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水节”壁画：在“秘密”中绘成

首都机场航站楼是文革后北京最重要的工程。机场壁画的任务主要交由工艺美院，由张仃主持。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张仃就很关注我的画。他对我这个学油画的学生醉心于白描很吃惊，我们之间产生一种艺术上相知的亲切感，所以想到邀我加入。

在云南的写生恰好为我创作机场壁画提供了素材。我选择了傣族最具代表性的“泼水节”。“泼水节”的传说很有趣：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个恶魔统治着傣族人的地方，可以随意抓走年轻漂亮的傣族姑娘作妾。没有人能制服它。恶魔只有一个弱点，只有用它自己的头发才能割下它的头，他最小的妾十分勇敢，灌醉恶魔，割下了他的脑袋。但是，恶魔的脑袋不能乱扔。否则，还会长成一个新的恶魔。于是，与小姑娘一同杀死恶魔的姐妹们一天天轮流把恶魔的头颅抱在怀中看守。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傣族人每年用水清洗她们被魔鬼肮脏的头颅玷污的身体。

这就是泼水节。我的画作其实就是表现这个传说。可是，要画沐浴的场景，人是不能穿着衣服的。为了通过审查，我在草稿上一直多画了条线，这样看上去就成了穿着衣服的。在壁画就要完成的时候，我偷偷把线去掉，完成了裸女。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记得当年的李瑞环是总指挥，壁画的事归他管，他化解了一些头头儿们因画中有几个裸体怕出事的紧张心态，他说等小平同志看了再说，小平同志看了说道，“我看可以”。就这样《泼水节》展出了。

机场壁画问世后，引起巨大反响。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来看壁画的上到将军，下到普通百姓，我们每天应接不暇。在文代会上，人们给机场壁画很高的评价，将它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美术创作成果。

“泼水节”在宣传中成了改革开放的标志。这么大的影响是我所始料不及的。随后，中央美院成立了壁画系，我转入壁画系任教，当时，我感到，艺术的春天真的来了。机场壁画掀起了一场不可阻挡的壁画运动。但谁也没想到，有人开始拿机场壁画做文章。

节外生枝：裸女穿上透明纱衣

壁画文章越做越大，终于演变成政治问题。一位美协领导多次提出撤掉“泼水节”。但在美协一把手江丰及许多领导的反对下，“泼水节”终于艰难地保存了下来。

但是，为平息矛盾，三个裸女的身前竟被蒙上一层薄薄的纱衣。参观的人们可以透过纱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开纱衣一窥究竟。最后用木板将有人体的这部分封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壁画创作受到很大影响。连一个普通的科长都可以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家们只好创作些相安无事的作品，艺术创作重新变得平庸流俗，壁画运动后继乏力，很快为“市场”

所收编。因为怕担责任，没有人敢叫我去做壁画。我基本处在无事可做的状态中。后来，连江丰都因为这件事受到冲击，我有些万念俱灰。

1982年，8月，我应邀访美，同时接受几所大学邀请做访问艺术家，时间会比较充裕。同时，我想充充电，思考一些根本问题。我带着强烈的失望心情离开了中国。

在我出国后不久，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1990年，我哥哥袁运甫带领一群工人为机场壁画涂进口的保护液。遇到假墙工人觉得麻烦，也没请示谁就把墙拆了。裸女就这样重见天日，她的色彩显得比周围壁画的色彩都要新。这真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结局啊。2002年，机场航站楼装修，许多媒体关注机场壁画的命运，呼吁留住机场壁画，但并没得到机场呼应。我一直以为壁画就这样被拆掉了，谁知，航站楼装修后，壁画还是保存了下来。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吊顶的缘故，泼水节的顶部被盖住了50公分。张仃的壁画前则安了个大影壁。袁运甫的壁画前巨大S型的隔间，挡住近三分之一的画面。机场壁画完全成了一次装修的牺牲品。如今看来，机场壁画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各时期的镜子，折射着文化的尴尬处境，它的命运令人啼笑皆非。

口述：袁运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