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大箴
当我拿起笔要来为石虎写点文字的时候，在稿纸上情不自禁地写上了“虎虎有生气”这几个字。好吧，就用这几个字来作文章的标题。因为在我的感觉和印象里。更确切地说。在我的认识里，石虎的艺术是有朝气的，是富有创造精神的。
石虎，作为艺术革新的名字为中国画坛所熟悉，是80年代初的事。大概1982年，刘迅先生主持的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在北海举办了一个内部观摩性的展览，展出两位画家的作品。这两位画家就是周思聪和石虎。当时，他们被称为是“青年画家”。虽然周思聪生于1939年，石虎生于1 942年，都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了。不过，说他们是青年画家也有点道理。一是因为十年文革，艺术教育中断。80年代初青年画家一代几乎断了层。这三四十岁的画家很自然地被认为是青年了。二是因为周思聪和石虎在艺术创作上所体现的倾向和思潮，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有革新精神的，没有失去青年人的锋芒。大概正是因为这后一个原因，展览的主办者用“内部观摩”的名义推出他们的作品，以免遭到一些艺术思想保守和顽固的人们的攻击。因为在一些死抱住“左”的文艺观点人的看来，像周思聪、石虎这样的探索和革新，已经走得很远了，已经是“大逆不道”和“异端”了。
我最早接触石虎的画。也是在这次观摩展览会上。我发现石虎相当大胆，相当有叛逆精神，温文尔雅的传统的文人画，在他手里变了样。他有他的审标准，他按照这独特的审美观塑造人物表象。似乎出自他的内在精神需要和某种造型法则，人物任意的扭曲、夸张、变形，传统的水墨情致和韵味，为新的造型服务，又添加了新的造型手段。现代西画的一些造型和色彩被融合进来了，偶然效果似乎受到极大的重视。许多画面为梦境，是潜意识的流露，是真性情的表现。工具材料、手段的变化，在画面上也有所反映。听说他在作画时，运用了别人从来不用的方法，竭力去“折腾”宣纸，以增加表现力。我在他那些自由奔放的墨线、色块和极有变化的团团块块前面，在那些奇突的构图面前，感觉到石虎作画激动的心情。作为评论家，我有一个职业习惯，在观赏画时，凡是让我内心不平静的和让我手发痒也想涂抹一番的画，我才认为是好画，石虎的画搅得我内心不能平静，使我产生创作的欲望。应该说，我是欣赏他这些作品的。
石虎《苍松图》 135x67 纸本水墨2010年
从此，石虎的名字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他在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那时，革新的中国画家有名的还有吴冠中、周韶华、李世南、贾又福等。背后议论石虎的人也有，说他搞“形式主义”，说他丢掉了中国传统。不过夸奖、佩服石虎的人更多，说他是“鬼才”。
过了几年，我荣幸地当上了《美术》杂志的主编。对我来说，那是“赶鸭子上架”，是不称职的“差使”。很快，美术的“新思潮”席卷全国，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包括我在内。南边，有位李小山，1985年在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中国画存在的前提》、《作为保留画种的中国画》。其基本意思，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光辉历程，已经面临危机，走到穷途末路，只有作为保留画种放在博物馆的价值。李小山的文章在相对平静的中国画坛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多地纷纷展开讨论。客观地说，他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画危机这个问题，对推进中国画的学术讨论不无积极意议。但是，李的文章过于简单，尽管有“指点江山”的气势，但无真正的学术价值。它们引起人们的质疑和反驳是很自然的。后来我才知道，关于中国画的危机说，并非由李小山首先提出。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李长之系统阐发过，李长之曾经写过一篇颇有学术见地的专文，“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确定中国绘画之特色为壮美性说”，从中西艺术比较的角度肯定中国画的价值和指出它的根本缺陷。他的结论是：“我觉得中国画是有绝大价值，有永久价值的，然而同时我觉得它没有前途，而且已经过去了。”“中国画在宋元到达了顶峰，但也是末途了。中国画的永久价值是一事，能不能继续是一事，像希腊的雕刻一样，不只是成了历史上的陈迹了吗？所以中国新艺术的开展，只有另行建造，另寻途径了!”李长之的这篇数万字的专文初稿写于1 936年，经过1942年的重新改动，于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李小山在发表他的高见时，是否读过李长之的这本学术小册子。使我惊异的是，他的一些观点和说法。和李长之如出一辙：还使我惊奇的是，李长之的学术论文虽也锋芒毕露、观点鲜明，但读起来不觉反感，觉得他是在说理，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可他的许多精辟的分析令人折服。而李小山的文章，由于缺乏深刻的说理性，使人读起来觉得有民族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味道。我，对保守的人来说是“前卫”、“激进”，可“前卫”、激进的人却说我“保守”，原因没有在《美术》杂志发表和转载李小山的文章，虽然我是很关心这场讨论的。我当然也不同意李小山的观点。就在这时，大概是1985年冬天，有人给我捎信，说石虎有篇文章是直接反驳李小山的，想交《美术》杂志发表，问我敢不敢发？我对捎信的人的提问并不感到突然，因为那正是新潮最盛的时刻，有人倘要为李小山的文章提出批评或发表这类文章，是容易被扣上“保守派”的帽子的。我感到奇怪的倒是，写这种批评文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心目中较激进（至少在艺术实践上是如此）的石虎。用形式逻辑来推理，石虎应该以“革新者”自居，站在“前卫”思潮的一边，对保守的“传统派”挑战。然而，石虎却大胆地撰文驳斥李小山，颇有“反潮流”的精神。
我和李松、吴步乃君商量了之后，同意立即发表石虎的文章。朋友捎信给石虎，石虎很快送来了他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1986年第2期《美术》杂志上的《蛮梦》。
石虎写《蛮梦》这篇文章时一定像他作画时那样激动。不过，不同于他的画面的，是他抑制着激动之情在说理。他说到艺术的本质，说到了艺术创造和艺术创新的规律，说到了近代中国艺术变革的历史。提到了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关良、称他们是“大师”。他还写道：“我不能不激动地提到齐白石与潘天寿的名字，他们决不是‘尾声’或给后人以消极影响，他们的艺术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有的构成，他们的业绩具有超时代和永恒的价值。如上大师为中国画革新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我不认为他们的业绩是无足轻重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绘画能取代它们，它们就是它们的时代的世界性。使用着人家的创造，来嘲笑创造的发明者，用一张白纸上的美好想象来贬低别人的艺术作品，这样的品格哪有一点真诚、善良和美好呢？” 后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过李小山的文章和石虎的《蛮梦》，我说过这样一个意思：李小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观点比较片面：石虎对李小山的批评，相当猛烈，代表了不少画家的观点，但感情色彩重，说理不充分。今天，我又重读石虎的《蛮梦》，我应该客观地说，与李小山缺乏分析的文章相比较，石虎的文章还是相当说理的，感情色彩重，那倒也是事实。我这样说，并非褒石贬李。至今，我还认为，让年轻人对画坛说三道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捂着大家的嘴巴不让说话，万马齐喑，像“文革”时的情况，实在可悲。
这就是我了解的石虎。他作为艺术家的两个不同侧面，一位大胆革新而又尊重传统的艺术家。这两个侧面似乎是相互矛盾和互不相容的，然而，在石虎身上却和谐地融为一体。因为石虎的创新不是《蛮梦》。而是脚踏实地的苦干：不仅满足于观念的变革，而且辛勤地探寻语言的完善，包括手工、技巧、技能。摒弃传统的革新，可以喧嚣一时，可以很“过瘾”，但毕竟是昙花一现。我想，也许李小山的本意是用“激将法”来推动中国画的变革，也许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通过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中国画界的认识更明确了。著名老画家张仃先生说得好，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没有中国画的危机。
石虎艺术探索的价值何在？
还是从石虎尊重的大师们说起。自五四以来中国画的变革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借古开今的另有一派有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人：中西融合派的有徐悲鸿、蒋兆和（偏重于融合西方写实传统的），林风眠、关良（偏重于融合西方现代艺术的）等人：傅抱石、李可染属于借古开今派，还是中西融合派？似乎在这两者之间。不论哪一派，近现代中国画史上的大师，无不受到变革的推动，无不受到现代文明的启示。中西融合是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画的传统体系已经失去生命力。中国画体系正是这世界艺术大变革的潮流中愈来愈显示其独立的价值，并使自身更加完备，更适应时代的需求。
石虎是中西融合派中的弄潮儿。在路线上，他是和林风眠、关良等一脉相承的。不同于他们的是，他面对的是西方现代思潮更为剧烈的变动，而且，西方现代思潮的积极成果也已经更清晰地显示出来。倘若前辈艺术家们仅仅借鉴早期现代流派的话，那么石虎这一代人已经对抽象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很感兴趣和很迷恋了。石虎并没有傍依某一个派别，他广览博取，凡是认为适合自己表现需要的，他都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但是在借鉴西方绘画观念和实践的同时，石虎始终坚持文人画的传统。何谓传统文人画的真谛？用陈师曾的话来说，画“是性灵者也”，文人画是“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文人画重画家的人格、修养，脱离一切尘垢之念。当然，所谓“文人”这个概念也有时代的内容，现代的文人不同于封建文人士大夫，应该是有现代的意识。但文人的基本要求——表现性灵与感想，至今仍然适用的。石虎不是用观念作画，他深深懂得“形象大于思维，直觉大于理性，人性大于学养”。他作画主要凭直觉，凭灵性，凭借生命的冲动和生命意识。这并不是说石虎作画前不思考，不用思想。反之，他对历史、社会、人生、艺术，都有很深、很广阔的思索。《蛮梦》一文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可是，对石虎来说，他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一切观念，一切思考，在面对画纸、画布时，都被暂时忘却，他尊重的是自己的感觉功能，他似乎胸有成竹，又全然胸无成竹，全凭自己的感觉、感性和内心的需要作画。他选取定了特有的媒材手段、他又随机应变，任意应变，任意地使用当时画面需要的媒材和手段，甚至“不择手段”，以驰骋自己的想象力，体现自己的创作欲求。这时，他已无暇考虑绘画的中西。其实，艺术体系有中西之分，可中西艺术是互相沟通的。艺术语言最重要的是体现人的感情，而不论中国或外国，好的艺术品都是表现强烈的感情的，石虎把个性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大概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外国人也像中国人那样欣赏石虎的画。外国人之所以欣赏，是因为他们懂得石虎的艺术语言，那是和西画可以沟通的语言：他们之所以欣赏，大概还因为他们通过石虎的画，可以增加对中国文人画的认识和理解。
石虎《别梨图 》105cmx68cm 2011年 布本重彩
艺术创造的天地是无限自由广阔的，可是对每一个艺术家来说，又有许多必须服从的法则。这就是自由和规律之间的矛盾与平衡。我觉得近几年来石虎的艺术创造，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放肆”了。他似乎像在大江大河中邀游的鱼，像飞翔在广阔天空中的乌，可是仍然自觉地遵从着艺术创造的规律。他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真诚的画笔是神圣的……中国画的道路，要靠我们自己走。”“当务之急与其说是对理性的喊叫，而不如说是勇敢的实践，增强感觉功能。”
是的，石虎的创造的全部贡献就在于它增强了我们的感觉功能。其实，人类之所以需要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和发展自身的感觉能力和感觉功能。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也是因为它有特殊的感觉能力和感觉功能。中国人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极需以艺术作为助力，推动自身思维的变革：极需像石虎这些有独创精神和大无畏气魄的艺术家，为中国，为人类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艺术品。
中国画界不会忘记石虎在革新传统水墨画历程中的一份功绩。石虎更永远不会忘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对他的哺育、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