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吸纳，在创作上吸收众家之长。
推动，在活动中推动书法事业发展。
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在某一方向上富有天分。这种天分通常会决定一个人的爱好或者追求。如果一个人从事的事业同自己的爱好相一致，其成绩将会非线性的提高，直至走向非凡的成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不过在我们这人数众多的国度里，“能干上自己喜欢干的事”的人，却为数不多。然而在当今多元化环境下，不少在书法上有天分的人，在十分遗憾地转了一个大圈儿后，终於回到了书法艺术的园地，并充分运用自己的阅历、学养，快速的寻到了自己的审美理想，成就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杨炳延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一
杨炳延先生喜欢书法，缘於父亲的遗传和中医世家的陶养，所以从幼年始即受庭训研习书法，在临习父亲小楷的同时，临习欧阳询的大楷。父亲喜其才华，便同意上小学的他帮助誊写药方，大大增多了他书法训练的时间和机会。书法之法是需要足够的训练和反复训练的，所谓“由技而进乎道也”。有一条父亲指导下的道路，有一个足够量的训练过程，这就必然使他在大家都不太会教书法的年代脱颖而出。成为十里八村、学校内外有名的小书法家，“好小子”。他本来立志当个好中医、文化人，然而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却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军人。如开头说过的话，他忘不了放不下的书法，在摸爬滚打的军事训练中大大减少了学习的时间。从此，他开始了由士兵到军官，由小官到大官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旅生涯，生命的轨迹开始绕大圈子。
然而，那个“不写就让人手痒”的书法，就在生命的深处作怪，所以他一有机会就搬出字帖，提毫走笔，有时坐在车上还用手“书空”，揣摩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了军队大机关工作后，他开始自己创造方法和机会，他创造了“报纸宣纸法”，即以水喷湿再阴干，既平整又润泽，写起来如同宣纸一样出效果。他在转换工作岗位搬家期间，曾经专门一辆卡车来拉他练字的报纸，装了整整一车。看着这辆车的平方面积和立方体积，他十分欣慰地目送着，感慨而赋诗曰：“阴干报纸任挥毫，临遍千家饮万瓢。装满卡车片片意，痴心不负艺逍遥。”
紧接着他参加了三年的函授大学书法专业学习。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都搭进去了，风雨无阻。老大不小的了，多么辛苦。但他感到充实和自豪，每每谈起这一段，他总是眉飞色舞。那种执著和单纯，还像个毛头小子，真的让人钦佩。他不但自己写，他还命令和带动周围的人写，九十年代初他在河北省军区任职期间，组织成立了“太行书画社”，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体书法活动，挟着他的名字，有声有色地展开着，播散着，响亮着……
一九九六年他奉调回北京，担任文化部人事司司长的一天，我和他就书法创作做了毫无保留的长谈。并就行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此他行书开始研习欧阳询，同他几十年写欧楷的积累与优势统一起来了。他采取了“竭泽而渔”的笨办法，把欧阳询的行书资料全部找来，既写其书，又究其理，了解其成长过程。加上他多年政治机关储备的文字的、文学的，以及全面素养的投入，没过两年，他便奇迹般地在“二王”、“米芾”拥挤的阵营冲了出来，以欧体行书的俊丽峭拔而独具风采。为此我以《唤醒欧公细论文》一文，对其创作进行了评赏，受到书坛的好评。取法的独特与审美理想的共鸣，使他於短时间内在行书领域占有了品种价值的一席之地，为行书园圃增添了一朵新葩。
二
杨炳延先生回京都以后，尤其在文化领导部门工作，尽管公务繁忙，但无论在文化视野上还是寻师访友上，都大大地开阔起来。首先入室欧阳中石教授门下，随时请教，及时修正；之后又遇到了启功、沈鹏、刘炳森、刘艺、谢云、张海、林岫诸位宿将，从他们身上和不同视角，理解吸纳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同时也为这些人的观点、标准所影响。於是，他进入了吸纳名家之长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有过惊喜，也有过懵懂，甚或迷失。我时时在关注他，甚至十分书呆子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他也十分学术地反驳我，我们真正进入了学术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开展过几次，在对话中碰撞，在碰撞中融合，在碰撞中清醒，在碰撞中成长。这样的对话我们都期待着下一次。
真正更有成效的吸纳是在整个书坛重读经典，回归“二王”，以及倡导“新帖学”的大潮中，也正是他在中国美术馆主持书法的展览和收藏阶段。他开始上溯晋人，吸收“二王”的优雅与风神，并在当代中青年优秀作品中，捕捉了传统的东晋风流向着现代化审美转换的笔墨体验以及心理同构的对应关系。缘此，他的墨色有了节奏，增加了感染力；他的线条变得厚重，生成了厚重与流畅相互映衬的丰富性笔法。在此期间，杨炳延先生在策展和收藏活动中，加强了学术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都受益匪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在吸纳众家之长的过程中，最终坚守了欧体行书的核心，保持了品种的独立价值，从而保持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资源优势和独特面貌。这恰恰遵循了书法艺术学习创作的规律，即“保持主航道，在不断吸收中走出自我面貌。”此时的欧体已经不是完全的欧体，而是欧体基础上的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这一点是值得学书者借鉴的。正如欧阳中石教授对他亲口说的那样：“书法要从一家一派学起，学好了一家能通百家。”如其行书作品《苏东坡词定风波》，此作所有捺画都坚持了欧体渐收渐细的灵动特征，然而起笔处却增加了方挺和厚重，整体境界既灵秀流畅又见峭拔与劲健。观此作无疑会使我们想起茅盾先生和周而复先生两位大家的墨迹，在当代书坛已经十分难找，甚或根本就找不到了。这恰恰是杨炳延的创作价值之所在。
三
中国美术馆从一九五九年建成使用，按照职能正常运转了几十年，直到二零零五年才创造了奇迹，开展了《中国美术馆当代大家书法邀请展》和《中国美术馆首届当代名家书法提名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以展促藏”的展览活动，填补了中国美术馆历史性的空白。这项高瞻远瞩、千秋万代的文化建设工程，是国家赋予的，是杨炳延主持担纲并一步比一步辉煌的事业。这一事业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事业的成功，首先得益於杨炳延书法专业文化鉴识和学术力量，从而在策划和组织活动过程中有一种艺术的把握和专业的主动权，从而保证了选人、选作品的学术性和公正性，保证了正确的艺术导向。
这一事业的成功，表现在所有规范的学术过程中，又反过来牵引着策划者和主持者不断进入学术的深度。我们从杨炳延先生《中国美术馆与书法》一书中可知，他的大量文章都涉及了展览的历史演变；东西方展览的比较；展览的功能与教育作用；收藏的现状、标准与方法等等，都表现了浓厚的学术思考和学术建设的探索与努力。
这一事业的成功，为美术馆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就书法而言，杨炳延的努力，在整个书坛走在了前面。这个新的增长点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丰富了馆藏和展览内容，吸引更广泛的观众来美术馆参观、学习和研究。
二是满足了更多群众的精神需求。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相应提高了审美情趣，文化消费观念也已形成，而且书法拥有广大的观众。高层次高品位的展览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三是拓展了教育功能。通过高质量的书法作品陶冶群众的情操，尤其对儿童在民族文化上的影响，意义深远。展览推出的“语音导览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於广大群众如何理解书法艺术，其来源何处，特点在哪儿，价值所在，好在什么地方，具有实实在在的提升和感染作用，扩大了书法的社会文化领域。
四是把展览的展示方式推向了前进。“以展促藏”展览，充分利用了东道主的场地优势和策展优势，以及当代设计理念，宽敞的空间，古雅的色调，优雅的环境，使其他大展览望尘莫及，大大提高了展示效果。
五是注入了学术内涵和社会价值。从作品展示，到观众参与，再到学术论坛，以及作品集出版形成了系列，产生了综合效益。尤其是论坛的主题，不但关注创作本体，更涉及文化体制，以小喻大，把艺术与社会文化体制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意义不可估量。
六是推出新人。出人才、出作品始终是艺术工作的目标。利用美术馆这一平台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出人才，既发挥了优势，又增加了主动性和能动性。美术馆推出的人才回到天南地北，又播下了对美术馆新的向往，提高了美术馆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在这所有的增长中，杨炳延作为主持者、组织者，在策展能力上得到了空前提升，在品鉴水平上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品位眼格上得到了陶养和升扬。这多方位素养的提高，反回来作用於他对作品的把握与校正，在提升创作水平的同时，升华了他的审美理想，激活了他的生命情感。他显得更年轻了。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日於北兰亭灯下
『张旭光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