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国伟
（一）
人们称毕加索是一头画坛公牛，我愿意把石虎比作一头画坛雄狮。如此称谓石虎不仅因其形貌伟岸厚朴，颇具狮像，更因其勇猛精进之志，一以贯之之气，天真烂漫之心，大气磅礴之势，无不演绎着一头雄狮如何自由成长、流浪飘泊并开拓疆域、守护家园的传奇。
正如非洲草原上的雄狮，自它降临的那一刻起，它的使命和尊严应运而生，一生相随。石虎似乎也是为画而生的，时代选择了他发言和嘶吼。要不然，我们真的难以理解，这个出生于素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河北徐水农村的孩子，如何因缘际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成为了中国艺术新潮的前行者、八十年代成为了艺术创新的盗火者、九十年代成为了艺术市场的领军者、新世纪成为了传承薪火的独行者。
一路走来，在当代艺术的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石虎都以他前行一步的敏锐和创作实绩成为后行者的参照和标尺。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沉潜还是奔腾，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石虎的人生和艺术都与中国当代三十年的艺术运动和潮流息息相关。他的存在不仅仅具有见证者的意义，更是当代美术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的环节和深度。他的艺术不仅拓展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界，赋予绘画一种全新的视野，更以实质性的改造和尝试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石虎，我们拥有的才不会仅仅是惊讶、好奇、猜测和臆想，而是一种事实的判断和尊重。
（二）
如果从1978年石虎非洲写生算起（当然这个时间节点还可以前移），历经三十余年，石虎的创作完全算得上超重量级。创造了多少作品，恐怕石虎自己也说不清楚。更重要的是，这种量的积累不是单一图式的重复和叠加，它是不断创新、尝试和突围的集合。在他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创造力、创新力、辐射力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关注。
面对他不可胜数的作品，我们大体的感受如同一滴墨落入水中，幻化万相，无所从来，有种无法定焦的焦虑和疑惑。但如果我们拉开距离，在更大的时空跨度内把石虎的艺术放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谱系中，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出石虎艺术的源头和奔流轨迹，也能比较准确地对石虎艺术的价值做出合理判定。
去过黄河、长江源头的人都会惊讶的发现：这两条伟大的河流源头竟然是泊泊清流。回溯石虎艺术的起源，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发现：构建石虎浩瀚艺术的源头并不出奇，在他的童年和早期作品中就已显现，那就是：民间艺术、诗歌传统和他独有的禀赋。
民间艺术是中国艺术之核中最重要的“铀元素”，也是中国艺术现代主义进程中最有力的支撑，这一点在无数卓有成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上都有体现。石虎出身于农村，童年在农村度过，民间艺术的吊纸画、纸灯笼、剪纸、绣花鞋等等成了洞开他艺术心灵的星光。后来他虽然上过美院，但却是以工艺设计为主，他最初从事的职业也是与工艺、雕刻有关。这种起于童年，类似白纸上的刻印和本真成为石虎艺术的一个烙印，在他以后多变的艺术风格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从这一点上讲，石虎的艺术是有根的，无论他以后成长的枝叶如何茂密，枝干如何伸展，果实如何丰硕，他的根系都深深扎在中国民间的土壤上。
而比其他农村孩子幸运的是，石虎有一位上过中法大学、深谙古典诗词的父亲。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是深远的，不仅入骨地影响了石虎未来的艺术和思考，也从禀性上锻造了一只幼狮健康激越的品格。这是一种典型“中国式父亲”的教育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知名画家无不是以诗书画融为一体的，石虎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在时代的断裂和隔阂后再一次扬起了这面旗帜。联想到当代中国画家能诗能书能画者几近廖廖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说，石虎的这一继承全美了他的创作。在石虎的诗书画体系中，诗又成为他艺术的核心之铀。他不但爱诗，写诗，出版过诗集，还成立过石虎诗会，引来众多当代重量级诗人、诗评家关注，在当代画家群里几成异数。而诗对他书法、绘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书法中，以字为意象的现代书写有着明显的诗意构造，包括他后来引人注目的《论字思维》《字象篇》等著作，也与这种对古典诗词的喜爱有种内在的联系。而他的绘画作品中，仅简单的从作品题目观察，就能洞悉他多变的艺术形式后面蕴藏着的古朴而唯美的诗情画意。
虽然以上的两点至关重要，但石虎之所以成为石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与生俱来生有的一颗如雄狮般“勇敢的心”。美学家高尔泰称之为“具有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石虎颇带传奇的经历也可以证明，他不光有敏锐、深沉、洞达，敢于自我否定的哲学之思，更有勇敢、果毅、坚定，敢于付诸实施的行为之实。不妨推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 1978年随中国非洲考察团赴非洲13国考察的石虎，不可能把一种发自本能的激情和对艺术的热忱以超越时代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也自然不会有他的作品集三天售出一万册的奇迹。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石虎不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北河西走廊写生时用光脚蘸墨在宣纸上涂抹，被当时保守的老一代搞艺术的斥为胡闹，而自外于体制。在这一点上，石虎就像一只青春期的雄狮，好奇、勇敢、冒险、敢为，喜欢流浪和漂泊。但这是一种力量的积蓄，而不是玩耍和简单的游戏，因为它肩负使命，深知自己的前行方向。正是石虎的这种性格，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率先燃烧了，他的《非洲写生集》成为了一代艺术人的记忆和定格，成为了一种艺术创新的启蒙和信号。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成名后敢于丢掉旧有的风格，大胆吸收西方艺术抽象、构成、色彩等新要素，以特立和独一为画坛瞩目，与周思聪、袁运生等成为文革后中国美术当代化进程中的领跑者和开拓者。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盛名之时离开国内，在一种内心的寂寥和清冷中创造了海外市场的画坛奇迹。也正是这种性格，在国内艺术家对海外市场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又放弃了海外事实的物质和地位尊崇，于新世纪之初回到国内开始了他隐士般的生活。这一次回归不仅是身归，也是心归，是他艺术之命运的需要，也是他自身性灵的渴望。对一只征战多年的雄狮而言，这一次回归不仅是叶落归根式的情感归宿，更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国艺术之根的牵挂和眷恋。与其说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从母语出发的新的探寻。性格即命运，石虎的艺术成就与他的性格深度契合。
事实已经证明：正是这三个支点有力地撑起了石虎艺术的平台，给了他天马行空的疆域。从此不论他纵横驰骋，还是茕茕孑立，还是游离远行，这种源于身体的温度和血脉中的热度都成为他艺术远行后最深的牵挂，具有着地心引力的作用。这也正是一头雄狮的命运：幼年的种种磨砺都成为他未来成长和征服的本领，但不论你开辟多大的疆域，不论你多么喜欢冒险和远行，你总要回头，因为守护家园是你生下来就必须肩负的使命和光荣。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看石虎的艺旅，会惊奇地发现石虎的出走与回归其实与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探索之路惊人暗合。对西方美术的吸收和借鉴，对艺术市场化的赶潮和审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再认识和回归，石虎的艺术具有十足的历史样本性和跨度感。他的艺术既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离开了这个背景，石虎将只是一个画家的名字。就如同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再强壮的雄狮也只是流浪者。基于此，探究石虎的艺术才能让我们更加一步地看到了石虎的光焰和使命，才能明确一个画家与时代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才能品味一个画家在时代中的错位和背离，怒放和颓败，也才能更好的认知一个画家在他的时代能释放的能量和所起的作用。
（三）
石虎诗、书、画齐擅，但是从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和事实而言，石虎的角色更多的被定位为一名画家，一个现代水墨画家。在画家这个点上，诗与书就成为一种潜在的营养和背景。而考察石虎的画，就成为近距离阐释石虎艺术的门径。
好的艺术总是给后来者提供无数的视角和思考，好的画家也总是一人千面，值得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石虎是个多变、多元、多维度的画家，他不断在突围，不断在改变，不断在自己风格趋于完善时否定和升华，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跌宕和不确定感。这显然给近距离解读带来很多困扰和麻烦，但这也正是他艺术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