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记者：从美院毕业没有考虑留校吗?
朝戈：我1982年毕业。毕业的背景是，大学这4年特别注意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基因，文艺复兴艺术是怎样形成的。在造型发展的历史上，文艺复兴是造型特别有力量的时期，力量从哪儿产生的?这和他们重视素描有关系，他们用素描的方式研究了整个世界，由此才出现强有力的古典艺术的复兴。这个我的感受很深，所以我毕业以后首先想做的就是在造型上用素描的方式来研究研究世界。这一方面是凭自己的积累。另一方面在毕业取向上，我是愿意回到草原的。
那一年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可以留在北京，但就我个人看，北京是欣赏艺术和对艺术作判断的地方，它却特别缺少能被深挖的环境，对我的发展来说这个环境是比较苍白的。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回内蒙古，这样，毕业后我就又一次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我对这个选择是信心很足的，我7月15日回到呼和浩特，当天就开始画，那时干劲非常大。然后年年都去草原，画了大量的素描——草原的素描。我想通过这种素描逐渐形成自己独立观察世界的方法。独立观察世界，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自然。面对自然我更多的是画草原。我自己看草原文化里有蒙古歌的众多记载，但蒙古画的概念就没有那样清晰，这里留下很大空白，草原还没有很好地被人挖掘。对于这一点我雄心勃勃，总是想应该独立地挖掘出草原的那种诗意和绘画境界，这是我画大量风景素描的很重要的动机，也包括画人。
我在前三年的工作是非常充实的，获得了一个很自由的空间。一个青年人在那个时候能够自己闯一闯天下，独立思考，不再是旁边总有老师、总有人指导等等，独立地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决定(包括第一次下乡)对我一生包括对于决定艺术的趣味、思想的取向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内省的孤独的时期，在精神巅峰上对艺术功能的重新界定
记者：回内蒙这一段有什么特殊的体会与经历吗?
朝戈：毕业以后我怀着很大的热情回到呼和浩特，开始了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独立的自我选择。但是走这一步是艰难的。从个人生活来讲，这个时期是我一个很内省的孤独的时期。当时我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心积累了很多思想回到地方，在地方我也有很好的朋友，但是作为艺术的行为，我个人完全是孤立的。完全是孤独地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做着默默的探索，去草原啊，阅览室啊，或到荒地上画素描啊，等等。
去草原画画，有时是非常艰苦的，像一个流浪者，在这个蒙古包画一次，在这儿吃住，再到下一个蒙古包，很有意思，获得的东西也很多。80年代初就把锡盟和呼伦贝尔我认为特别好的地方都走遍了。那时比较穷啊，有些艰苦吧，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当时的个人生活相当依赖于我少年时期一起长大的朋友，和他们彻底地聊自己的思想，完全把对方当作倾诉对象，有时候是把他们当绘画对象(笑)，比如我的好朋友包力道。
我说感到孤独，是因为在艺术上无法跟别人交流，别人不能对我的实践做出反应，可能既不认为你画得好，也不认为你画得不好，不过觉得你在孤立地做一件大概不大可能被人理解的事罢了。大家都是在侧眼看着你，所以探索只有在我自己心里。但我自己的选择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问题。早晨锻炼身体、读书，然后坚持把素描画下去。这就是我主要的生活。
1984年我去了好几次草原，画了大量的东西，同时也认识了我的女友李伟，这是我个人生活中一件很大的事情，它使我的个人感情生活经历了爱情，后来也经历了失恋的痛苦。
我在1984年的精神危机，起因是感情问题。
那时我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27岁，当时在大学里任教。有很多学生，我的知识很有价值，对青年人是起很大作用的。这对我还是很大的安慰。1984年我去招生遇到了现在的爱人李伟，她当时是一个学习舞蹈的非常年轻的活跃的女孩子。这段时间对我来讲在感情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体验了人所能经历的最强烈的感情。但到1984年10月，我们的感情受到一次挫折，使我堕入到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感情上的危机，然而由于许多事物不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这次感情波动也引起我很大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我有很长的时间在反复思考人是怎么会产生一种感情，又怎么会出现突然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堕入这样的痛苦之中，感到这也是包括我工作两年以来的现实在精神上的一个反馈。在这个相对边远的地方，我尽管有许多好朋友，但还是感到精神生活的孤寂和现实的某种冷漠，这种境遇也使我自省。我感到现实对怀有理想的青年的很大嘲讽。
尽管我具备某些长处，现在却感到自身的不足，面对发展中的现实和千百年留下来的浓重的传统阴影，我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然而这个危机给我的最大压力还是对自己从事艺术产生的疑问。我已经很狂热地追求艺术许多年了，而且可以说为此牺牲了很多东西。我反省这样做值不值得，艺术是不是真的值得牺牲这样多的东西，尤其在客观价值这一点上，艺术在历史上能起什么作用，我陷入最大的思索与空虚之中，无法寻找到答案。但经过一段思考，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中特别是一部日本作品，描写古代社会一批激进青年想改组现实但遭到失败而被杀掉的故事给了我二个提示。其实对于一个人的经历、生活而言，如果没人记录它，对他们的存在价值或产生疑问或表现他们，那么他们的生存就一点意义也没有。
这时我体会到要从新的意义上来看艺术作品的价值：它确实是记录了人们有过的很宝贵的思想感情、体验和生命曾经经历过的对一些特定事物的感情经验。人类文化的宝贵也是在这个地方，把所经历的美好的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艺术家最强烈的愿望，恐怕也是这个。我感到孤独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现实似乎总是冷冰冰的，从不曾像我所希望的很快做出反应。这次危机使我感觉到艺术应该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或感情的经历，或历史范畴的东西。当你觉得你的生活或你的思想感情是非常有价值的，实际你无法用其它方式表达，而只有艺术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只有艺术才具有把它永久地保存起来并使其得到升华的可能性。
当时我觉得，这场危机帮我走到这一步，我对艺术的基本功能的看法实际上是得到一个比较现实和肯定的认识，而且实际上我把艺术的功能推得比较远了，是把它当成了经历了个人生命与思索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载体，这样我多少可能从一个热血青年的理想主义进入到相对成熟的对艺术的一种实践态度。同时我感到艺术与史学功能的差异。史学也是关于发生过的事件的一种载体吧，比如对人类经过历程的叙述。但我觉得艺术跟它是有差别的。史学是非常客观的陈述和记录，客观性和理性是它的主要特征。艺术是参与者，它强调和复述的往往是人类的感情不再重复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有艺术价值的，比如“文革”时期的恋爱恐怕和我们这个时期的恋爱就不大一样。另外人们是怎样看待世界的?对于艺术，我感觉它好像是要告诉人对一个事物的真正的体验，就好像喝葡萄酒，你能品尝到确切的味道；史学则可能是分析，给你讲葡萄酒的成分，酿了多少年……你不可能从这里知道葡萄酒真正喝到肚子里是什么味道。而艺术恰恰能解决这个问题。能告诉人那个时候经历的事物在你的感受里是什么。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在自己人生的精神巅峰上重新界定自己怎样在精神上确认艺术还存有内在的价值感。如果这一点没有思考清楚；我想我无法说服自己再作那种精心努力，因为对艺术有这么大的热情，仅仅靠本能是不够的。从那以后我对艺术基本功能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实际上我现在面临的艺术的问题还是同样的，从现实来看，某种程度上艺术好像还不是那样被人们需要，但我现在不再怀疑、不再思考它的价值，我相信我那个时候的思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场危机我现在看它还有些诗意的成分在里面，这完全是一个青年的精神的历程，当时对周围的朋友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能这个能够写成一部小说。
记者：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像在欣赏华彩乐章。同时作为美学上的思考我觉得这一段也是很重要的，艺术的价值不在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上，而是物我合一的体验美学。难能可贵的是，你是在自己选定的艺术人生的发轫点上以刻骨铭心的感情体验和独立思考认真过滤了这个美学难题，并且以理论的形式肯定了这一理性思考的成果。