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开国大典”，已成为一个红色又激情的精神符号，它的设计者，是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和开国纪念邮票，它的创意，设计者，是谁？
在中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得如此之紧的艺术家，是谁？
在漫画、年画、书法、壁画、宣传画、装饰画、水墨画、焦墨画、展示设计、艺术教育、艺术理论、中外艺术交流这些领域，都有广泛涉足和惊人成绩的，是谁？
在本世纪未，被人誉为一部活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史的，是谁？
……
是张仃。
张仃， 1917年阴历5月19日生于辽宁北镇县医巫闾山下周屯,那个地方,被人戏称为“只出白薯和胡子”。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九.一八”事变，张仃流亡到北平，那时是15岁左右。用张仃先生现在的话讲：“15岁以后一进关，就变流浪汉了。
没有家了。”从东北去北平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小知识分子在张仃的家乡流浪，他琴棋书画都会一点，自称是北平人。张仃的父亲就把他请到家中，来教教张仃。张仃正失学在家，他所读的中学的校长校董因为同情山民暴动，被军阀汤玉鹿的部下给枪毙了，学校也被砸烂，军阀的理论是“青年识了字，就会想入非非”。张仃跟着那个“北平人”学习了一阶段书画，“北平人”提出要回北平，并对张仃的父亲说，张仃可以去北平读书，他家有房子，尽管住。他拿着盘缠和张仃的学杂费用，带张仃上路了。火车到了天津，他对张仃说要去会几个朋友，就带了张仃下车，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吸完大烟挟资溜掉了……经过一番周折，张仃才从小旅馆脱身，去了北平。
在北平街头，张仃看到一个广告，是张恨水任校长的美专招生，校董有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当时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正走红，张恨水其实是利用自己的名声，为他弟弟张牧野帮衬。张牧野毕业于“京华美专”，自己任教务长。张仃投考的是国画系。张仃先生回忆道：“一到发榜，我排在16还是14名，记不清了。一共招生30来名，我在中间。当时什么都考，我数理化不行，国文和画画分数算已过关了。”
考上美专后，张仃给他父亲一信。因为他父亲虽然对学画支持，却不同意考美专──认为会饿肚子的。张仃在信中说，美专毕业后的文凭相当于大学文凭。大概是这一句话打动了他父亲，就寄来了一百元钱。张仃用这交了学费、住宿费后，也就没钱了。没多久，日本人占据热河，张仃的父亲也失业了。美专在东四十一条，东边有个南小街，是朝阳大学的所在地。大学里设有“东北流亡学生简易食堂”。属救济性质的。张仃就去那里喝点稀饭，吃两个窝头。冬天的时候，连棉裤也没有，只穿一条灯笼裤。在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之外，张仃的精神生活更加苦闷。张仃先生说：“这个学校没有内容，很腐败。大家闺秀在那里勾工笔，画仕女，这种空气底下，我很难忍受。”于是，张仃串联了两个学生，组织起战地宣传队。
一位东北军的下级军官说，从张学良到东北军都愿意抗日，只有蒋介石不愿意。你们不要向我们宣传了。这时候的张仃才知道中国的抗日问题很复杂。苦闷之中，开始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一本《伪自由书》经常放在身边时时翻读。也就在这时，张仃开始画漫画。他画了《有吏夜捉人》。《焚书坑儒》等三十几张漫画。《焚书坑儒》用的是民间水陆道场画的画法：阎王是蒋介石，一帮小鬼在活埋左翼作家。丁玲被关在铁笼里，还有几个小鬼拿着铁链，在追挟书而行的鲁迅。正遇到美专校庆，通过努力，独辟一室展出了。刘半农来参加活动，看到这些漫画很高兴，一了解张仃是东北人，生活很苦，就把张仃介绍给成舍我──他是《世界日报》的社长。张仃上半天去《世界日报》上班，设计广告，下半天返校听课，半工半读到被国民党宪兵拘押时结束。
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差不多全被破坏了，只有一个“文化总同盟”还在活动，他们看到张仃的漫画，通过考察，提议张仃把左翼美联恢复起来，让他负责组织部。张仃就往各学校跑，找进步学生。1934年夏天，张仃去美专同学凌子风家（凌子风，当代大导演，其时在西画系学习），被埋伏的宪兵逮捕了。还有凌子风。让他们登报声明退出，就能得到释放。他们拒绝。关了将近一个月，就把他们用绳子绑着，一长串，有二、三十人，从东四押到王府井，又押到车站。宪兵还向观望的市民吆喝：“看，看，共产党的下场！”当初张仃还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把大部分进步青年，赶到共产党那里了。押到南京后，张仃与凌子风都被判了三年徒刑，送“苏州反省院”。张仃先生现在还能记住部分判决词：“念其年幼无知，改送苏州反省院。”
1935年５月，18岁的张仃经艺专同乡帮助，由苏州电影制片厂保释出狱，去了北京，又搞了场宣传抗日的漫画展。我早就有个想法，想用张仃先生的照片，来讲讲张仃先生的故事。但有一阶段的照片已无法找到了，我只得用“前言”这个形式来凭空补充它。这一阶段，通过努力，只找到一张，是19岁时在南京与凌子风等人的合影：玄武湖畔，张仃光着膀子，身边是凌子风当初的女朋友，身后是凌子风，前面蹲着的小伙子是凌子风剧团里的同事。这张照片由于珍贵，而被张仃先生裱糊到一本黄宾虹的山水册里了。此物太珍贵，别说黄宾虹的山水册，就是先后一些当代名人的序跋，也是无价之宝，我就不便借出扫描。所以，在我写的有关张仃先生的照片故事里，只得让它继续留白。
补 充
1998年10月21日下午，我坐在张仃先生的客厅里，猛然一想：这里是我在北京来得最多的一个地方。张仃先生请我吃“延安红枣”，他把它从包装袋里往一只黑釉碗里倒，红枣下得很慢，他用手扒着。我在一边看着，因为张仃先生自己想做的事，别人是插不上手的。我拿起终于空了的包装袋，看到它的商标，不免感慨。商标上画着一杆步枪和一袋小米。小米加步枪。我儿子曾经问我，小米加步枪是不是这步枪的名字叫“小米加”？张仃先生夫人灰娃在外间帮我找照片。张仃先生说：“不要写我了。”
我说：“通过你，我想留下一点史料。”
张仃先生说：“写写我的朋友，我的家庭，这样好。”
灰娃先生说：“两本家庭照相册才被人借走。还有一些照片，忘的忘，失的失了。不久又丢了只大皮箱，装修房子，一只大皮箱才放在过道里，一转眼，就不翼而飞了。”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到晚上九点，我从灰娃先生找出的近500张照片中，找出二十余张照片，我大概能叙述有关张仃先生的故事了。
张仃的七弟名德成。张仃原名为贯成，在流亡途中，才改名为 “仃”的。这张合影摄于1935年，张仃被同乡从“苏州反省院”保释出狱后，回东北探亲。在回东北前，他又串联了两人，在北平艺文中学举办了“漫画展”。
张仃其时或许已有了斗争策略，那两人是画生活漫画的，张仃用来掩护自己呼吁抗日、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
张德成现居东北，退休前在单位里做行政工作。北平艺文中学即现在的北京第六中学。
这是张仃1940或1941年在重庆与徐迟的合影。
张仃到达延安后，经毛泽东亲自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到1940年,由于同一些极左思潮相抵触,
就与胡考去重庆,计划出版《新美术》杂志，因皖南事变，出版计划未能实现。４１年的一天，周恩来找张仃谈话，问张仃是想到香港，还是回延安。张仃说：回延安。但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他想去文艺界抗战协会工作。协会的主任是丁玲，张仃就在协会里从事美术创作。
1956年，张仃在法国南部与毕加索会面，送给了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册》。毕加索后来临了不少齐白石的作品，张大千在拜会他时曾见到过。
在北京樱桃沟，“文革”刚过。张仃还没恢复工作，让学生在樱桃沟找了两间农民废弃的房子，住了下来。这时的张仃，已开始探索焦墨山水画的创作。
1986年张仃与灰娃结为老来伴，生活在一起。灰娃的丈夫在抗美援朝时牺牲，是团参谋长，死时才25岁，司令员王近山闻之大哭，要让人赔。灰娃说:“我们的司令员像一个男孩。”
这是张仃的客厅，椅子上的布老虎已不在了，现在全是书报画册。灰娃称张仃为曼兄”，说在延安时，朋友们都这么喊。因为张仃年轻时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还给自己取了个印度姓名，叫“法曼达罗”。 我问灰娃：“你给张先生理发时有什么感觉？”
灰娃说：“怕剪掉他的耳朵。”
1987年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 张仃山水画写生展，陪同老友李可染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