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年前，中共北京市委就决定树立抗战纪念碑。当时所采取的是普通征稿的办法，让北京市几个创作单位出稿投标，于是，每个单位，都只是一般性的投入，其结果，当然是选不出高水准的设计稿，一拖就是8年。今年北京市委大概觉察到“投标”的弊病，于是毅然决定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独立承担了这个任务。
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全世界隆重纪念的气氛深深打动了美院雕塑系的全体教员。我们这个群体中有亲身经历了抗战的老教师，也有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员，大家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又全面地征求了历史和军史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正是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资料把我们又带进了那个使人热血沸腾的岁月。正如青年教员、系副主任孙伟说的：“创作过程中激情的产生和孕育是极其关键的。”这是创作成功的根本保证。随着对抗战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深刻体会，大家愈感觉到市委这个委托的重量。系副主任隋建国说得好：“这是一个民族的委托，是惨遭涂炭的三千万生灵的委托。”正是这种激情和感奋，使我们明确了这个创作任务的出发点和应该达到的目标，正是这个根本的出发点，确定了我们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和创新。
首先是历时8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涵无比广阔、无比生动而丰富。因此用一个单体的传统式的纪念碑，是远远不够的。当建筑家马国馨同志提出环境规划方案时。我们多次研讨后达成共识，一种平面的、多体的环境布局规划被确定。并进一步确定为38座群雄柱体集中矗立于宛平城外的纪念地中。这种布局有序而多变，可以形成壮阔肃穆的气氛，即打破了欧洲一般性纪念碑的框框，突出了我们东方文化的特色，又能充分体现中国抗日战争规模的辽阔与壮烈。社会各方认为这个纪念群雕的创作设计，是极有创意、极有特色的。
接着大家进行了初步的分工，立即投入小样的创作。很快陆续地做出第一批稿子，但是这时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大家还囿于传统纪念碑的框框之中，大部分都受前苏联、南斯拉夫等纪念碑模式的影响，因而，和渣滓洞烈士纪念碑等目前国内常见的纪念碑形式大同小异。
大家认真研究认为，过于笼统、一般化、缺少具体生动的细节的模式必须冲破，办法是进一步从半个世纪以来所有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吸收营养，使其成为我们组织、提炼、创造形象的源泉。最早突破的是青年教师们，他们从民族民间的雕刻处理手法中寻找到突破口，和最恰当的表现形式，使我们能自由地超越固定的时空限制，具体、生动地刻画感人至深的情节。他们的想法得到了老先生们的充分肯定。于是一种全新的纪念性、主体性的雕塑形式得以产生。这种新的手法把众多场面、众多人物穿插组合，具体情节和概括造型，细微刻画和总体气氛，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景交融”的氛围，这正是民间木雕、砖雕的优点，是我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我国艺术的“写意”特色。我们就这样突破了第一关。
自然而然地突破了欧洲雕刻的洋框框，也尝到了学习民族民间传统的甜头。我们学传统不是为了突破而突破，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打动中国老百姓，方能使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从三千万人的牺牲中受到激励和教育。在这个进展的同时，我们进行了集体的讨论和研究，逐个进行审查，特别请了老一辈雕塑家来，听取他们的意见。问题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正反面人物出现的处理问题、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区别、情节性和纪念性的矛盾问题、细致刻画和统一概括问题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困难是如何才能既有细致的情节，又能概括统一，如何使人深入细部欣赏却又能感受到整体气势，如何避免琐碎繁细的问题。
有的构图是把众多人物都组织在一个单纯的“构架”之中。有如一个交响乐章，把形形色色的乐器配置统一在一个单纯的基调之中，犹如一块繁细的花布，但要理成一个有序的单纯的“纹样”之后，也就不觉其繁细了。这“纹样”的形成却不是纯形式的游戏，而是根植于作者的激情和所要体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和基本韵律之中。这种方法既不是明清民间雕塑的传统，也不完全是欧洲的“构成”原理，这是汲取了“构成”原则而加以灵活运用的结果，但“构成”不是蒙德里安式的“冷抽象”，也不是贝尔所说“视觉平衡”感、多样统一的形式感，而是中国书法式的形式感，这种抽象的形式感是从被表现对象的神韵中提炼而成的，是充分体现作者特定感情的，这种处理当然要适当的减弱一些过分的具体情节，或将一切细节都融入总体环境、总体气势的律动之中，这种原则也体现在年轻同志帮我修改“扒铁路”这组创造中。我本来在碑的四面安排了四组不同的情节，显得各自为政、琐碎而气弱，年轻同志大刀阔斧去掉了一些不十分重要的环节，把翻倒铁轨的两队人马、一推一拉的基本动作组成旋转而上笼罩四面的统一韵律，形成一个主旋律，形成一种群众奋起、移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同时也保留了剪电线、炸铁甲车等细节，但都处理在主调的间隙之中，可以增加气氛而无伤大局。有的同志在谈他的体会时说，这种创作可以说是“规定动作下的自由体操”。统一的柱式结构，应该说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行家手里却照样游行无碍。一些同志较多的研究民族民间艺术，所以，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审美观念、构成原理，以及工艺技巧的掌握较我们这些习惯于搞纯艺术、搞大型雕塑的人为强，他们运用了多视点、多时空、多场景并列的方法，以及局部的夸张变形手段，重意象表现、重传神的个性特征，甚至自由地吸取绘画因素，取得了鲜明生动、活泼自由的动人效果。同时，他们又很注意西方雕塑的形体语言和象征性表现方法。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构成”因素更是工艺美术这之所长。他们来者不拒，融会贯通，所以又能使这些作品有气势逼人之感。有的同志充分发挥了开阔大方的风格，充分利用历史资料再现了当年女子大刀队的雄风。有些同志所表现的情节是以往用雕塑语言很难表现的。例如：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的滚滚浓烟和气浪四迸中的血肉横飞景象以及雁翎队等等。应该说这些本来不是雕塑题材尤其是不宜于用圆雕来表现的。但他们都创造了另一种“形体基调”。另一种“纹洋”。
我们这个雕塑群是由18位老师共同创作的，年龄最大的是我，既有洋学生，又有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但这次是各抒已见、各具特色，真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多姿多彩的总体氛围的统一。有的艺术家以虔诚的接近笨拙的手法刻画抗日军民的鱼水之情，质朴真挚、自然清新。一股淳厚纯净之风扑面而来，而相信这种气质的发挥将在他们今后的创作生涯中起重大作用。有的老同志的敬业精神是令人感动的。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创作集体中的年轻教员，朝气蓬勃，思路活跃，富有激情，在整体创作活动中起到了中坚骨干作用，在创作的每一个关键环节上，是他们在起冲锋陷阵的作用，我们有的青年教员，春节前母亲病危，也不能尽其孝道，这次创作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雕塑发展的希望。
我觉得这次创作把雕塑系整个带活了，把年轻人和老年人紧紧地联合了起来。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组成了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我们这里没有人下命令，只有共同的目标，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深深相信，我们走对了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