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

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和森林深深地吸引过我。我每每决定不久就去游览。我曾定过许多计划，打算过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来就使我高兴的就是准备去游历苏门答腊群岛和爪洼的森林，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去过这些地方，除了在巴厘岛的短暂停留。我忙于工作、赚钱、开展览，看电视以及养家育女，走不开。我用日复一日的生活代替爬山渡海以满足我对游历的渴望。可我仍然定计划，这是一种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人能禁止的快乐。我常常梦想有那么一天，我漫游印尼群岛，越过海洋去看我所向往的森林和湖泊。然而，年龄不断增加，青年变成中年，中年以后的时代更快更坏。有时候我想到也许我将要衰老得不能去看爪洼的森林和苏们答腊了。

这些想象常常在我的心头。

某日，我行径在北京的后海。这是一片相对完好地保存了北京旧时风貌的区域，在这个城市，“现在”正饕餮地吞噬“过去”，后海如同孤岛，维系着我们与前人、与千百年过去的生活的联系，让我们感到时间原来是有来处，有纵深。

但后海已灯红酒绿，它变得妖治、暧昧，都市新贵们以混乱、矫饰、自鸣得意的趣味改造着这一地区——经过一间又一间的酒吧。我猜想这一幢幢的房子里可能多少年前居住着诗人、武士、和朴素的百姓，我知道其中的一间住过曾旅居南洋的郁达夫，一个朋友在那酒吧的洗手间里告诉我：咱们正在郁达夫的家里撒尿。

然后，我在后海的荷花市场看见了“印尼”：一间连着一间的酒吧，“莲花”、“布达”，“面孔”，巨大的玻璃窗内，琳琅满目地堆陈着巴厘风格的家具、佛像、面具、木门半遮，门内明亮的灯光炫耀着一地的鹅卵石和海滩贝壳、温室中的热带植物•••••

来到这些酒吧，就来到巴厘岛？就来到苏门答腊？！

这时我想起了Ao fin 和Astari，一对我在印尼认识的居住在巴厘的艺术家夫妇。我知道后海岸边的那些间酒吧与他们无关。但近年在中国都市生活颇具规模兴起的“巴厘岛热”，和“东南亚热”中，巴厘岛的风情和东南亚的文化被描述和界定出某种化石般的文化本质，并成为一种消费品。人们对于巴厘岛的体验和想象，除了津津乐道其天堂般的美丽，其余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天堂”只是有义务永远彻底地向外人和游客展现它的美丽吗？正是与Ao fin 和Astari的结识，了解他们的艺术以及传奇般的生涯，给像我这样无知的人揭开了巴厘天堂的光环之下的真实躁动的困境的一面。

两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在巴厘岛造访了Ao fin 和Astari夫妇的画室，这是一座优美如画的庭园和温馨的木屋。晚风拂煦，潜草低吟，四周蛙声动地，天边镰月如钩。我们在木廊下彻夜长谈，享受曼妙的乐曲和杯中的美酒，倾听这对艺术伉俪对我叙述他们浪漫的情感和传奇的经历。那天的聚会，带给我不期而遇的艺术震撼，更惊异于两位艺术家旺盛的艺术创作力和热烈的激情。外形俊朗的Ao fni有着无穷的爆发力，他的作品是在不锈钢板的材质上，直接用枪击出的弹痕，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金属雕塑上的弹孔像怒放的生命之花，凄美而哀伤。美丽的女主人的作品似乎是其优雅的外表的反串：她在自画像中乔装的杀手冷艳逼人，暴力化的姿态被光鲜亮丽的商业广告的包装所掩盖。显然，他们的艺术超越了我们在东南亚艺术中司空见惯的那种理想化的乡土风情或赞颂绮丽热带风光的艺术面貌。Ao fin认为：通常印尼传统的艺术表达既美丽又浪漫，有如天堂。一切都如此平静宜人。这种艺术只带有一种意义：献给外国人和游客。如果继续遵循这种设定的样式，人们将受到阻碍。无法表达真正的自我和所处的现实。我对印尼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对两位艺术家的艺术更是几乎一无所知。但仍能够感受到他们试图以这样的创作，表达对于世界和社会的强烈关怀、对自我炽热情感的审视以及印尼当代艺术家参与到国际性艺术讨论中来的热切愿望。正如艺术所表现的现实，发生于这个天堂般的岛屿的一次次爆炸和恐怖袭击与美国9•11的却难，是怎样改变了世界的风尚。在长时间的和平繁荣期后，一个个突然性的灾难事件，使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的一厢情愿、简单和理想化的粉饰和理解。同时，也更激发了艺术家对世界的好奇。巴厘天堂般的世界不仅是由那些昔时的殖民者核心的游客和消费者的名利生活所构成，它也意味着阿拉伯、爪洼人和原住民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正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艺术家也发现在这些镜像中的自己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的命题则迅速凸现出来。

华艺沙年初就告诉我Ao fin 和Astari夏天将到北京798的空间中举办展览，他们的近作更是对印尼现实社会的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的深入思考：在Ao fin的创作中，作为地域文化象征的印尼文字和民间皮影被与西方商品生硬交配； Astari则将自我形象想象为可以出走和穿行国际间名胜故地的女侠。这些过分戏剧化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艺术家的作品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两位印尼艺术家对于现实的描写与想象，绝不是对某种装饰或材料的偏执。更多是出于艺术家对人的处境的极度关注。事件和描述，尤其是对现成物的直接性的选用和揭示力量。在他们看来，提供了与现实中各种人直接接触的经验途径和表达渠道。对政治与文化的问题提供了超越对立与冲突层面的另一种解读。他们的作品流露了浓厚的矛盾和危机感，同时也隐喻着人甚至宇宙、生命的虚无。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商业丑闻、经济下滑包围的不确定的时刻，艺术家的创造，给人无穷的想象力。在灾难过后，修复内心的创伤比重建城市和楼宇更艰巨。艺术作品常常触及到人性普遍和根本性的问题。它直指现实，又要抚慰人心，重树对于生活的价值和信心——艺术的作用如此重要。

天堂依然美好，却并不平静，桃园乐土也充满着人的困惑：隐藏着怀疑、仇恨和暴力。两位艺术家的艺术正是源于我们时代的现代性焦虑，是我们面对人生、现实抑或死亡的极端处境时的真实写照。也揭示出天堂光环之下的躁动和困境：使我反观自己和所有的人们，向往乌托邦式的理想乐土，前往天堂的游客和朝慕者，我们心中共同深藏的不可救药的空虚和自欺。

在日益全球化、地区差异与文明冲突的处境下，即使身处“天堂”，也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

2008年6月27日夜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