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一天，4名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生相约一同前往首都机场。

　　毕业生门欣熙：我们有一个同学……她姐夫是首都机场的，她姐夫姓耿特别逗，回来给我们说的，我们的餐厅是你们美院的老师参加壁画有一个裸体壁画，搁餐厅里了，我说不大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别说裸体，像我们上学画模特，都穿泳装，说是做人体，但是都穿着泳装做，后来我说不太可能，他们说真的，老耿跟我说，首都机场都有人排着队看那个。

　　1979年9月29日，当时国内最大的现代化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落成，位于候机楼的7幅大型壁画也面向社会开放。

　　陈丹青：飞机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们有国际飞机场，事实上大家文革十年没有壁画这件事情，壁画是大跃进的时候，这是民间的很粗糙的，但是北京飞机场，国际飞机场，大型壁画，出现裸体，这一组词，不要说美术界，社会上所有人听了都会极度好奇。

　　当时能够乘坐飞机出行，需要具备处级以上的行政级别，并且要出示单位的介绍信，或者具备海外关系证明。普通人的生活与机场基本不发生关系。

　　已经从美术学校毕业的18岁青年门欣熙，为了看壁画，与同学一起特意来到机场。

　　门欣熙：我发现那个壁画是拿布挡着的。一开始也不敢掀，后来看有人掀，我们就过去掀了，后来特逗，虽然毕业还带着学生证呢，因为我们那个，过去学生证去什么展览馆看展览，美术馆看展览，都能进去拿着学生证，后来我们说别让人家当流氓抓起来，如果人问，咱们就可以把学生证拿出来，虽然毕业了，但证明是干这个的。

　　这幅被遮挡的壁画名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高三米四、长二十七米的墙上，描绘了傣族人过泼水节的情形。壁画由两大部分组成，在正面的墙上，展现傣家人担水、泼水及舞蹈的情形;东侧面积较小的墙壁上描绘的是沐浴和谈情说爱。正是沐浴这部分，由于出现了裸体，在壁画展出几个月后，被遮上了一块布帘。

　　为什么这幅出现了裸体的壁画，在进入80年代的第一年，迎来的竟然是被遮挡的命运?

　　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春节，消失多年的交谊舞再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这一年也是建国30周年大庆。各行各业都推出“国庆献礼”。文艺界的献礼演出准备从1月份一直演到10月份，结果由于剧目太多，一直演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

　　出版界也在国庆前加紧出版了一批新书，以缓解文革所造成的“书荒”。

　　国庆节前夕，作为文革后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首都国际机场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同时揭幕的机场壁画，成为当年轰动国内美术界的一件大事。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9年拍摄的纪录片《喜相逢》中，记录了当年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代表们参观机场壁画的情景。

上一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刚刚复出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1979年，中国人响应思想解放号召的第一年。银屏上，一批曾被批评为“毒草”的电影第一次有机会与观众见面。

　　在所有机场壁画中，《泼水节》是面积最大的一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共场所出现的第一幅带有人体的美术作品。

　　袁运生：中国古代的时候，壁画里头有人体，怎么就不能画呢，那所以说他政策上现在是不是开放，我拿不准。我先画了，即便你将来说要把他弄掉，是你弄掉的，不是我弄掉的。

　　《泼水节》的作者袁运生，1978年还在吉林长春的文化宫负责画宣传画。从1962年，他带着“右派”的标签，从中央美院毕业分配到长春，十多年的时间，没有资格参加省里的画展，更不能参加全国美展。

　　袁运生：我们出一个墙报之类的东西，就在街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画一次，你看看画画的事情，如果搞个什么展览，可以画多一点，画一个工人先进事迹，我可以画一套画，也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另外一个展览去用，我真的做这一类事情，另外像画门前的主席像。

　　1978年4月，中央下达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袁运生和全国的右派分子纷纷去除了特殊标签。1978年年末，正在云南写生的袁运生，接到工艺美院院长张仃的邀请，参与机场壁画的创作。

　　袁运生：我到北京很兴奋，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做事情了，我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可以了。所以我在画这个壁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顾忌，可是我得到一点策略，为什么呢，你比方说我第一次给我们看稿子的时候，我印象其实是挺深的，华军武就说，这个稿子是光身体的还是，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这个事了，我不要想在中间被枪毙。所以我在该有裙子的边缘的地方，我就画了一条线。

　　当年参与机场壁画创作的费正家里，还保存着《泼水节》的色彩稿。

　　费正：整个是使用人体的方式画的，但是这里有一条线，似有似无。后来在壁画上，这两个还是穿衣服的，这个是人体，这个是裸体。从我们的艺术思想上来讲应该是人体，绝对应该是人体。这个是障眼法。

　　费正和袁运生同是中央美术学院62届毕业生，学院出身的他们在上学期间都上过人体写生课。在他们毕业后不久，人体课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了。

　　在1978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陈丹青，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上人体写生课的情景。

　　陈丹青：我们九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对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惊讶，因为他们在文革前画过人体，……而我们九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没有结婚……单身意味着你还没有看过裸体……你直接看到一个异性的身体，实在是普遍的是一个匮乏的经验……社会上变成非常神秘，这个院子里人在画裸体的人。

    第一次人体写生课给26岁的陈丹青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多年之后他把这次的上课情形写到了自己的文章中。

　　在这一年复刊的《美术研究》第一期上，封面是希腊雕塑维纳斯，内页彩图则刊登着米开朗基罗的人体雕塑作品和徐悲鸿的人体素描。杂志中还刊登了两篇关于人体模特的文章。

　　陈丹青：当时的钱绍五，我记得是第一个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关于裸体艺术，裸体美一个当时叫所谓学术报告，放了两张图片，全场爆满，黑下来以后，像维纳斯，像什么这些裸体雕塑，或者其他一些油画，一放出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很庄严在那看。几百号人，窗户上爬着人，外校趁黑涌进来一些人。就想看裸体。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袁运生的壁画创作，也是经历了颇多曲折，才能够最终出现在机场的墙壁上。

　　袁运生：我是选有一天下午，他们正好要开会去，正好很少的干扰，我就在那一个下午，把这几个人体都画了，画了就既成事实，画完了以后李瑞环主持这个，他看完了以后，他心里有点打鼓……他说这个事情等到小平同志看了以后再做决定，

　　费正：邓小平去就是说顺便到我这儿来看，好多人陪着，我们也没有准备，人家介绍这位就是壁画的作者，就我一个人在，……我们说这个人体好像不应该有，他看怎么样，他看说我看可以嘛，

　　刚揭幕的壁画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此时赞声一片。新华社工业部的记者李安定，在报道机场建设的同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壁画《泼水节》的文章。

　　李安定在文章中这样写到：这幅表现傣族人民热爱生活，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为主题的作品令人赏心悦目，尤其画中沐浴部分，两个姑娘健康、洁白的身躯，更加表现出傣族人民的纯洁和质朴。

　　当时，很多报纸、杂志上都登载有大量的读者来信，在这一年，《大众电影》的一封读者来信曾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从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新疆读者问英杰在写给《大众电影》的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在《大众电影》全文刊登这封信之后，从8月28日至10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来信来稿11200余封，在这场大讨论中，《大众电影》的编辑将“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

　　在1980年第一期《人民画报》上，刊登着赞扬机场壁画的文章及作品图片。这一期的杂志封面是张仃的《哪咤闹海》，封底就是袁运生的《泼水节》，中间用一个跨页的篇幅刊登出《泼水节》的彩图，介绍文字这样写道：“青年画家袁运生，思想活跃，勇于创新。”

    此时被称为“青年画家”的袁运生已经42岁，正为调入中央美院做准备，突然被告知要在他的壁画前召开一场现场讨论会。

　　袁运生：说是没有这个拖拉机也没有高压电线，完了还赤脚，我们是有鞋，我们有塑料鞋穿，怎么赤脚什么的，所有这些话，裸体其实裸体没有怎么集中的说，说的都是政治性的，这些话，所以那个会开的特别没劲。

　　在现场讨论会召开之时，中国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习惯了革命歌曲的人们开始更多地接触流行音乐。

　　1980年，袁运生正式调入中央美院任教，在美院教书时间不长，他风闻自己的壁画要被毁掉。

　　此时，《美术》杂志上正发起“关于正确对待人体美术”的大讨论。这一期杂志中刊登出大量国外人体作品图片。

　　在随后的一期杂志上，刊登着各地读者来信。一封昆明读者黄振珑的来信，这样说道：“我知道海关查私，也把裸体像片作为一个目标去搜索。贵刊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同资本主义文艺有区别?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

　　陈丹青：我觉得老百姓看这件事情，可能比知识分子看的更开通一些，我们不要诋毁老百姓对这些事情接触度，其实在那闹腾，都是有点所谓文化的人。

　　袁运生：这个时候搞的比较紧张了，我一看这种形势，没有人能够保护我了。这时候我就决定去找李安定，因为我知道他是新华社的，

　　李安定：不能说我爱这幅画就把它存下来，你得讲怎么怎么，跟国际上的影响放出去了，这样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中央只会为这个把画保下来，

　　壁画《泼水节》以裸体部分被遮住的折中办法保留下来。

　　关于“人体美术”的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年底，第十二期的《美术》杂志上仍然刊登着讨论的文章——《人体美术之花与中国“土壤”》，文章提出一个问题：“人体美术在中国民族中能扎下根吗?”

　　这一年，有争议的事件不仅发生在美术界。在“新星音乐会”上出现的歌曲《军港之夜》，因为歌词“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也遭受非议，争议的内容是，士兵们都睡觉了，谁来站岗?

　　此时的袁运生已经正式调入中央美院新组建的壁画系，但从此无缘壁画创作。

　　1982年，袁运生前往美国。在袁运生出国之后不久，《泼水节》壁画中，用布帘遮住的裸体部分被钉上三合板彻底封死。

　　在袁运生出国的时间里，中国正经历更剧烈的变化。

　　1990年，在美国多年的袁运生第一次回国，遮挡在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前的木板已被拆除，有人体的部分色彩非常明亮，与其它墙面上已发黄了的画面形成强烈反差。当年引起风波的那部分反而格外醒目，似乎要给历史留下一处更鲜明的烙印。

　　1998年，在首都机场第二次扩建后，规模更大的二号航站楼取代了老候机楼。

　　2004年，装修过的老候机楼重新启用。在三楼的一家餐厅里，我们找到了当年轰动全国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和人来人往的候机大楼相比，这里经过的人明显少了许多。今天在这里就餐的旅客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餐厅门口那幅27米长的巨幅壁画。

　　当年的争议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中湮灭，时间改变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