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聪
我的父亲丁悚比张光宇大九岁，张光宇比我大十六岁。我十四岁在中学时已喜欢上画画，遭到父亲反对。因为画画，尤其是漫画不赚钱。也许是为了避免我受画画的熏染，父亲在家不常画。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我却一幅也没留下。父教的“退让”使张光宇取而代之，对我产生全面的影响。他喜欢我，我从小爱到他那里去。
张光宇与我父亲同在英美烟草公司画过月份牌、广告牌，还画过香烟上的小画片。后来他不愿再为外国人做事，要自己创业。他组织了“时代图书公司”。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出资买机器，作了这个公司的老板。“时代”的期刊有张光宇主编的《时代画报》、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和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作为一个出版人。张光宇酷爱书籍。他家里“书满为患”，太太曾有怨言。一次他忍不住买了一套书抱家去，谎说是向我借的。时间一长，他太太就怀疑了，说，你从来借人东西总是要及时归还的，这些书放在家里怎么这样久？在香港，我们和叶灵风住在一起，他也是很爱买书的，相互影响，光宇更是购书成癖。而我算得爱屋及乌吧，他买什么书，就跟着买。不知不觉中，他对我的影响，就从买书开始深入我的内心。这样我认识了肯特和珂弗罗皮斯。他在“新舞台”画过很多脸谱，是个“票友”，我也是个小戏迷。张光宇和我的关系，不在于他怎么教我，而在于潜移默化。我的欣赏趣味，完全是受他的影响。
这种趣味是高品味、高格调的，绝不标榜“人民性”而媚俗。当时，在美国的进步漫画家如乔治•格鲁斯、威廉•格劳伯的作品中，有某种很高的绘画技巧。墨西哥裔的珂弗罗皮斯用水粉创作，他惯用方和圆的基本形来收拾、规整对象，画面产生很强的装饰趣味。他还善于把众所周知的极端化的事件和性格鲜明的人物，以相反的影衬安排在一起，用“难得碰头”的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组画，情调诙谐，立意深刻。张光宇对这种高级趣味的形式和内容颇有偏爱。买珂氏编的刊物当时要一块二的银元，他仍不惜高价求购。与其说珂弗罗皮斯是他的老师，不如说是他的知音更合符实际。因为他们在追求高品味的装饰方面是同道者。
张光宇的装饰理想，是源于中国传统艺术的。他喜欢京戏，因为京戏的装饰性很浓。他还根据京戏的不同角色，设计成许多可以活动的折纸脸谱。他把装饰带进了漫画，即使是变形，即使是讽刺，也是以美为目的的，是平凡的事物向美的升华，哪怕是丑的夸张，也充满辩证的美感。他通过揭露假、丑、恶，来唤起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热情。较之具体的对象，他的装饰变形比真实的东西更真实，比一般的更有普遍性，比个别的更有典型性。所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为话剧《屈原》、《西游记》设计人物着装，其实不完全是从真实的考古上来，但感觉上古朴贴切。他有根据但不死守根据。他打趣说，他的变形是“造谣言”。“造谣言”，造出了他的独特装饰风格，还锻炼了他的创造本领。他一会搞这个一会弄那个，反映了他基于广泛的兴趣和修养的创造欲。他的色彩很考究，历经六十年，仍然很有现代感；他的构图，在中国古代画作中绝对找不到雷同的。他从来不保守。他搞的东西出手不凡，有的也算很成熟、完美的了，可他一点不自得自满，总会时不时地尝试新的东西。当时电影很新奇，他看了德国和苏联的电影，看了某部演剧，他就把电影镜头或布景，纳入到自己的构图中。所以他的艺术，前无古人，别开生面。
1937年抗战上海沦陷后，我跟张光宇到香港。我们同住一屋床对床。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实在难于抗拒他的影响。他像个厨师，采收来原料，综合加工，生产出成品。我只享受。我的作品，可从张光宇那里溯本。1957年时，他一心想恢复《万象》（解放前他主编过的一本杂志），搞一本文图、摄影高品位的杂志，未获认可。1958年终于创办了《装饰》。《装饰》实际上是《万象》的变种和继续。可见张光宇的执著。这种执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品德，也影响了我。张光宇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对做官没兴趣，对成名不在乎，来不来钱也无所谓。我想只有高格调的人品，才能创造高品位的艺术。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二十二年没在艺术圈中，然而张光宇为我点亮的艺术之灯在我心中一天没有熄灭。我中学毕业后，没进过专科学校，张光宇对我来说，就是一所学校。我从中不仅学到了艺术技巧，陶冶了审美情操，还懂得不少做人的道理。我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