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的学习旅途中，给我指引最多、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陈大羽先生。那时他不时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我们这些一心求学的学生却成了大羽老师最真诚的同情者及拥戴者，现在的师生恐怕很难理解当年师生间的这份情谊了。他长期住学生宿舍，恰与我们为邻。那时的学生宿舍都是筒子楼，说是为邻，其实就是一两步的距离，对门而居，伸手可及，这种幸运，现在的学生是无法想见的。一俟课余，我常去与他做伴，为他展纸研墨，看他作画，师生间无话不谈。谈他的人生遭际，求学经历，他与齐白石老人的师生渊源。对他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无端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倒不屑言及，但对报章上对白石老人的中伤却深表愤慨。长此以往，师生间无异于成了忘年交。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传统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他艺术上信守的座右铭便是“天道酬勤”，哪怕是大年初一，只要拜年的客人未至，他照样挥毫不辍。在他那里我不能不为自己的懒惰而羞愧。在那种特殊的岁月，他岿然故我，除了画画儿便是读书写字，每日午休常见他于楼道中置一藤榻，一册诗文，掩面而读，不久便闻鼾声大作，声震全楼。宋诗中有“手倦抛书午梦长”的句子，想来也就是这番境界了。

大羽老师大抵还是受着道咸以来的文化风气的熏染，赵之谦、吴昌硕如此，齐白石、黄宾虹亦莫不如此。金石学的成就对他们的影响至深，他们都是抱定以书入画的正统文人画观念一路走过来的。故其作画极重笔力，最忌轻浮。他的画儿笔墨雄健酣畅，一气呵成，结势凝重，老辣劲拔。他于书学、金石、训诂都致力甚勤，书法源自周金、汉碑、魏拓，对“三山公”、“爨宝子”之类所谓野碑情有独钟，因其稚拙、纯朴、厚重，滋养了他笔重气足的画风。自己自知笔弱，对他老人家的成就自然称羡不已。他给我的鼓励则是篆书八个大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看来并无近路可循，让人好生踌躇了一阵子。

那时的人物画创作总要先作素描稿，画论中当然有九朽一罢的说法，但恐怕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大羽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人物画创作当与山水花鸟同理，怎可成为素描的奴隶？这必然失去了中国画写意的精神，笔墨亦失掉了随机生发的妙趣。在大羽先生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弃所谓科学解剖结构的束缚，求精神抒发与笔墨的一致，求造型与笔墨意趣的统一。

1991年底，在我举家南迁之际向他辞行，两家合影之后，大羽师为我手书赠言：“正邪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这原是陆游的句子，从字义解无非是鼓励我不可以一时之成败、得失、毁誉入心，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罢了。难道他老人家还另有深意？换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别有深素焉？”自己至今未解。

王孟奇

2011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