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仃
1936年我十七岁，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刚从监狱出来，一无所有，靠画谋生，但屡被一些漫画刊物退稿。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十分活跃。我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十日谈》，凭直感相信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他的漫画政治性很强，专攻打偶像。主要矛头直指蒋介石和日本人，很有勇气。手法模仿珂弗罗皮斯，丑化对象好极了，很有装饰性。与张光宇思想和趣味投合的自我感觉，使我开始向张光宇办的漫画杂志投稿一试。我将《买卖完成了》和《春劫》两幅漫画配上一篇短文一并寄给他后，也并没把握。一天，我在南京的开架书店里偶然见到这些画出现在张光宇办的杂志上。张光宇为这组画制了铜版，并加标题列在“全国漫画名作选”内。张光宇一次给我十五块银元的稿费是我给报馆画画的月收入的总和。我敲开了张光宇的门。叶浅予即是看了这组漫画后知道我的，我们在南京偶遇便一见如故。鲁少飞也来信约我为他主编的《时代漫画》画封面。继我的《皇恩雨露深》和《同志》等作品之后，我在“时代派”的杂志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漫画，竟有三十块银元的稿费存在张光宇处。抗战爆发后，我到上海，由同学韩烽陪同找到时代图书公司。张光宇一见我，就从里屋高兴地迎出来说：“小鬼！我还以为你是东北大汉，原来是个小张学良！”当晚他打电话约来叶浅予、鲁少飞、胡考等人相聚通霄。当时张光宇是时代图书公司的经理，更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很有名望。第一次见面，他却是这样平和爽快。
后来，我加入了“漫画宣传队”。张光宇的时代图书公司倒闭，所有的刊物也停了。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领队，成为坚持在上海的鲁少飞所办一份小报的当然撰稿。几年后张光宇从香港到重庆的消息，是我在延安知道的。我和胡考正商量出一本《新美术》，觉得应该有张光宇支持，就从延安赶到重庆投奔张光宇。尽管从延安去的人都带有某种“危险性”，张光宇并不避嫌，热情地接待我们，对出《新美术》推动美术事业的想法也很支持。不想此时“皖南事变”，形势开始紧张，周恩来派新华社的一个联系人来嘱我与罗烽、艾青等决定回延安的人动身。我跟光宇不辞而别。张光宇又去了香港，与在港美术家成立了“人间画会”。广州解放时，他组织“人间画会”画了一幅十余米高的巨幅毛主席像。《这是一个漫画时代》也是他在香港编辑出版的。
1949年以后，我才第三次见到张光宇。他有几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参与了国徽设计。他参与提出的一些设计意见，如不同意梁思成先生以“璧”为基本形象而坚持以天安门为基本形象的构思，直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 。张光宇、张正宇后来还参与了《人民画报》和《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我到中央美术学院后，逐渐对图案系僵死的“写生变化”及因袭法、日、苏的洋教条不满，希望能在教学中输入民族民间艺术的活力，支持者寡。幸好张光宇等一批艺术家应廖承志之召从香港来到北京。张光宇受聘做了中央美院的教授，给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他与我果然志同道合，也认为应该强调中国画的基本功和民族民间艺术的修养。可是这方面并没有教材，我们便决定采用“直观教学法”，利用北京文物集中且丰富的条件，把学生直接带到故宫、五塔寺、法源寺、法海寺等地去上课。我决定把面人汤、皮影路、泥人张请进大学讲台，张光宇也举双手赞同。当时，文化部为筹建工艺美院拨款十余万元，我们用部分经费从西湖营、鲁班馆等地购得大量明式家具和民间刺绣，补充了工艺美院的资料。基于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共同热情和趣味，张光宇和我在参与组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时，合作得也很愉快。工艺美院成立时，我在莱比锡。张光宇名义上已转到工艺美院，但他和周令钊、黄永玉、夏同光很久未去报到。1958年 ，文化部派我到工艺美院，张光宇也来工艺美院报到了。他提出要办一份杂志，弘扬中国的装饰艺术。支持者有徐振鹏。这份杂志即是《装饰》。第一期张光宇亲自为封面设计了标志和刊名字。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改革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系调整中，张光宇始终以他的声望和影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时我就知道，搞壁画很有出路。壁画实际上就是装饰艺术。张光宇很支持这个想法，我们便成立了壁画工作室。他曾为政协礼堂画过一张壁画稿，是反映“大跃进”的，约有三四米长。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幅现代装饰壁画。
1963年，张光宇到青岛患脑溢血，中瘫不起。我从去南写生回来带作品给他看，他还关心地说：“张仃呀，你也不怕被批判呀！”张光宇由重病到逝世，造成美术事业的巨大损失。这首先反映在学院曾由他操持过的工作上。
张光宇从事的方面很多。他不仅是漫画的奠基人，在插图、黑白画、电影美术、舞台美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他也是搞色彩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师。全世界都知道《大闹天宫》，却不知道人物造型的创作者是他。他在美术领域的方方面面播撒了装饰艺术的种子，开创了装饰艺术的学派。丁绍光等人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说明这一学派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和发展。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中国画可以因为有李可染先生而荣幸，那么，张光宇先生的装饰艺术则是亚洲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