁缛无序的末法生产年代，我们不仅缺失创造艺术生命的能力，同样缺失洞察艺术深度的审美动力。石虎具有独造性和开拓，远远超越这个时代对艺术及其对他本人的认知。或许可以这么认为，石虎绘画中所构建的精神迷宫，尚是我们一时难以进入和破译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这个时代的吸引力，它不倦地总以一种新的方式诱惑着好奇心和探险者。

早在近30年前，石虎即以一个前卫的一种入世的姿态超拔时流穿越时空，石虎的前卫性不止以他的艺术表现，他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价值取向乃至闪熠着自由之美的人格魅力，都成为那一时代艺术青年向往的“偶像”。

具体地说，石虎的传奇并随他的作品而传奇：他是中国最早高调占居东南亚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当时，虽然只有极少数的资本介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则石虎乃为首选的艺术家。以至于当时的理论界和新闻界争相把“东方的毕加索”这类的时尚冠冕纷纷扣在他的头上。

光阴荏苒，神马浮云，对于石虎来说，不变的是对艺术的那种狂热，在一个艺术屈就于资本炒作的年代，石虎能义无反顾地走在艺术的风口，靠的就是这份执着和自信。当年多少的艺术豪杰已被淘汰，无奈地淘汰，自然地淘汰。当艺术家选择寂寞主动地“淘汰”。并享受着“淘汰”的快乐，那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

石虎于绚烂之极而沉潜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说这是一种孤独，孤独又何尝不是一种美。美的苦涩，是美的深味。人们不止在意着石虎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未忘记关注着他的艺术状态。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石虎创造艺术的生命力显然被我们忽视。石虎的大量作品不但展示着他极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也可以看出他静水深流的势态。

石虎的艺术印证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和悲欢，如果我们将49年以来的美术史分为前后：对于中国的大多艺术家来说，前30年政治主宰着艺术，后30年则被资本市场左右。这是我们无法不去正视不可超越的严峻现实。

当历史进入1980年代，中国艺术仿佛灵光乍现，在一种狂躁的亢奋的对未来无尽展望的状态下，十年禁锢，精神仿佛突然松绑，一种莫名的愉悦如同新生。人们可以刻意地讨论谈形式美，讨论西方、创新、生活、艺术与情感。更仿佛可以想象艺术回归艺术的本质。人们将这种“亢奋”称之“85思潮”，然而，潮水退去，沙滩一片狼藉，人们并没找到艺术回归的途径。青春般的激情，却依然徘徊在五四时期关于“中西合璧”的门槛之外。所谓的创新，依然难逃借助“外力”引进西方，当代艺术复制模仿西方艺术，以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来作为创新的理念及趋势。而这种创新的东西，以断缺传统文化的命运为代价，这种创新并不具备生命力。几乎像当年“小人书”一样昙花一现。而中国画对传统的自觉则沦为“复古”，他们以“复兴”为口号，将笔墨践踏得遍体鳞伤。

石虎也是从文革走过来的艺术家，所幸的是他不像比他更老的那一辈的艺术家对政治那么敏感，也并无禁锢之后迫不及待的去寻找出路的冲动。虽然石虎也有着创新的渴求并受到当时创新时风的影响，可石虎总以一种淡定的坚守，不羁的气质，决定着他的艺术走向。

石虎的风格确立无疑从当年他的一批东南亚的写生作为起点，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才情和表现方式。成为当时画坛的“新锐”。随之石虎的视线转至毕加索及大批后期印象派画家。这些西方大师的作品无可非议的影响到了石虎。但是作为一个有人文关怀和艺术理想的艺术家，面对西方和时流，显出超常的冷静。在对西方大师的理性审视同时。更自觉地从本土切入，从诸多的远古与民间艺术元素中自然地锲入绘画，从而更丰富了“石虎风格”的语言：由鲜明而趋于深邃。这种独立的思考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一旦融入他的创作欲望，使其在挖掘东方文化的潜在之美显示着一种深度，从而形成石虎的具有个人色泽很浓的“符号”。显然，石虎个人风格的魅力无疑首先来自他的色彩，宋元文人画以降，中国的绘画艺术追求的多是单纯的色向以水墨为主，这一点颇像西方早期的绘画，同样追求着色彩的单纯性。直到野兽派、印象派开始以色彩表现自然。记得梵高说过，有这么丰富的色彩，我为什么不用它表现生命呢?随着近世对敦煌的发掘，很多中国艺术家也开始对中国画进行色彩革命。然而大多艺术家仍然处于欲说还休的状态。石虎，则非常彻底。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绚烂的、热烈的、厚重的色彩，交织成游离西方与东方之间极其神秘的格调。表面上石虎也很西方，但内质却鼓荡着不羁的东方远古情怀，敦煌的纯朴古厚，隋唐石雕的浑朴苍凉，甚至彩绘木雕、画像砖、石雕等等民间艺术色彩直白与热烈，都为石虎绘画开启着极大的空间。石虎这是在绘画中表现着强烈的生命感，也显示出他对民间色彩的占有感，创造和融入的欲望使石虎在巨幅的作品中尤显得得心应手。对色彩原始状态和原生态表现手段的无疑有助挖掘审美视觉的开阔层次感，厚重感，繁复感不可名状地交织成一道不可名状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