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响著名画家张仃先生家的门铃, 开门的是他的夫人、著名诗人灰娃, 见记者看着她手里的梳子和剪刀, 她笑了: 真不好意思, 我正给张先生理发呢。当记者问张仃先生为什么不去理发馆或请理 发师上门服务时, 她则 平淡地说: 人老了, 怕麻烦, 在家随便剪剪就行了。就是随便剪剪 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 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往昔峥嵘岁月中那种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 还在他们身上继续流淌着。
点上一斗烟, 随着袅袅青烟, 老人的思绪飘向了那往昔岁月……
满腔热血奔赴延安
刚刚 20 岁的时候, 张仃就参加了上海的漫画宣传队, 后来随宣传队辗转到了武汉。1938 年, 张仃被派到西安筹建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西安分会, 出版了∀抗敌漫画#, 并主持漫画训练班, 在西安、华阴、渭南、临潼等地巡回展出抗战漫画。山西临汾失守后, 大批的文化人涌入西安, 他们自行组织成立了抗日艺术队, 共有二十几人, 张仃被推为领队。随后, 张仃就率领抗日艺术队北上榆林, 到内蒙古伊克昭盟做抗日宣传。
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抗日艺术队在榆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了。这时, 张仃当时的夫人陈布文带着大女儿乔 乔来到榆林。她一直希望张仃回武汉, 老朋友叶浅予也希望他回武汉, 一起搞漫画宣传队, 连路费都汇过来了。这期间, 张仃则 一直考虑 何去何从。经过一番考虑, 他坚决地选择了去延安, 在鲁艺美术系当了一名教员。
浪漫的、无羁的 艺术家张仃, 住进了土 窑洞, 也就把自己投进了革命的熔炉。张仃刚到延安时, 他曾为友人艾青、丁玲、萧军等人在鲁艺办了个小规模展览。时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江丰对他的艺术追求比较理解。江丰原是上海的青年工人, 搞木刻颇有成就, 他对张仃在上海的经历也很了解。在此期间, 张仃曾离开鲁艺, 江丰后来又借机把张仃从青年艺术剧院借调回来。
在鲁艺呆了一段时间后, 张仃就想到重庆去做点事, 搞一本名为∀新美术#的杂志, 因为当时延 安没有 像样的 印刷条 件。于 是, 1940 年秋, 张仃就与胡考一起远赴重庆, 在那里, 他又与张光宇、丁聪、特伟等漫画界老友重逢, 并见到了周恩来。不久, 皖南事变 发生, 出版计划因此搁浅, 他又重返延安。鉴于很多年轻同志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而张仃又刚从延安出来, 熟悉路线, 周恩来便让他带着艾青、罗烽去延安。到了宝鸡, 遇上诗人严辰夫妇, 便一同前往。
难忘的“文抗”岁月
回到延安, 张仃到了由丁玲主持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 文抗 ) 。 文抗 会聚了萧军、刘白羽、艾青等一批 进步作家, 张仃是 文抗 中唯一一个搞美术创作的。
当时张仃的老乡萧军在 文抗 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会, 张仃任研究会的美术顾问, 主要负责有关鲁迅书籍的排版、设计、画肖像等工作。后来召开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 张仃画了一幅很大的鲁迅肖像炭笔画。
张仃还负责了 作家俱乐 部的设计 布置工作, 这是因为当时 文抗 有几间空房, 大家认为应把其利用起来, 提供一个文化场所。萧军就去找了林伯渠等几位边区政府领导人, 募捐到二三十元钱作为资金, 让张仃统筹安排。于是张仃就担任了文抗俱乐部的主任, 找来一个本地的木匠, 两人合作, 没日没夜 地干了好 一阵, 作家俱乐部终于初具规模。
装饰作家俱乐部时, 张仃就地取材, 利用本地的木材、土陶、土毡, 把整个俱乐部装修得古朴高雅。座椅全部设计成折叠式的, 里面绷上麻布, 外面蒙上灰毛毡, 再用土蓝布扎上两道蓝边, 烫上作家俱乐部的标志。壁灯是倒扣的绢制篦箩, 式样别致。张仃还在进出口设计了酒吧, 当时是由萧军的爱人王德芬在酒吧卖酒, 卖的就是本地的土白干。
张仃为作家俱乐部设计的会徽别具一格他从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火的传说中汲取灵感, 设计的会徽形象为一把金钥匙, 尖上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标志之下, 还配有一条标语: 作家是人类心灵的教师。
作家俱乐 部成立后 还定期举 办过许多=展览, 鲁艺美术系一个名叫胡蛮的教师, 他是从苏联回来的, 带回许多印刷品, 在俱乐部搞过一次展览;摄影家郑景康的人像摄影展也曾在这里举办。
除了作家俱乐部以外, 张仃还在延安每年全军的生产展览上负责画图标、宣传画。这是因为那时候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使我军不得不自己生产, 在南泥湾开荒, 于是有了每年的生产展览。
延安文艺座谈会让我的艺术方向更为明确
张仃告诉记者, 接到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通知时他正在文抗 , 心情很激动。他记得, 5 月 2 日的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 主要是让大家发言。在那次会议上萧军是 第一个发 言的, 发言一开始就极有特色: 红莲白藕绿荷叶, 党政文艺是一家 , 以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最后一次的会议则主要是毛主席作总结, 当时是在晚上, 礼堂外面挂着汽灯, 大家都坐在地上听主席作总结。反映这个场景的照片正是郑景康照的, 照片中的主席十分简朴, 裤子的膝盖上还补有两块大补丁。张仃说当时在延安的气氛是很民主的, 晚上露天看戏时, 主席同大家一样都是坐在地上观看, 而在此次会议结束后合影时大家也都是自由排列的, 并没有意识要分次列。
张仃说, 在此次会议后, 他的艺术方向更为明确。 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思想, 走民族的、民间的、大众的艺术道路, 以前是不太自觉的, 在此之后 则成了有理论指 导的自 觉行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张仃开始收集整理陕北三边剪纸, 自行印制木版年画, 并把这一艺术主张贯穿到他后 来的创作中。用他自己的 话说就是: 我宁可欣赏一块民间蓝印花布, 而不爱团龙五彩锦缎。相对而言民 间艺术是不 够成熟的, 有的甚至粗野, 但它有清新之气、自由之气、欣欣向荣之气。也许是审美标准不同, 有人爱吃熟透了的果子, 我却喜欢吃那些不太成熟、有点涩的。
虽苦却不言苦的赤脚天堂
提起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 张仃夫妇却说因为心中有理想, 当时并不觉得苦, 这种苦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说, 当时没有牙刷, 就每天摘下帽子蘸着延河里的水擦擦牙, 再到后来才有人发明了马鬃制成的牙刷; 没有鞋子, 大家就用旧衣服撕成碎条编成鞋子, 而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是赤脚; 由于物资匮乏, 许多孩子又都在长身体, 被子的长度已不能遮住逐渐长高的身体, 很多人的脚在大冬天也是露在外面的, 艰苦的程度难以想象, 但是张仃却引用了蔡若虹一本作品的名称告诉我们, 延安时期, 虽然物质条件匮乏到没有鞋穿, 但那仍是一片美好的“赤脚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