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圈，如果说有一个人在近三十年的艺术发展历程中从末降温，那么唯一的答案只有徐冰。他将对中国文字的迷恋化为件件尖锐先锋的作品，赢得了艺术界的狂热喝彩。

1977年，22岁的徐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从内蒙草原插队回京，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他顺利留校并于1987年取得研究生学位，除了作品多次获奖，徐冰还是当时最重要的青年版画家和美术学院教学领头人。他扎实的艺术根底，使他当时创作的素描、小幅版画至今仍有被作为学生学习的范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举国翻腾的“文化思潮”中，出于对学院里所盛行的绕来绕去的西哲词汇和概念的怀疑，1987年，徐冰开始闭门隐居“造字”，在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上展出了巨型装置《析世鉴》（俗称《天书》），这幅由4000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文字、长达几十米的书法长卷轰动了中国艺坛，后来被西方思想界认为是艺术对世界范围兴起的解构主义的应和，成为中国前卫艺术中里程碑性的作品。1990年移居纽约后，徐冰迅速引起国际瞩目。1993年他成为中国最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也就是从他这一批艺术家开始，国际当代艺术界开始关注到中国和中国的艺术表达。1999年徐冰的作品《新英文书法》，将英文字词以中文的造字方式重新排列，成为特殊的英文方块字体，这件作品所体现的重构文字的沟通性，对打破中西文化的隔阂的尝试，使徐冰获得了美国McArthur “天才奖”和高达50万美元的奖金，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2004年，徐冰以“9·11”废墟的尘埃为材料所做的作品 《尘埃》在英国又获得了当今世界艺术界最大的奖项——“Aretes Mundi国际当代艺术奖”，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艺术奖项，徐冰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耀的中国艺术家。他的作品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在世界各地最重要的当代艺术馆得到广泛展出。2008年，几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旅居美国17年的徐冰，履新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徐冰属羊，有趣的是《徐冰属羊》也是一件有着丰富内涵的装置作品，观众顺着由现代诗句的单词字母编成的铁链寻找，最终找到一头与与观众对视羊——艺术家本人。当我们顺着中国艺术的脉胳发展，来到2008年中国美术馆新媒体展的展场，正在新作品《地书》前忙成一团的徐冰，他的睿智、随和、坚持、理性，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家可以保持三十年先锋性的奥秘。

徐冰有一头微长的乱发，戴着一付黑框眼镜，有点疲惫、严肃和距离感，“‘天书’谁也看不懂，而‘地书’则是各个民族﹑各个语种的民众甚至文盲也能明白的。事实上，这两种书有共同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他微微一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让人感觉酷似成人版的哈里波特。

无论是二十年前的“天书”还是今天的“地书”，追溯徐冰的艺术创作与“文字”的不解之缘，与他的家庭环境有深刻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校园长大的徐冰，父母亲都是北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从小的伙伴便是北大图书馆的书山。“尤其我家所居住的那个区域，多数都是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平时并不知道，到后来懂得读书并接触相关文化后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某一学术领域相当厉害的大人物。这些老先生平时低调的态度和为人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当时，我好像离文化很近，但其实又离它们很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老先生们做不了学术，表现出一种很失常的状态，知识分子、文字、书籍都处在一种很别扭的关系中。”

这种“别扭”所带来的强烈感受使徐冰为他日后在艺术创作中的文化反思深深地埋下了种子。《一个转案例研究》（俗称“动物猪”）是徐冰遭到最大争议的作品。在展览现场，描着“汉”字的母猪居下，印着洋“码”的公猪居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立马“开练”，更有意思的是，公猪几次累得趴下，母猪却精神十足，“拉拉扯扯”，极尽能事。作为一个泛政治的批判宣言，这个作品的矛头不仅指向西方文化对本族文化的侵略、奴役、强暴，对本族文化的“通奸”行为也是毫不留情的戏弄与攻击。

“徐冰喜欢游戏于文化和语言之间，他结合新与旧、东方与西方、高与低(意指精英与大众)，在辉煌的和谐（或不和谐）中产生让人惊奇的启示。他的作品的凸出主题是语言的含义、人类交流的能力或障碍，直刺人性的核心。” 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分支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的展览前言上，评论家这样写道。徐冰的作品看似呈现出来的是对文字游戏的态度，但徐冰认为他几乎在所有的作品里都体现了对文化的尊重和敬畏。“我是汉人，所以对汉字尤其敏感。汉字与它表达的内容之前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与沟通，我的思维方式、审美的态度上，逻辑分析能力，都与中国的文字系统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为什么统一文字，毛泽东为什么搞汉字简化运动，那是因为对文字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都是对人的思维方式上最本质的改变。文字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概念元素。”在徐冰看来，文革虽然是对传统文化的割断和批判，但同样贯穿有中国智慧与中国文化的部分。文革割断了书本、神话、传奇、四书五经、封建迷信等等，但是中国传统影响着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分寸感、敏感度、中庸的精神等等这种直指本源的特质，都通过父母说话的态度，接人待物等每一个生活细节遗传下来。

对父亲的感情徐冰放在了艺术作品《烟草计划》当中，评论家认为“这是徐冰作品中最少案牍气与书卷气，最具感性气质的一件”。作为对人与烟的关系探讨的一部分，徐冰将因患肺癌去世的父亲的病例做成一个声音装置。有了女儿之后，徐冰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孩子给我很深的启发，有一次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路上，她问我，‘爸爸，这是什么树’。我不知道，于是告诉她‘等爸爸查了书再告诉你’。她立刻回答‘书里除了字，什么都没有’。她的这句话，基本上是我作品的一个缩影。”

重新回顾徐冰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我们发现他一直试图在将固有概念模糊化，他的用意或者并不是为了反对旧约中那个摧毁巴别塔的上帝，使人们重新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沟通，不过实质上，他创造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语言：徐冰的作品面前，人人平等。

“17年前我离开中国去纽约，是希望在一个多元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做艺术，在那里，我对自己的文化变的更珍惜，更看重，更敏感的看到自己文化中挺有价值的部分。17年后我回到国内，除了对美院有浓重的情结，更是因为受到今天中国丰富精彩的社会图景的吸引。中国正处于一种令人目眩的阶段，整个社会在迅速流动变化，这种特定阶段下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极其前卫、极其理论，十分适合艺术的成长。所以，我要回来，回到中国为这个时代提供的大舞台上。” 徐冰的巴别塔之路，会越来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