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
说实话，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挺浪漫，还有个私念，就是做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从小的梦想。
由于《烂漫山花》，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调去搞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边。我创作了一幅北京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画，后来发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经过一波三折、美院师生的激烈争论，我还是当做77级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截然不同，过去个个家里都有问题，现在的同学“根正苗红”，我象是成功混入革命队伍的人。这些同学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梅园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伸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徐冰转到油画系去，他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象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透着骨子里的中国人的感觉。王式廓的农民“画的好，但比起古元的，他的农民有点象在话剧中的。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象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什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象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它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象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徐冰 /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