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一样的狙击传统，也许是一样的惊世骇俗，现代水墨画大师刘国松被尊称为“台湾的刘海粟”。
刘国松，40年以来一直居于台湾画坛先锋地位的画家、教授，台湾文化界赴内地交流访问第一人。今年是他的70大寿。朋友满天下的刘国松选择了5月至7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宇宙心印·70回顾展”给自己庆寿，展出作品70幅。刘国松先生虽然著述等身，虽然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过80多次个展，但这次的展览对于他自己和观众仍然具有特别意义，真所谓“炉火纯青，天下归心”，是艺术家的一次自省，也是人生驿站的一次回顾。
7月初，正值“宇宙心印”上海美术馆“个展”结束之际，刘先生在其下榻的国际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第一次披露坎坷的身世
刘先生中等个，好穿中式对襟服装，圆口布鞋，1949年到的台湾，却是一口山东话打底的普通话，举止大度，谈吐爽利，这一切都使记者预感他可能有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独特身世。因此分宾主坐定，记者便脱离了采访提纲：“刘先生，您是知道您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的吧，那好，我们不妨再‘不规矩’一下，不谈画论，先聊聊您的身世怎么样？”
“我的身世？”他略感意外，“倒是没有怎么披露过……”
“您忌讳吗……您是书画世家子弟吗……既然很年轻去的台湾，为什么山东口音这么厚重？为什么对内地有这么深的叶落归根的情结？”记者问，“听说您已在上海买了住宅？”
“嗨，都这个年龄了，还忌讳个啥？”他长叹一声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是17岁去的台湾……我的父亲是山东人，我母亲是北京通县人，我的父亲很小就当了兵，北伐时带兵到达通县，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私塾。
他们相爱后结婚了。我妈在军营中生下我，从此我们就成了随军家属，跟父亲走遍大江南北，历尽颠沛流离之苦，成人后我常自称“东西南北人”就是这个意思。
我父亲作战非常勇敢，参加了历次对日大会战———台儿庄大战、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结果战死在湖北黄陂战场，那年我才6岁，孤儿寡母，跟着部队留守处流亡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西、贵州……几乎天天被留守处里的官太太们和顽童欺负，妈妈总是搂着我痛哭：孩子，谁叫你没了爹呢，快快长大吧……
有一次，流亡途中遇到鬼子，护送我们的一个排的士兵跑了，大家挤在一起不停地发抖，鬼子把我们最后的一点细软抢走了，看我已经是一个半大小子，就顺便把我也掳走了，要我替他们扛东西。半路上经过青纱帐，我一见有机会，跑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培养了我独立不羁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战争给我的财富。
我那时惟一的慰藉就是画画。四年级时，我画的铅笔画已经被老师送到六年级去示范了。抗战胜利那年，我在武汉念初二，放学天天路过一家裱画店，看画师们作画，我被他们迷住了，终于有一天，店老板问我，你喜欢画画吗？画一张看看吧。
我随手画了一张，老板立刻叫了起来，可以造就！可以造就！
从此，我天天到裱画店学国画，疯狂地画画，一天画十几张，谁都不会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是“裱画店”师傅，而学校里呢，都叫我“小画家”。
初三年级时，我看到报纸上有消息说“南京国民军遗族学校”招生，对象限定为国民军内为抗战牺牲的军官子女，我报考后就录取了。从武汉到南京，当时我已身无分文，如果考不取，我就只能流落街头。
淮海战役后，学校从南京迁到南昌，又从南昌迁到广州，最后从广州迁到台湾，母亲因为改嫁而留在了内地……在台湾读高一的时候，我暗暗下决心将来做个画家，学校也鼓励我不必等高中毕业就报考“省立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美术系”）。
说起那次考试我还有个笑话，我是一直画国画的，也画水彩画，现在要考我素描，我可有点发怵，一人一张纸，一根炭条、一个馒头，这馒头是干什么的？早饭吗，也不像嘛，考生说是替代橡皮的。
由于根本不会使用，结果我把人物炭画擦得像包公一样，自然不及格，幸亏我的国画不错，学校破格录取了我。
我总算走进了艺术殿堂，但是，和母亲却隔着海峡，一别就是30年哪……
至于我的口音嘛，嗨嗨，只能说明我的顽固不化。
“个展”为什么叫“宇宙心印”
记者：原来您从小饱受战乱之苦。刘先生，以您在世界美术界的地位，这次七十寿辰之际在内地举办的展览应该是一次总结性的展示，人们期望着在这样的展览上能看到您各个时期的作品，请问，用“宇宙心印”来命名这次展示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刘国松：这四个字来自我们古人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通俗地说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艺术的灵感应该从造化中来，造化是生活，是宇宙，我们的内心感受它，再把自己的感受通过绘画表达出来。但我们的生活在变化，感受也在变化，画就要变化。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不停地实验，有了大发明就是大科学家，画家也是这样，历史上的大画家都有自己的发明，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就是半抽象人物，百年来中外艺术界对他的评价极高，因为他的抽象画比西方早了700年！可惜元朝以后中国画停滞了，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已经沦为士大夫们消遣闲情的东西，将中国画带入了死胡同。
什么唐伯虎的花鸟、仇英的仕女，一概没有真正的创造，没有本质的突破……
记者：所以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您就开始鼓动中国画的“现代化”，并提倡“现代水墨画”？
刘国松：对。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古代文人那样的环境了，不能总是用他们的手法表现他们的宇宙观。所以1969年美国阿波罗太空船登陆月球并将照片传送回地面时，我就大胆地使用中国水墨加现代的纸贴手法来表现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表达我内心对宇宙运转和时间流逝的感慨。我后来用了多年时间画这个题材，被命名为宇宙系列。
大学刚毕业，我完全放弃了国画，1959年开始，我的思想由全盘西化转为中西合璧，开始用石膏在画布上打底，把松节油浇到油画上去，在油画中介入水墨趣味，追求“洇”、“皴”、“透”、“漏”的感觉，后来又放弃油墨和画布，重回纸墨世界，开发各种拓墨技法和贴法……
那些年，我的言行遭到了来自国画传统派和西方现代派的猛烈夹击，都骂我“叛徒”，闹得沸反盈天。其实，我当时无非敲掉了一些人蹭饭吃的面具而已。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都在变、只有国画永恒不变之理？真乃荒谬绝伦！
何谓“刘国松纸”？
记者：“宇宙系列”令您名动画坛，大有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画之势，但是为什么后来再也不画“宇宙画”了？
刘国松：艺术家好比是科学家，要不断地在自己的实验室试验，创造新的东西。不能只会临摹，古人怎么画就怎么画，也不能用门派或名利引导创作。那样就只能是一个小助手，不是艺术家。比如中国画里的皴法已经用了上千年了，表现尽了，要不断实验新的技法。
记者：您的技法实验有哪些成就？
刘国松：比如我发明的中国水墨画的拓墨法和渍墨法，令中国画里出现了白线条，而且大大丰富了水的表现形式。刚才你们非常欣赏的那幅我画的九寨沟的《漾》，那种涟漪的感觉是传统技法表现不出来的。
记者：除了题材和表现外，您连中国画的材料都一并实行了革命，比如在中国画用的宣纸中您试制了一个另类———刘国松纸（粗筋绵纸）。有人担心太多的革命会令中国画失去自身的特性。
刘国松：我是中国人，在中国儒家传统而不是西方耶稣信仰的背景下长大，说中文，用汉语语境思考，我表达的当然是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此外，任何的革命都有浓厚的传统根源，比如我“革中锋的命”，但绝对不至于用油画的方头笔来“革故鼎新”。我的拓墨法和渍墨法其实就得自古人的“虫食纹”和“屋漏纹”的启发。我也担心中国画的命运，对于崇拜西方和西方艺术的年轻人我有一句忠告：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方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任何模仿和抄袭都是低劣的，不要跟着西方人给中国艺术设定的样板走，中国人要靠自己，无论是什么领域。
游子吟，访问内地第一人
记者：您在内地被人熟知，除了您的中国画革命外，还因为您是1949年两岸隔绝后台湾文化界访问内地第一人。听说您因此多年不能回到台湾，您方便谈谈此事吗？
刘国松：那本来是一件挺自然的事情。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了也在美国访问、创作的内地文化界朋友，比如艾青、王蒙，还有画界同行，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成了好朋友。1981年，内地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我的朋友们邀请我参加成立大会，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校方也支持我来。
记者：从此您开始了与内地画界的交流？
刘国松：对。我1983年应邀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开个人画展，我和内地的朋友说希望画展在春节的时候开幕，这么多年了我想回来过个春节。原计划只在北京展出，结果广东、湖北、黑龙江都来请，这个画展一直办到了乌鲁木齐，走了18个城市。除了展览外，我还演讲，介绍西方20世纪现代艺术、台湾现代艺术发展近况、现代水墨的新技法等。
记者：内地同行理解您的思想与追求吗？
刘国松：我在内地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回应与理解。在北京第一场演讲后，吴冠中就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因为内地的艺术家们也一直为中国画的出路而困惑，在做努力。
记者：您对内地观众的审美水平作何感想？
刘国松：市场发育太差。他们中可以有一些鉴赏水平很高的人士，但是总的来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人的审美还停留在具象阶段，趣味有待提高。
记者：您已经看到内地的同行及喜爱您作品的内地观众了，在此祝您寿比南山，祝您这次不同寻常的画展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