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雕塑研究班的毕业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大部分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有感而发。其中突出的是严世俊的彭总形象，标题是《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他不是把彭总作为大元帅来歌颂的，也不是作为被诬陷冤屈、受尽折磨的老革命来同情的；而是抓住了彭总和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血肉相连，不避艰险，为民请命这一根本特点进行塑造的，使彭总朴实而伟大、严峻而亲切的气质得到相当好的体现，这是难能可贵的。孙家钵的《屈原像》，“长太息以俺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他的主题。汩罗江畔怒号的秋风，被放逐的凄凉和屈辱都动摇了不了诗人的坚贞信念。虽然刻画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但经过十年浩劫的人，面对着这个满目疮痍的人，大概不难产生共鸣吧？朱达成的《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个人人都看到、人人都想到的现实，是个天造地设的雕塑题材，但从没有人将它做成雕塑品。也许作者多少受到了去年小型雕塑展览会上寓言雕塑的启示吧？作者似乎毫不费力地信手拈来，而且做得妙趣横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作者有的怀着深沉的忧虑，有的表示了坚强的信念，也有的流露着讽刺的苦笑，只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麻痹，没有失望，也没有看破红尘，独善其身，而是拿起雕塑这件利器，说出了人民想说的话。

第二个特点是反对“虚饰主义”，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大进步，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大进步。解放以来，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歌颂”，过分强调了“乐观”，过分强调了“到处莺歌燕舞”，再加上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就有着“大团圆”的爱好，凡是不大符合这口味的就觉得不舒服，就要疑神疑鬼，后来竟一听乌鸦叫就不高兴，谁画猫头鹰就要犯忌了，这种虚伪的乐观，廉价的笑嘻嘻，在“文革”时期发展到了登蜂造极。幸亏世界上有个“物极必反”的规律，随着虚伪被戳穿，迷信遭到破产之后，这种调调也就为大部分老百姓所唾弃；随着实事求是精神的逐步发扬，反对虚饰就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了。赵成民的《大婶》就是这种要求的体现。他到过延安，确实看到了那里农村的真实情况。当地的老百姓说：“生活还不如当年”，（指党中央在延安时）。一个艺术家怎样去理解呢？他接触到贫困的一面，但也接触到，就是那么贫困的农民，对我们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还是在尽力地贡献出的一切。对他这个从北京去的大学生热诚地接待，使他体会到人民还是像抗战时期一样，默默无声地、无比可靠地、坚强地支持着伟大祖国，这就是《大婶》的基本构思。他见到的农民，由于生活的困苦，在穿着上已经谈不上什么审美因素，但也正因为如此，却另有一种北方农民所特有的浑朴、厚拙的乡土气息。《大婶》的造型也是这样，硬朗、结实、坚定、淳朴。假如我们不去看作者对这种品质的歌颂，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应该说这种美是不易发现的，更是不易表达的，作者由于深入了生活，也有了真切的感受，才认识并发现了这种气质的美，而这种气质在作者以前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甚至在我们很多展览会中也是不多见的。当然，这件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我认为这就是作者不恰当地夸张了某些个别人的不大正常的生理特征。如果作者不肯同意说他夸张了这一点的话，起码他也是选择了，至少是保留了这一并非本质的特征——即过分突出的下巴颏。因此，很多人第一眼的印象就觉得“太丑”。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并不是艺术构思的必要。如果把下巴做得正常一些，我看是不至于损伤人物淳朴、坚强的基本气质的，甚至相反，去掉了这一点过分吸引了人们注意的地方，总的厚实、质朴的气氛会更加突出，我想这应该算作败笔。但总的说来，我还是肯定这件作品的，这是反对虚饰美的勇敢的尝试，虽然是有缺点的尝试。

展品中的第三个特点是对艺术形式的大胆探索，雕研班的普遍倾向是注意了艺术形式的新颖和多样。突出的如刘骥林的《对歌》。作者长期在贵州工作，对苗家生活很有感情。据他说一年一度的芦笙节，青年男女跳舞唱歌竟延续三天之久。往往男女两队“行歌相答”，身体随着悠扬的节拍左右晃动。作者对这种动人的韵律有深刻的体会，它优美协调，柔情似水。他对这些男女青年们的秉性、脾气、姓名等都不可能一一了解，而且这些因素在这种场合的确退居次要地位了。正因为如此，他为贵州的黔岭公园设计装饰雕刻时，就大胆地去掉了一切不必要的因素，突出了线条的流畅，体面柔和的转换，空间疏密的空灵，表达了一种欢畅抒情的运动感，一种轻音乐似的韵律美。他的探索是成功的，这件作品为很多同志所理解和喜爱。

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坚持了硬质材料的创作。值得提出的是孙家钵的《屈原像》中，对于老柏树瘿的利用。据我所知，对屈原的构思早在他进美院研究班以前就形成了。泥稿也完成得较早，但一直有个问题不大好解决，就是在风中飘荡的一堆长袍，又在身子的前面，显得凌乱无章，极难处理。后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棵带着大树瘿的老柏，那树瘿本身的扭曲矫夭，往复回旋的姿态和纹理刚好体现了作者的构思，巧妙而不罗嗦，多变而不零碎。老柏本身的性质也大大增添了一种古色。可惜作者打木雕的火候还不够，所以刀法有些拘谨，体现屈原的气概还嫌不足。硬质材料比原作大有提高的例子还有冯宜贵的《藏族女牧民》。他选了嫩黄的细木，刻得有重点，有生活气息又富有装饰性。披的豹皮，在泥塑上几乎没法表现，表现了也会显得繁琐和匠气，但在木雕中只是用圆刀寥寥几下，就显得逼真而不费力，既加强了藏族的特色，又衬托了脸部的柔和及细腻。又如唐锐鹤的《冼星海》头像，纯洁而坚硬的质感本身就体现了冼星海的高尚品质。他的大批动物木石雕，也都充分显示出动物性格和质料的巧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