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非/记录

2012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多功能厅举行了“黄苗子先生追思会”。前来参加的有关部门领导、来自文化艺术界的代表有：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陶骅，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汤恒，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韩美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尔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常汝吉，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林阳，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颖，原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姜德明、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李辉，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董事长李大钧等。参加追思会的黄苗子先生生前亲朋好友有：全国政协常委武淑青，丁聪先生的夫人沈峻，旅德学者王容芬，张光宇先生的儿子张大羽，庞薰琹先生的女儿庞涛，钟敬文先生儿子钟少华，高汾女士的女婿张宝林，黄苗子先生的世侄黄大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苗子先生的学生王亚雄等。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王涛主持了此次追思会。以下为黄苗子追思会实录。

王涛（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

尊敬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黄苗子先生追思会。黄苗子先生是我们出版界的老前辈，于1月8日先世，领导都对这次追思会特别重视。

首先请刘伯根代读马凯同志的信。

马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

苗子老走得突然，第二天中午得到消息后，原本打算下午会后去朝阳医院，但一联系，老人正在送往八宝山的路途中，未及见最后一面，实感深深的遗憾。苗子、郁风两位老人是我一直敬爱的文化老人，开始只是在文章作品中了解了他们传奇的经历和艺术成就，多年前在黄永玉老先生家近距离的接触后，印象更加鲜活深刻。二老相互进步、相互照顾，就像他们合作的书画一样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着实令人羡慕，什么时候见到老人，他总是眯着双目，微笑待人，和蔼可亲。音容笑貌至今浮现在脑海里。苗子老人有着过人的记忆力，记得有一次，还是在永玉老家中，他知我喜爱中华古典诗词，信笔在一张废纸上书录了一首田汉40年代在重庆写的诗，并滔滔不绝的讲出了这首诗写作的背景。这张纸我至今仍然珍藏着。记得是在2008年苗子老忽然病倒了，苗老呼吸、心血管、脑等四个方面都出现了红灯，哪一个方面都是致命的。但在朝阳医院院长、许多院内外专家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苗子老挺了过来。有一次我在病房看望他时，他不住地跟我开玩笑说，我现在一切都好，出院后我们一起去吃溜肥肠。在病床上的日子里。苗子老在身心双重压力下一边养病一边创作，其间还办了个展。有人问我，苗子老的个展你能去看吗？我说再忙也要抽空去。在个展上见到苗子先生坐在轮椅上，插着管子，心里百感交集。个展很成功，更令人宽慰的是，去年苗子老被评为“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苗子老可以安息了。苗子先生的追思会因公务在身，不能参加了。特写以上的话，全当我的一点追思，聊表心意。

常汝吉（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

尊敬的领导，各位专家，我谨代表人民美术出版社，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组织举办苗子老人的追思会，感谢文化艺术界朋友的莅临作为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领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黄苗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时间就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完成了对中国美术史许多重要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并获得“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和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1913年黄苗子出生于广东中山县，黄苗子的祖父黄绍昌系清末的举人，曾在广州广雅书院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是香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黄苗子少时就读于他父亲创办的香港中华中学，受家庭严正的教育和传统影响，喜爱诗画文艺，八岁习书法，十二岁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书，15岁那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周刊，为他日后打开了一扇通往漫画创作的大门。年仅15岁的黄苗子的漫画创作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报纸的认可，并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半角漫画》画漫画。因怕家里不同意，需要个笔名。岭南画家黄般若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正式踏入漫画界。1929年黄苗子的创作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不久漫画发表了，叶浅予来信，热情地鼓励，从此苗子走上了艺术之路。1931年10月，怀抱着抗日的热忱，黄苗子离家出走，奔赴了当时中国漫画发祥地上海。不久黄苗子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丁聪、张乐平等人。黄苗子不断地在《时代》、《生活》、《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之后在《良友漫画》画报做编辑。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等发起、筹备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黄苗子成为漫画界的中坚人物。1938年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工作，参加抗日文艺活动。1939年至1949年黄苗子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财政部聘任秘书，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作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等职。虽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却内心憎恨国民党腐败。1941年皖南事变后，借助其特俗身份向邓颖超通报了国民党中央针对八路军办事处的五条方针。毛泽东随后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借此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嘴脸。邓颖超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共产党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从此结下与苗子老人几十年的友谊。1949年9月，黄苗子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他主动要求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担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后调任公司合营后的《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1952年调任国际贸易委员会展览部副部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黄苗子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在此之前，黄苗子受到了当时文艺界老前辈阿英的启发，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着手研究工作。可惜1957年被错判右派，1958年到北大荒改造。1960年因为身体原因被送回北京，继续留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是在资料室整理图书，今天在资料室还能看到黄苗子当年在线装书上写的隶书签，黄苗子还做了古代笔录图注的分类编目工作，并且涉猎、购藏过不少上等图书，曾经购得很珍贵的明版《陈柏杨集》，并编辑人美社所藏社本的书务。之后黄苗子调到古典美术编辑室，他认为二、三十年代黄宾虹先生主编的《美术丛书》出版后，还缺乏一种广泛搜集我国历代有关画论、画史、画法等著作的参考性图书，便策划了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直至近人吴昌硕、黄宾虹的有关画著、论述编辑出版，当时列入近七八百种，命名为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在不长的时间内，校勘出版的有《历代名画记》、《元代画作记》等罕见版本约七八种，其中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一种，先由上海范长忠教授对传世各本非一年之力点教一遍，又请启功教授再加审阅。丛刊的筹备和点校当时得到了国内著名学者的关注、策划或参与。为了搜罗古代美术珍本，1962年黄苗子与人美社同事难上苏浙皖，历览南京、合肥、上海、杭州、苏州各图书馆，逐一记下数目和提要，作为日后收录丛刊的准备。1967年文革开始，黄苗子先进牛棚，后被关押，直至1975年才被释放，1976年从人民美术出版社退休，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黄苗子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始终未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他对中国美术史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考据对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黄苗子退休后关注人民美术出版的发展，关注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发展，只要是关乎总社的事情，当请他做些贡献的时候，有求必应。这几年他的年纪越来越大，社里常常不忍求他写字作画，但他非常达观，不顾高龄和多病的身体，总是按时完成社里的请求。黄苗子不仅是编辑家、美术理论家，而且还是诗人、画家、书法家，最有成就的当属书法。黄苗子的书法受教于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邓尔雅。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黄苗子与于右任、沈尹默、叶恭绰、潘伯鹰等当代书法名家切磋书法。他的书风尊传统、重创新。有一种说法是他60岁才学书法。其实苗子老人的书法早年就已脱颖而出，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书法风格大变，受到了著名书画家张正宇影响，创造了引画入字的格局，他以自己丰厚的文化学养为基础，学习老师邓尔雅先生善用异体字的特点，并创造了繁简相间的篆体书法风格，在当今书坛上独树一帜。吴冠中先生曾说：“对苗子，我先是拜读文章，从中获得艺术方面的教育，后才看到他的字，一见倾心，十分喜爱。突出的感觉是，构图美，虚实美，结构美，总之是造型美。”纵观苗子老人一生经历传奇。从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室总干事，到毛泽东眼中难得的人才，从流放边陲，到入狱改造，直至平反释放，历经磨难，但他始终乐观积极，没有被生活当中的苦难打倒，一生坚持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追求。他是艺术大师，更是人生的楷模。我们永远缅怀这位可亲、可敬的百岁老人。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党组副书记）：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黄苗子先生的追思会，这是我们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界、艺术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苗子先生不仅是人民出版社、人们美术出版和中国出版集团的重要名师，也是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是我们的老前辈，早在五六十年代，作为编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点校编辑了一些重要古代美术著作。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作者，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出版了不少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和散文小品方面的专著。苗子先生小时在香港读书，10岁时就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漫画，20岁到了上海，投稿漫画的同时，也为一些文艺期刊做过封面画，并跟上海大众出版社编辑。在抗战前后，他画了一些讽刺敌人的时事漫画和书籍。在广州、重庆、上海等地，以及从事了译文活动，虽然历经坎坷，但是，收获甚多。苗子先生在编纂和研究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他家里至今存放着一摞卡片盒，里面近万张读书卡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苗子从下放之地北大荒回到北京，起初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料室工作，为他提供了阅读大量史料的机会。于是在那些日子里，他集下了近万张写得密密麻麻的读书卡片。从出土文物中的美术实证，到野史中的传言，历史上与美术有关的一切应有尽有，正是在这些卡片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不少美术史论研究文章，后来出版社交给他编辑《中国美术论著丛书》的任务，打算把南北朝以来的历代的美术著作选优整理出版，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上海、江苏、浙江各地去访寻古代美术，也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和简介之类的文章，但是这个计划只做了一个开头就因文革而终止，只出版了《历代名画记》等六七本，这些书成为研究古代美术的重要资料，他撰写的《美术欣赏》、《画家徐悲鸿》、《画坛师友录》以及《苗老汉聊天》等等等等，均得到了读者们的好评。200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他“成就卓越的美术史论家”称号。上世纪三十年代苗子先生就用了一年的时间一边断句一边苦读汉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五十年代他下放北大荒，几乎与文化绝缘。苗子写信给家里要订一套《考古杂记》。家人回信说，劳动改造你还看什么考古。苗子回信：劳动是主要的，但是我也不能没有思想，不能脱离知识。苗子先生念念不忘美术史的研究。他一生最爱的事就是读书，最痛苦的事就是没有书读。六十年代，苗子先生为了收集资料，经常去作家聂绀弩的家里，他发现聂老家的藏书，从唐代丛书到明清笔记小说都有，于是他就一批一批地借阅，一个月总要去三四次，每次包里总是夹着几本书。读书人往往嗜书，苗子先生另一个嗜好就是藏书，从解放初他就是北京古旧书店送书上门的老主户，以至于他家一度成为业内朋友借书的图书馆。但他并不守书如命，1998年他把一千多本古线装书全部捐给香港大学图书馆。解放后来到北京，通过朋友介绍，苗子先生从一个老板那里花了40美金买了一大批美术史方面的书籍，装了六辆三轮车，这不但使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藏书角度的富豪之一，更激起他研究美术史的深厚兴趣。从20岁开始他就记住了老师的教诲，写字一定要有文学修养，所以他的书法是建立在他丰厚的学养基础之上的，因此才能在最古老的文化与当下的体验架起一座桥梁。把古老的甲骨文、篆书、隶书与现代体验、当下心静结合起来他认为，书法的美来自于艺术家对文化的理解，来自于对艺术的真知，以及人生的历练和人生观。2011年12月19日文化部授予他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他把100万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张光宇集》这个出版项目。

今天我们缅怀追思黄苗子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对民族文化事业和出版工作深厚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学习他坚持真理，胸怀坦荡，正直豁达的人生态度，学习他顽强进取，不断为人民奉献优秀文化作品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造就一批国宝级的文化大师，我们要把中国出版集团打造成国家级的出版航母，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开发好我们最宝贵的人才资源，培养、造就一批国家级的专家和人才，创造一切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造福社会，让他们的人格风范，光耀后人。苗子先生，我们永远的怀念你。

邬书林（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苗子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这位幽默、睿智、谦和、豁达的文化人表示无限的追思。苗子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是有进步的一生，早年他用他手中的笔抗日，并通过文化工作支持共产党的进步事业。他始终以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作为终身追求，表现了一个文化人的崇高追求，苗子先生在文学艺术多个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他是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在文化方面做过诸多贡献，特别是进入晚年，始终保持着对文化的追求，和旺盛的文化生命力，苗子先生热爱生活，幽默睿智，一生幸福。80年代、90年间我们在报刊杂志上常常念到他的散文，在许多会议上常常看见他的身影，无论是书刊上的文字，还是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苗子先生的作品文字也清新，思想也深刻，表达也轻松，今天我们举办黄苗子先生的追思会，不仅要颂扬他的功绩，颂扬他对文化与出版的贡献，更要学习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精神，更要学习他对出版工作的敬意，对学术的严谨，对后学的体现，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更多像苗子先生这样的大家做出贡献，我们要像苗子先生那样以祖国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用文化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谢谢！

蔡名照（中宣部副部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今天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里举办人民美术出版社离休干部黄苗子先生追思会，以崇敬的心情追忆黄苗子先生为发展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达对黄苗子先生的悼念之情。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的委托，我代表中宣部对黄苗子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黄苗子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黄苗子先生是我国当代艺术大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我们的党，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文化出版工作，追求进步和光明。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情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一生经历献给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在美术和书法创作、美术评论、美术史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界重大损失，悼念和缅怀黄苗子先生，要学习他忠于祖国和人民的精神，学习他对文化艺术孜孜以求，努力创新的精神，学习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无限探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潜心打造传世之作，把报效祖国、奉献社会、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文化发展前景广阔，文化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黄苗子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秉承崇高的文化追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增强国情了解，增加基层体验，增进群众感情。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在时代的进步中推动艺术进步，努力实现题材、体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大力推进观念、内容、风格的积极创新，生产更多不愧于时代的、不愧于人民、不愧于历史的精品力作。要像老一辈艺术家那样，把思想道德修养作为毕生创作之本，自觉推行文艺双修，自觉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扬严谨博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风尚，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为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永远怀念苗子先生。

王明明（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画院院长）：

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苗子先生突然走了，那天给我打电话，我也要去看他，可是他说已经办完事了，所以我想了很多，我在想这老一代艺术家90岁以上的都走了，比如许麟庐先生、黄均先生，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给我们留下很多思考。苗子先生是我的良师，每一次跟他接触都给我带来快乐和思考。我记得十年前，就是03年，他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说一定要我来做，在文化局的和园给他做了一个90岁的大寿，当时瑞环主席刚退下来，他第一次出来就到和园来，我记得我们坐在四合院中间我们谈了很多，大家非常高兴，去年我见到他有两件事，我把我书法展作品画册给他，另外他特别惦记我们老院长叶恭绰先生再版的书籍，我跟他谈了很多，我感觉到他对我们后学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08年我的画展，他坐在轮椅上一张张非常仔细的看，所以我在想这一代老艺术家的离去，实际上给我们留下非常大的空白，这个空白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文化的积淀，是他们对治学的严谨，和面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他经常跟我说，你看看有没有好吃的，咱们和郁风一块去吃。包括画院门口的一个小店，他们吃的特别高兴，我能感觉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在郁风先生走了以后，我突然感觉到这对黄苗子先生的打击非常大。我看了那次履生在美术馆给他们办的展览，因为他们两先生实在太默契了，有的时候看了特别的心酸，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做透析，可是老先生也特别的乐观，跟我说，你看看我能出去咱们还要去吃。实际上他对生活产生了乐观的态度，而他的治学非常严谨，对于黄苗子先生的离去我们首先要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去承接这些老先生的优秀品质和治学精神，以及对后学、对前辈的尊重。每次他都跟我提到对包括叶恭绰，张正宇等这些老先生的怀念，对他们艺术的宣传也给予非常多的厚望，这一点对我是非常大的鞭策，我们一定要做好传承这件事情。另外，他对后学的提携，像我们这些中年艺术家，他们都非常的关心和爱护，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有了老爷子在我觉得非常充实，他不在，心理便感觉空空的，这个空我们用我们的努力去填补，去学习老先生的精神，把文化事业发展下去，谢谢大家！

吕章申（国家博物馆馆长）：

文化老人苗子先生走了，我深感悲痛。90年代我在中国美术馆工作八年，与苗子先生和郁风先生接触非常多，都记不清多少次了，见面、聊天、一块看展览、吃饭等等。

今天出于时间关系，我简单谈几点感受。第一，我觉得苗子先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仁慈、宽厚，一生追求真、善、美，对人都是从善出发，所以他德高望重；第二，他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人，他学识渊博，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这不是一日之功。刚才大家说，他从小就有这种修养。老人虽然百岁了，但他不封建保守，最后爆发出来是创新、改革。刚才王明明讲了，我们今天的人欠缺的就是这些——我们的修养、我们的学养。老一代人走了，包括启功先生、丁聪先生。郁风先生、丁聪先生都是中国美术馆离休的老专家，我有幸给他们服务了八年，接触非常多，今天我呼吁，我们一定要把传统文化找回来，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去学，去修养，这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苗子先生是一位豁达的人，他智慧、幽默，大家都知道他和丁聪老先生生前已经相互画了花圈，做了漫画，这种幽默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后把生死看得非常淡了，他对人必然要死这个规律已经大彻大悟。我记得在郁风老先生走之前，我们有幸聚会了一次，还有胡启立同志，王蒙同志，那时候郁风先生身体还非常好，但不久郁风先生就走了，非常悲痛。2010年苗子先生在病床上给我写了一封信，国家博物馆建成他非常高兴，他说一定要找机会举办张光宇先生的展览，这封信我还留着，今天张先生的孩子也在，咱们就策划这个事儿，看看什么时间办展，由国家博物馆和有关方面办展览。同时，沈先生也在这儿，包括丁聪老爷子也走了，什么时候办展览，国博都来做，都来承担。

李文儒（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今天参加这个会感触很深，有一点感受，两点体会。故宫博物院是非常荣幸接触了苗子老和郁风老，我们给两位老人在故宫的神武门上办了一个展览。借此，这两年我经常到医院和苗子老商量这个事情，他给我的感觉真是和善、乐观、豁达、幽默的，当然都是以睿智为至的乐观豁达，和苗子老在一起非常的开心，特别是对死的态度，直到他病危的时候，他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作品和郁风老的作品一起捐给故宫博物院，而且两位能够在紫禁城的神武门上办一个展览，他当时非常的开心，跟他商量事情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高兴的不得了。我和苗子老因为展览的事情有过一个比较长的对话，他还为这个展览写了两个字，根本看不出这个字是99岁老人写的——艺缘，他说，自己和故宫博物院有缘，我说，你和郁风老也是有缘，感觉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艺术、为了学术、为了文化而出现的，真正是一个世纪老人，我又想一个人如果把他的一生交给了艺术，交给了文化，交给了学术，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很至善的人。我们国家现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什么呢？真善美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境界，这么一个百岁老人传统文化积累得越深，最后的爆发力和创造精神、创新精神越表现得激励、顽强。他晚年画画，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诗书画是分不开的，一开始是分开的，会画画的不会写字，会写字的不会写诗，黄老到晚年书入诗，诗入画，分不清是书还是画，已经融为一体了，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的现象，吴冠中先生我也很敬佩，他一心想把中国的汉字美术化、艺术化，在这点上苗子老师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在座的韩美林先生，也在做这件事情，中国书法中字的精神，中国画的精神，中国诗的精神，哲学、诗学、画学艺术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老人这样的百年做这样的探索，我真的是很钦佩。所以，在追思会上，我着重说这两点感觉，如果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我们中国画的发展会有一个很纯粹的功底，未来也会有很大的空间。

陈履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苗子老先生去世之后，我自己想尽一己之力去努力、去弘扬苗子先生的精神和品格，我提议在《美术报》上做一个专版，在1月14号已经登出来了，我曾经在上面写过一篇名为《追思黄苗子先生》的文章，我要说的在里面基本已经说了，16号中央电视三频道，这是我见到媒体中第一个纪念黄苗子先生的特集，我作为特集的评论嘉宾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他问我，如何评价黄苗子先生的成就，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或者中国文化史中，黄苗子先生涉足很多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中我们谈到某几位代表人可能都谈不到黄苗子先生，但是，总结这个领域中的重要人物时，都离不开黄苗子先生。当叶浅予先生去世之后，尤其是丁聪先生去世之后，人们感到30年代漫画史已经翻过了一页，但是，没有说终结，只有黄苗子先生去世之后，我们真正看到了30年代漫画史的终结。但是我们讲30年代漫画史的时候会提到一两位漫画家，但可能不会提到黄苗子先生，然而，黄苗子的去世恰恰是为这整个历史划上的句号。我们谈美术史研究的时候，尽管黄苗子先生对于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以及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写过很多的书，尤其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部书《画坛师友录》，其本身就是一部现代美术史，但是我们谈美术史几位专家的时候，可能也不会例举到黄苗子先生，我们在系统研究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不能忽视或者缺少苗子老所做的贡献。我们谈书法的时候，20世纪书法大家林立，我们仍然像其他学科那样数一数二可能数不到黄苗子先生，但是，在整个20世纪书法发展的历史上，黄苗子先生是很重要的篇章，在这个篇章中他以他的幽默、达观和谦和，表现出对书法独特的理解，这是我对他整体的评价。 我认为他是我们20世纪美术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当然就他人品各方面而言，我同意各位的理解。另外，我们补充一点，黄苗子先生对于学术的关注和重视，以及他对于后人的提携，是他为人的独特之处。在他所接触的老人中，我们读一读《画坛师友录》，从齐白石、黄宾虹开始一直往下，里面没有最后的结尾，没有到达人生的终点。我说这个事，是因为我在写追思黄苗子先生的文章时，又重新读了两遍他在人生最后所写的两篇重要文章，都是为韩美林先生写的，他的终点应该在韩美林，而且他的口述笔记又在病床上修改。他一辈子扶老携幼，老的辅佐了很多，写了很多评论推广工作，但是，幼的，他和韩美林先生几乎是相隔了一代人，他这种文化的责任感，正好像王明明先生所说，他的使命一直没有放弃，真正是生命不息，使命不止，尤其在给韩美林的《天书》所写的序文中，对中国书法的定性评论，我认为我们至今都应该重新去温习。要说的话很多，我只能说这些，谢谢大家。

韩美林（著名画家、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今天心情不大好，讲不好。

我以前受黄先生对我的爱护、对我的支持，走到这么一步，尤其是在书法上、在做人上，我感到，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们的关系不只一天，我59年就认识了郁风老师，59年就认识了丁聪老师，63年认识了苗子老师，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说实在的，同志们，我连大张羽都没有见过，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真是淡如水，但是，正如黄永玉说的，我们是用心交朋友。我们虽然认识了50多年，但是，他对我的支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今天感恩，半年前我去看望他，他已经坐了轮椅，打点滴。那时候我就和黄先生说，看我的。同志们，你们可能不相信，老师是多么重要，我一辈子感谢祖国，因为这个土地培育了我韩美林，第二，我感谢老师，这一生几位影响很大的老师沈从文老师、苗子老师、丁聪老师、黄永玉老师、周令钊老师、庞薰琹老师、柴扉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绝对不能忘记老师对我的培养。同志们，那时候他还能吃肉，后来送包子、送肉，他都不能吃了。我就知道，我赶快赶快把展览会办出来了，同志们，你们可能不相信，我半年干出了这么多东西。我离开他以后，我说，你放心吧。我半年出了这么多的书，这是我献给苗子老师的最后一份礼物。我半年出了这么多书，我想让他有一个惊喜，我没有想到他离开了，大刚知道，大刚来我家的时候，我说要给苗子老师一个惊喜，现在做不到了。我认识苗子老师、丁聪老师，还有已故的老师。他们第一个就是教我做人，从做人角度来说，我受过很多的苦，大家都知道苗子老师都没有哭脸，我见他都是笑脸，我从他那儿得到好多好多。黄永玉也是，天天笑话不断。沈从文老师我们56年就认识了，我们仍然很好，我从他那儿学东西，而不是天天跟他拉什么近乎、照相，恩师应该记在心里，不是嘴上左一个恩师，右一个恩师。大家不知道，黄苗子老师、丁聪老师我们一见面就拥抱，我们就在耳朵里说一句话咱们不死，因为我们受了很大的罪。我在学校里是个不说话的，我是一个小尾巴，人家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现在变成走到哪都让我说笑话的人。我们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当时我已经是命悬一线了，他带着几个部长来看我时还说，让美林讲个笑话，我心想，我这样，你还让我讲笑话，我头都抬不起来了，这就说明我的笑话压倒了我的性格，超过了我平时做人的一些东西，我比较不爱宣传。

只有五分钟，我讲一下，这些老师这样淡定，对生活看得那么淡，他受那么大的罪，他的表现形式又是乐观的，今天趁这个功夫，我说一句心里话，我们要爱护这些老师，我们要永远怀念这些老师的同时，活着的老师们、活着的国宝级的前辈们都值得我们爱护。大家都知道启功老师，他晚年就吃方便面，连口水都没人给他倒，他小便的时候，要等人给他接。我们天天讲启功老师，我们天天说人家是国宝，可是他走以前他的侄子、侄女，他的侄媳妇也不能天天去照顾他，我们书画室都没去过一次，活着的国宝级的，希望我们国家重视起来，我希望给他们一个好条件，丁聪老师的书都没地放，这是我的一点愿望。我希望在国家十七大之后，对待文化发展，首先对人才、对专家、对国宝级的这些人要重视，关心他们，不要让他们再吃没有开水的方便面。

好的，我讲完了，谢谢！

沈鹏（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沈鹏先生在黄苗子追思会的书面发言。黄苗子与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共事，其中有一段时间同处图片画册编辑室，我忝列领导职务，工作互相配合，为了编四川收租院雕塑、抗美援越小册子，大家齐心协力，有时周末加班去他家里，因为他房屋略显宽敞。在人美社期间，最能发挥黄苗子专长的应属《中国历代画论丛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一项大的工程，只有很少几位老编辑能够胜任，这项工程现今如何我不了解，应当持续下去。文革期间黄苗子受到迫害，他出狱后第一个探望的人是我，不但因为我们是老友，还因为他知道我在当时困难条件下曾为他鸣不平，往事已矣，逝者安息。

林阳（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

在黄苗子先生今天开追思会的时候，我也代表人民美术出版社宣布一个计划，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启动四卷《黄苗子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套书将在2013年黄苗子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出版。谢谢大家!

李辉（作家、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高级编辑）：

苗子先生走了，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他走到了百年，把该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完，在怀念他的同时也为他的完美句号感到欣慰！认识快30年，真正接触比较多的是近20年，包括我们一起到澳大利亚旅行，到全国各地旅行，最近一次就是07年他95岁时，我陪着他回他的家乡中山，接着又到香港，两个星期拍了一个回家的纪录片。黄苗子跟郁风两人是永远分不开的，提到黄苗子就要提到郁风，他们都是达观、乐观、很从容的老人。在03年非典的时候，大家恐惧的不得了，我们大家都不敢出门，我给苗子先生打电话说我要去看你，敢不敢让我们进去，他说敢呀，非典就像中彩票一样，哪那么容易碰到。非典期间我们第一次走进人家里就是苗子先生家里，苗子先生也挺胆大的，现在想想也后怕，90多岁的人我们还带他全国各地的跑。苗子先生一生是传奇色彩很浓的人，他在民国的时候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时他是国民党的上层，最终做到财政部很重要的职位，和孙科，宋子文在政界中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些也是对我们研究历史来讲非常重要，也是应该重要挖掘的。很遗憾的是我曾经谈过很多小时的，专门想做一个黄苗子谈民国，但是从他住院到故去，没有做成非常遗憾。他用他特殊的身份和关系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都用他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做了无法替代的贡献。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万历十五年》，但是都不知道怎么来的，黄苗子信里面曾提到这个事情，黄仁宇先生想到在中国大陆出版，78年通过人带到中国想提前出版，就找到郁风的侄女婿，开始被海关扣下，因为书稿是不能带进来的，后来通过一个美国人，走了两次才带到大陆，由苗子先生推荐给中华书局，通过各种关系促成《万历十五年》的出版，从此为中国史学界写作和研究，为我们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和作者开了一个窗。我们在追思黄苗子先生时候要看到他整个文学创作、思想、文学的推动力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他在他人生最后几年显得那么从容，他是经历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在漩涡中走惯的人，我们很难接受的人他能够很从容看待，很多历史情况并不是我们看的浮在水面上那么一点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隐秘的东西，是我们很难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谈清。他把名和利、生和死真正看得很淡，而且真正看透了，像这样的人走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前辈，又少了一个让我们怀念尊重的人。所以前几天在跟黄苗子先生遗体告别时，我和家明先生就说我们这一代人到北京来就是为了给一批民国过来的老人送行的，上一次在这开会，是范用先生的追思会，这次是给苗子先生，我觉得我们有幸的是和民国时代的文化人有了亲密的接触，有了人格精神和文化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能够作为晚辈有幸陪他们走到最后的几十年，能够看他们的作品，能够听他们聊天然后送他们一程，对我们来讲感到欣慰。谢谢大家！

武淑青（全国政协常委）：

尊敬的各位朋友，黄苗子先生追思会的领导，我是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常委武淑青。我是通过我的老朋友，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主任梁爱诗先生，黄苗子先生是他的舅舅，但是，对黄苗子先生的历史还不太清楚，梁爱诗是很谦虚的人，我们第一次去拜会黄苗子先生是梁爱诗带我们去拜会他老人家，我记得苗子先生给我们香港做爱国教育的时候，1993年在香港的陈慕华大姐，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先生，也为香港回归以前创办一个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安排香港所有阶层的女性来参加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我们和爱诗女士谈，是不是可以请黄苗子先生给我们93成立的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鼓励，黄苗子先生义不容辞写了两个字给我们妇协，到现在“妇协”还是挂在基金会香港妇女协会门口，现在已经十八九年了，先生提字给我们是鼓励我们。当时93年的时候，我们有12个妇女在办妇协，我们是民间的，在香港回归之间做了很多，支持国家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也受到妇协的副主席林女士，她以前也做过政协委员，代表我们妇协对苗子先生给我们鼓励表示非常的感谢。1997年7月1号，董建华先生做香港第一届选举讲话的时候，董先生跟我提起来，香港的孩子不认识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没有国民教育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得到董先生的支持，我们在香港成立了中华精神和历史文化教育基金，也是民间的。因为当时的香港，我们不可能有手段用政府来搞培养香港爱国的基金。黄苗子先生听到我们1999年2月份成立的中华精神和历史文化教育基金，他请爱诗女士给我们送了几个字，我希望今天念给大家听一听“山河大地民族魂，炎黄子孙正寻根”这是1999年2月份。我们那时候已经安排香港的孩子来内地，我们也赞助，他们的爸爸妈妈也给点钱，这段时间，我们带了一万个香港的青少年来到内地，到祖国各地，有些学生已经到大陆工作，也有已经做了爸爸妈妈的。所以，我们觉得苗子先生给我们留下来的是精神的财富，留下的是作为中国人怎么为国家做事。黄苗子先生也是在香港出生，土生土长的，跟我们一样，我们香港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国家也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学习过程，不是和内地的大家一样的。我们有时候要考虑怎么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理解香港的对国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去年通过梁爱诗女士带了点东西去苗子先生的家里看看他，他提出来愿意为我们题词，我请他帮我们写了三个字“中国心”，我们主要考虑香港今年回归祖国15年了，我们在做一本书是《中国心》，希望这些年轻人跟我们来过内地的，再写写他们这15年长大的过程，也写写他们在社会上怎么作为中国人的概念，怎么在方方面面做工作，为香港为国家做事情。我们认识黄苗子先生，还是从刚才大家给的灵感谈了谈他的为人，令我们很感动，也希望回香港，和香港的年轻人讲起黄苗子先生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的精神。也感谢你们今天给我机会在这里说几句话，谢谢！

沈峻（丁聪先生夫人）：

我觉得我在这发言不太合适，我对这方面一窃不通，我跟苗子接触很多，但是我们只是生活上的接触，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叫我家长，因为我管他们几位老同志的生活。丁聪去世之后写过一个悼词，现在还挂在我们家里：“七十交情九十翁，君今飞去一条龙。我是破车牛亦老，粉丝亿万小丁聪。”这两天觉得苗子也走了，丁聪也走了，他也不可能再写了，我替丁聪也写了一个悼词：“八十交情百岁长，飞天不待祭灶王。如今猫仔离猫国，天堂重开二流堂。丁聪、宪益天门见，又见唐瑜吴祖光。郁风朗笑高志道，人间只留万荷堂。”也许我今天这个东西跟今天的会不合拍，不是那么正经，不过也没有关系，我们朋友经常开玩笑开惯了。

庞涛（庞薰琹先生的女儿）：

我去年一年没有去看苗子先生，为什么没有去呢？去年一年我得了肺炎，身上一直带着感冒菌，所以不能去看他。他是上个世纪30年代跟我父亲最熟悉的好朋友，我父亲当时走的时候，我在巴黎，我根本不知道他病成那样，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没到半年就去世了，很遗憾。今天苗子老不在了我在这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就跟他有一定的缘分，我出生的那天他就在我们家。他们悄悄的走、默默的走，留下他们的品德、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榜样，我觉得像他们这样一批艺术家，给我们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就像文盲一样，他们的学识对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境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像他们这一辈意大利、希腊、德语精通那么多语言，翻译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学问有那么多，我们这一辈没有一个人达到。他们的作品也是来回来去的折腾，所剩无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钱，商业上的炒作等等。涉及到真正文化的问题，是要得到保护，在文化被破坏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人真正做点实事，在很不协调的状态中，我们的制度太不合理，用业余的人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水平下，今天成就这些问题，成就这些东西。这些作品收集起来以后是那么的难能可贵，是很高的水平，它要在教育的过程中使得全国人素质作为提高，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慢慢的积淀，所以说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很多环节是需要很具体的落实，不是一下子就行的，苗子走了，一个一个都走了，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做点实际的事情，把它传承下来，中国的文化本来是历朝历代，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朝代都有些新的贡献，我们现在这个朝代能不能保存更好，这是我们责无旁贷要做的事情，我不希望表面文章做得漂亮，实际东西做得不怎么样，我们只是表面上一个劲怎么怎么好。要是有一些人沽名钓誉，那些东西根本不是艺术，还要到国外展出，丢脸啊，根本不是那么的雄厚的祖国文化。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要来了解基层，也要到我们这个退休的这些人这里来，了解一些过去的、他们的一些事情。比如我曾见过很多次，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走基层走到我们这个层次，这样才能把它搞得更好。

王亚雄（中国艺术研究员副研究员、黄苗子先生的学生）：

07年4月15号师母过世之后，黄老把我叫过去，让我帮他们处理收藏的字画和他们两位老人的作品，交给嘉德拍卖，所得的款项建立一个黄苗子郁风文化艺术基金会，后来汶川玉树地震他们拿出钱款捐给灾区，还给藏族学生捐钱购买电脑，去年又把中华艺文奖的一百万完全拿出来，用于张光宇出版画册和宣传之用。作为黄老的学生，给我的恩惠和教诲让我一生收益，老人的宽容、仁慈、大度，和再难也要坚持的品格和精神是我一生的楷模，人的一生有一位好的老师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在我2011年出版的画册中，我写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和恩师黄苗子郁风，他们给了我艺术，在我的心里我会永远记住怀念这两位老人的。

黄大德（作家、黄苗子先生世侄）：

我们家跟黄苗子一家有着四代文字因缘，我的曾外祖父邓蓉镜是广雅书院山长，黄苗子的祖父黄屺香是该校的主任，我的外祖父邓尔雅和黄苗子的父亲黄冷观是广雅书院的学生，而邓尔雅又师从黄屺香，邓尔雅又是黄苗子的老师，我父亲黄般若是黄苗子美术的启蒙老师。今天我是带着四代人在一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交谊，来到北京，参加这个追思会，表达我们对黄老最后的敬意。

四代人中到了我们这一代，开始时，对黄老的印象是模糊的，我哥哥第一次见黄老，是在广州解放的前夕，在父亲的裱画店友石斋，那天黄老匆匆的来找我爸爸，耳语了几句，走了。后来，我爸跟我妈说：“猫仔今天来过。”我哥才知道那是黄苗子，后来他在90年代和黄老再次相遇在澳洲。我三姐60年代初，毕业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住在黄老家，后来再没见面了。我虽然自小听妈妈说过无数次关于黄苗子的故事，但第一次见他是在1986年，后来，他在澳洲给我来过几封信，偶尔回来，途径广州，也便会打电话给我，约我们去喝茶，但真正的交往是他从澳洲回北京之后，我多次专程来看望他，与其说是拜访，不如说是向他请教。挖他肚子里面的资料，于是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我是搞美术史研究的，在近三十年收集资料和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在广东美术史上最值得我敬佩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潘达微，一个是黄苗子。他们两人都有共同的特点：第一，在艺术上他们是杂家。第二，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刻上了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写他们的文章也最多，当然，潘达微有过专著的研究，但对黄苗子只写了三篇文章，在写黄苗子的文章中，大家可以翻翻，已经记录了我们两家人的文字因缘。记录了我对他的了解、艺术的评价和人品的敬重，但是我知道，黄苗子这本大书我还远远没有读懂，还有待我去深入地研究。

黄老是一个包容的人，有博大的胸怀，于是很多人都利用了他这一点，以为他可以有用，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眼睛像一把剑，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心里都明白，但他不主张记仇，也从不记仇。他只会在失望，慢慢的疏远他。

去年七月，我来看黄老的时候我们还说好明年我还要来看你，跟你做百岁的贺寿，但没想到他悄悄地走了，我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心里感到很遗憾。

黄老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我接到海内外许多朋友和媒体的电话，问我黄老的情况，我无言以对，于是我花了三天三夜写了《他无愧无憾地走了》（这在昨天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写完之后，我又接到北京电话，说准备为黄老开一个追思会，问我会不会来参加，我说：“来，一定来。”

我到北京之后，马上去看望黄老的孩子，他们给我翻出了黄老的笔记本，看到了他们在1月10日整理黄老遗物时发现的一首诗。这首诗写在2009年10月是用木兰辞改写的：

唧唧复唧唧，老来医院息。

不闻机杼声，唯闻刀剑戟。

问你何所思，问你何所忆。

昨夜见黑帖，妖风卷臭腥。

罪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阿爷是卧底，阿爷害人精。

阿爷陷好人，投之入死槛。

千古奇冤！

千古奇冤！！

千古奇冤！！！

朋友们，请大家看看，这扭扭曲曲蚯蚓般的笔画，这几乎不成形的字体，这写了又划、改了又改的文本，你们看出了什么呢？

一笔一划，如刀刮心，一字一句，家室血泪，这是一个98岁的老人受冤受辱的真实心态。

这是黄老在叫冤哪！

王容芬（留德学者）：

我讲一讲这件事情的背景，这位始作俑者是章诒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她说黄苗子是卧底，是告密人，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当时她发了这一篇，后来还有第二篇，而且她拿着境外的钱要做一个告密系列，先是黄苗子先生，接着是丁聪先生。当时丁聪先生已经插管了，已经输液她还要写，后面还有一系列的，都是当代文化人，那一年黄苗子先生97岁，住在危重病房里抢救，我们的报纸发表这样的文章，文革以后几十年了还有这样的事，刚才韩美林先生讲要爱护这一代文化人，要爱护国宝级大师，不能让他们再吃没有开水的方便面，不能再让他们再住没有地方放书的房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能再受这种屈辱。刚才王明明先生说黄苗子先生看破生死，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荣辱不惊，我不太同意黄大德先生讲的是他非常义愤填膺，大家如果认真看可以发现他非常乐观、达观，不屑一顾，对于章诒和的诬蔑，黄先生只有三个字“不理她”，因为黄先生没有多少时间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为自己辩冤了。这三年他在抢救病床上做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是第一件继续发挥他书画一体的苗子体，三件代表作：一个是《狩猎图》，一个是《农耕图》，一个是《祭祀图》，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院展览的三件大图，这是他在艺术上的陶冶，他需要时间，如果用这种东西来骚扰的话，他什么事也做不成；第二件大事他把文革以后发表的文章整理九卷本的《苗老汉聊天》；第三件是不断的捐助，把全部藏画和他们自己部分的创作来成立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这三年一直在捐助，除了黄大德讲的还捐赠中央美院的，还捐给香港中文大学所有的藏画、藏书，我是一个书画界文盲，大家见笑，9月的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十幅创作，他最后一件事就是去年12月得到第一次文化界终身成就奖，立刻捐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张光宇集》的出版费用，一个人在病床上三年里，做了这么多事，还顾得上跟章诒和计较吗，我非常赞同韩美林先生讲的，我们应该爱护这些国宝级的大师，不能让他们再吃方便面，不能再让他们再受这种屈辱，我是个书盲文盲画盲，我特别认同韩美林先生讲话，我不认识韩美林先生，今天见了大吃一惊，不知道这么年轻的，他一直在讲丁聪先生，黄苗子先生是他的恩师，我在跟黄苗子先生通电话的时候，苗子先生在跟我讲一位超级大师，是天边的人物，人做到这个份上，我是终身赶不上的，我们更应该爱护这些人，即使他们不在乎也应该给他们写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过世了，发的消息各界都是一篇哀声悼声，而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的却是“文坛犹大黄苗子”，这真是岂有此理，我明白刚才黄大德先生为什么要拍桌子，这种年头香港是一个自由世界，诬蔑一个人的名誉，这是不可忍的事，好在他们答应周末出一个黄苗子专题，有我的一篇反驳的文章。

张宝林（亲朋好友）：

我的岳母嘱咐我一定要讲几句话。我的岳母高汾是当年重庆二流堂的成员，有人说二流堂是解放以后，黄苗子先生，齐白石先生的一个组织，实际上不是。李辉先生很清楚，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是在抗战时候的重庆有一个老的文化人叫唐瑜，他哥哥和他都是华侨，他哥哥给他金梳子，他用半把金梳子盖了几间房，后来郭沫若先生开玩笑就说你们这里住了很多文化人，是二流子，就叫二流堂，这样就传留下来，这些人都是当年重庆文化界的精英，从江西到了重庆，他们都是最早的堂客。黄苗子去世以后，现在二流堂风流云散。其实黄苗子并不住在那里，离的很近，现在二流堂重庆籍的堂员只有两位了，我的岳母今年92岁，苗子先生去了以后，二留堂男丁几乎就没有了，我这个岳母嘱咐我一定要讲几句话，代表她向黄苗子的逝世表示哀悼。我说春节期间我们老太太要问候一下苗子老伯，我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很不好，每天我把报纸先看一遍，把黄苗子有关报导捋出来。她跟我讲苗子死了，让我很奇怪她拿了一篇报刊文摘，黄苗子遗作展，她才知道黄苗子去世了，我说这个消息我已经知道了，没敢跟你说。他们是68年的朋友，现在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今天我出来还跟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吧，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代表她表示心愿。我昨天想了半天，我要给苗子先生送一份对联，我这个对联不是挽联，他一生是非常达观、幽默的，我学他的打油体，做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堪称一流人物，晚岁还捐出个基金会”，下联是：“最是八股才情，老头就爱极了打油诗”。苗子曾有句著名的诗，“一流人物二流堂”，二流堂里面都是一流的人物，没有一个投靠四人帮，没有一个晚节不保。所以我非常同意黄大德先生、王容芬女士的发言，二流堂没有这样的人，一个人要想一辈子没说过一次错话，是不可能的，在那种情况下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我们应该以非常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实际上寓真最初的文章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推导出黄苗子告密。我们应该给黄苗子一个充分的肯定，他晚年把自己的藏品全部捐出来，这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现在这些拍品可以留给孩子，但是他不留，到晚年整理自己的作品之外，还写了很多打油诗，打油诗我认为是文坛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是用旧体诗词，按照严格的格局来写，大量的用笔，除了古典之外，很多是经典，黄苗子，聂绀弩，杨宪益等等。为什么要写打油诗，我们有些话还不能直讲，而打油诗是非常好的载体，黄苗子是一流人物，是才高八斗的大文化人，对他充满崇敬。

罗尔纯（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黄苗子先生已经以百岁高龄走了，引起艺术界很多人的怀念。我和黄苗子先生在50年代末，同在人民美术出版社，黄苗子就在我原来的编辑室，不巧我被调去创作室，失去了一个和黄苗子请教的机会。我对黄苗子的印象主要是在百雅轩给黄苗子先生办的几次活动中见过几次面，黄苗子那时候已经开始病了，有一次我到百雅轩时看到他被抬着去的，一次是病好后去的，我还去看过他几次，一共四五次的接触。黄苗子在美术界是一位修养渊博，老一辈的艺术大名家，黄苗子的画一看修养方面非常渊博，古典的绘画艺术非常深厚，非常有自己特色的创作的一位大师。在技术、艺术的问题上，黄苗子先生的艺术、他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和示范，他的作品一看就是中国民族传统的，没有一件完全不是传统的，他的书法艺术作品，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今天参加黄苗子先生追思会，我在心里头充满了对黄苗子先生的追思。

王涛：

今天我们的追思会深情缅怀了黄苗子先生卓越的人生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直的个人品格和杰出的文化艺术成就。在我们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今天，更需要继承、发扬老一辈文化大师的优良传统精神财富和宝贵品格。努力造就充分信任、齐心关爱、忠诚于祖国的人民，执着与艺术追求的文化大家，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愿苗子先生安息。

这次会到此结束，诚挚感谢各位的莅临。

2012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