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艺术家上任副院长

虽然很喜欢随和的人，但是相对于他的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这个新身份来说，他真的有些太随和了。

他由一个脱离体制十几年的独立艺术家过渡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仍然穿纯白棉T恤、球鞋，说话很慢，态度谦和。早上他穿着这套再普通不过的行头跑去正在进行中的他的一个作品工作现场，下午回来又跟同仁开例会，这会儿则在美院尚未竣工的艺术馆里，静静地配合一干人兴师动众地摆造型拍照。

20年前，他在小屋里默默刻了几千个连他自己都不认得的“假汉字”，作品《天书》首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上便引起轰动，搞前卫的说这个作品太传统，搞传统的又说太前卫，觉得好的人则说这个作品的艺术纯度很高，可以把它作为现代艺术形象的集大成。总之彼此议论纷纷。

他对参与任何形式的艺术讨论已经有点厌烦，完全不为所动，就像渴望孤独的人，渐渐便学会如何让自己听不到干扰的声音。他把自己关起来, 跟外界过热的声音保持某种距离，每天继续刻那些不认识的字。

1990年，徐冰接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赴美之后，《天书》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出，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单件作品里展览最多、被谈论和阐释最多的一件，它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国外被认可和体现出来。

2007年，他的新作品《地书》又在纽约MOMA展出，与当年的《天书》正好相反，《地书》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书，就像世界语一样，或者是象形文字。《地书》的灵感来自于他在机场看到的一些标识和航空公司安全说明书的设计，都以非常简洁的图形为主，基本上不用语言就能把复杂的内容传达给操着不同语言的乘客。从这个轨迹，似乎可以看出徐冰创作观念的变化。

有问题才有艺术

记者：《天书》是1988你在美术馆的第一次个展，2007年年底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办了一个“ ’85新潮回顾展”，那一次大家又看到当年的《天书》展出了。对于你来说，20年之后再看到当初的作品，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徐冰：《天书》时隔20年再次回北京展览是很好的事情，毕竟现在整个状况都改变了。这个作品的价值最初没有被发现。国外最具权威性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的世界艺术史教科书，里面介绍中国现代艺术史部分收录了两件作品，一个是文革时的《收租院》，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天书》，说明它被认可的程度是很高的。

这个展览对整个“85新潮”的呈现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历史也很快地就过去了。其实这次在北京我自己对这个作品本身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我只是在感觉它的效果、作品呈现的程度，我们搞实践的还是比较注重作品的视觉效果。

记者：当时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你的创作心态就没有受到影响？

徐冰：《天书》第一次展出时其实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我一直想要刻4000多个字，只完成了一半。展览以后挺热闹的，议论也非常多，我就想得再回去刻字。一年多时间，我把自己关闭起来，当时有点失语的状态。80年代是思辨的时代，文化热，刚开始时我也参与得很多很认真，参加即兴讲演、讨论、文化沙龙之类的，和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以及各届艺术家接触也很多。但之后又觉得挺没意思的，参与得多了，读书乱读一通，就像饥饿的时候吃得过多也不舒服，感觉对理论有点厌烦，我觉得自己关起来刻字还挺踏实的。

记者：你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旅居美国，国外的生活和经历对你创作的触动和影响大吗？

徐冰：肯定有影响，因为所面对的情境比如文化现实和生活现实是不一样的，生活在哪里就会关注哪里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但是作为艺术家真正内在的线索是不会变的，这是血液中、性格中的东西，它不是由教育决定的，是一个人怎么变都变不了的东西。

记者：跟后天的教育关系不大？

徐冰：它是性格的、血液的，你生活的环境、父母说话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法态度，所有东西凝在一起影响了你的人。性格的主要成分是先天的，在小孩3岁时就定性了，后天的教育只会影响一部分。基因是很神秘的。

记者：你的个人艺术线索是什么？

徐冰：一个艺术家真正内在的艺术线索，是不会变的，会一直沿着一个轨迹向前走。艺术是宿命的，是命定的，你有什么东西就有，没有什么便没有；有些东西不属于你，再努力也得不到，属于你的想扔都扔不掉。

我的作品核心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西

记者：有人说你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是2008年艺术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消息传开时引起一片关注，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徐冰：这种反响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大家是对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的一个期待，当然，也是由于人们对现代艺术和所谓学院艺术认识上的一种习惯、概念所造成的，他们可能觉得现代艺术和学院艺术恐怕是不能够放在一起谈的。

记者：中央美院最终决定请你回来就任副院长，你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原因?

徐冰：我想中央美术学院选择我，是因为了解我，美院的人知道我是怎样学过来的，他们知道徐冰是一个老实、学术上很努力的好学生，基础好，然后对艺术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人。另外，我后来十多年中参与国际交流，积累了很多经验，我知道一个艺术家和国际当代艺术系统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框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局限性在哪等等。比如这些年，我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艺术机构作过上百场讲演，每年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展览，包括成为古根海姆这样主流美术馆艺术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等等，参与经验很宝贵。

记者：你性格的某方面充满了冒险性和顽固性吗？

徐冰：我其实比较听天由命，随意，满足于“体会到”这种境界。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人感动，体验到了很难得，体验不到也就罢了。我现在谈不上乐观或不乐观，我现在比较积极。

以前搞《天书》的时候，常常谈及无聊感和无意义，对“度过”这个问题、人怎么把时间用掉想得多，比如我还有一个作品《鬼打墙》，创作这两件作品的时期都是想得比较多、无聊感比较多的状态。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无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无聊不无聊的，面对此刻的生活，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就去做。

记者：你提到了“度过”这个概念，是否可以从禅的角度来理解近年来你的一些创作？

徐冰：我的很多作品的呈现方式、智慧来源以及它怎样找到与现实的关系、和观众沟通的方式，这些都和禅……不是说禅，一说禅就有局限了，这个概念被说得太多，它已经把它真正的东西掩盖了，停止在字面的概念里。

总的来说，中国的方式、中国的智慧，是我们能获得很多有益之处的源泉。有人说我的东西特别当代，但很多的核心根源其实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是和我们的生活与生俱来的，它本身就在那里，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它、看到它。

记者：所以西方媒体评价说你做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化。

徐冰：实际上我就是试图把中国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某些部分激活，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